【大紀元5月14日訊】寫下這個題目，我曾點燃香煙對著屏幕久久發呆。

最終，還是決定寫出這份遲來的告白。雖然，還有一些事實和思考不便披露，或許它也無助於改變愛滋病流行的現實，但它會是對「人」的思考。我只希望這份沉重的東西，能讓更多的人瞭解中國愛滋病流行的一些真實情況，能讓那些仍在撒謊作秀的人們鼓起一點人性的勇氣。讓我們一起努力，哪怕我們每個人能讓十個甚至一個人避免感染ＨＩＶ走出ＡＩＤＳ的死亡威脅。

§§一、

我第一次聽說愛滋病的時候，還是北方一所醫學院的學生。隨後，在學術刊物上看到中國雲南省邊境爆發區域流行的報告。那時候，對於中國公眾而言，「愛滋病是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生活方式的一個佐證」。那時候，要是有人開玩笑說一個人「得了愛滋病」，對方可能會回答你：「我連美國都去不了，想得還得不上呢。」

1994年我進入媒體工作，從此開始和愛滋病正式打交道。那一年的冬季，我編髮了中國中醫研究院吳伯平教授的文章，介紹了泰國的米猜先生倡導開展「百分之百安全套」活動的情況，吳先生在文章也提出：「儘快開展愛滋病預防教育，不要讓泰國的今天成為中國的明天」的觀點。此後，吳老師給我寄來了很多參考資料，並介紹我認識了許多專家。

1995年6月我進入某期刊工作，開始開設《性病．愛滋病》專欄，不定期刊發愛滋病預防方面的文章。10年來，眾多的專家為這個欄目撰寫了稿件或接受採訪。

1995年12月在北京召開了「國際愛滋病防治研討會」，會議邀請到了首次在實驗室實證ＨＩＶ的法國科學家蒙特涅爾博士前來作學術報告，衛生部的領導以及眾多的專家參加了會議並作了學術發言。會議期間及其後，我走訪了一些中外專家，並到愛滋病檢測機構和收住感染者及病人的醫院進行了採訪，也撰寫發表了長篇報導。這次會議也有幾件事令我終生難忘：

我瞭解到血源污染的情況，但是，提供線索的專家，反覆叮囑我：「你得用人格保證，千萬別寫出去，要不然我們都有麻煩。我勸你也別再瞭解這些了，具體的事也沒人敢說。」

也就是在我瞭解到河北、河南、安徽等地血站污染事件的那晚，一個一直活躍奮戰在愛滋病預防第一線的「鬥士」到賓館探訪我。隨後有人告知我，他接到「有關」電話，詢問談話內容……

血，大家都迴避；血，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對普通公眾最危險的感染源；血，讓所有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保持沉默。我震驚，也無奈，因為沒有任何人願意配合我進行深入的調查和採訪。我曾試圖直接到邢台，但剛從那裏回來的朋友告訴我：「沒有結果的。我們以專業人員的身份都沒有瞭解到甚麼，你以記者的身份去，就更不可能得到甚麼。」隨後，我和一位專家約好，到某醫院和住在那裏的感染者座談，但最終我只見到了醫生和護士，並被容許遠距離地參觀了病房……

會議期間我發現了一個極其活躍的人物，他身穿一件沒有標誌的「將軍黃」的制服，四處給人發名片與人合影。最後他向我介紹說他是祖傳的宮庭中醫，以前善治各種癌症，最近開始攻克艾滋，已經治了兩個。我直言：我理解你，我知道你們開業的難處，你就是想拍點照放大後在你的診所騙騙人。但這是愛滋病，是死人的事，拿這個掙錢你良心上也過不去吧。這個人後來沒再和我聯繫。但我在此後的兩三年時間內，收到過一百多封「老中醫」的來信，談他們攻克艾滋的事跡，要求我幫他們找感染者或病人進行治療。當然，每封信幾乎都免不了肉麻的吹捧，並且講明「提成」的條件。

會議結束前，我曾問一位組織者：為甚麼會讓那些不相干的騙子混進一個嚴肅的學術會議呢？組織者告訴我：「這也是沒辦法，會議經費不夠。不能所有的人都收會務費，只能是多發通知，誰交錢就來聽唄。瞭解的人多，也有好處嘛。」對此，我無言……

§二、弱勢者的血，草芥般的命

在中國愛滋病流行的初期，被公示於眾的傳播情況主要包括：（一）邊境地區因靜脈吸毒而導致的局部區域性播散；（二）散在的來華人員及出國人員感染個案，主要為性傳播途徑，也有部份是感染途徑不明的；（三）血製品，主要是進口的第八因子，造成的血液病患者的感染，其中部份是兒童。以上情況，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疾病控制中心的相關報告。

到今天，河南省艾滋村的現狀已為公眾所知。事件的披露是經歷諸多的波折，在海外媒體報導後才在國內掀起了波瀾。一個村子裡，一週有7戶傳出哭聲，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事一樁接著一樁。愛滋病從感染到發病大約有7、8年時間，或者更長，從發病到死亡也會有一、兩年的時間。常識告訴我們，今天那些被歧視、掙扎在痛苦中的人們，他們在90年代的中期已經因賣血被ＨＩＶ擊中。

10年的沉默，10年，整整10年，誰關心過他們？誰把他們的生命如同自己如同自己親友的生命那樣掛記過、對待過？血，一提到污染的血源，我們的專家我們的官員就沉默了，甚至還會有一次次的「闢謠」；披露真相的人，還會因「洩露國家機密」受到迫害。這是為甚麼為甚麼呢？！

剛開始接觸愛滋病問題的時候，我遇到專家的時候總是希望從他們嘴裡套出一句話：「你認為中國現在有多少感染者？是怎麼分佈的？原因是甚麼？」日子久了，我不再問這樣的話，我知道那是一句不可能有真實答案的話。因為，不完全的估測，在90年代時有過非義務獻血的人大約在300萬以上。這部份人經常處於流動狀態。那時在河南、安徽等地，非法的和那些管理不嚴格的辦過證的血站，常常是用東風車從一個村子裡拉人去血站，第2天早晨再送回來。更多的人則是被血頭「養」在一個地方，1月的采血次數女性都會在20次以上。在采血過程中，往往是採用單采槳的辦法。（註：抽出全血，為生產血製品的需要，只要其中一部份成分，把血槳回輸。以節省生產成本。）混合和回輸設備一旦污染，這一批獻血員則無人能逃過劫難而感染丙肝、乙肝或愛滋病病毒。

在整個90年代中後期，我曾多次試圖跟蹤採訪血站和生物製品污染情況，但沒有一次成功過。那一幕幕情景，至今不願再去追憶。

記得在一次有關愛滋病和性問題的國際會議上，閉幕式前，我作了幾分鐘的即席發言，記得有幾句話是這樣講的：「我們專家提到艾滋為甚麼不說血的問題呢？講那麼多關懷那麼多倫理，有甚麼用？我建議各位專家再開愛滋病會議前，臨行前看一下《大清炮隊》：災難將至，大臣們忙著遞折子，最後的結果都是海水變成一片紅色……」這話激怒了一位專家，用半個小時的時間進行的「批判」，不外：愛滋病不是洋炮隊，現政府也不是大清之類。事後，我也反思，那位前輩也是無奈同時出於愛護之情善意提醒我吧。

為了揭開血源污染的真實情況，1997年年底我終於得到了一個李姓獻血員家庭的線索。第1次得到他們兄弟在家的消息後，我馬上飛到山東，然後坐出租車趕到了200多公里外的李家，把車停在村外很遠的地方，步行進村，以免引起外人注意。但李家兄弟又「外出打工」了，我只見到了李老二的已感染ＨＩＶ的媳婦、他們的孩子和家中的老人。由於有尚不知情的老人和鄰居在旁，為了不給當事人帶來不便，我放棄了事先準備好的採訪計劃，沒問任何問題。這成了我記者生涯中第1次採訪失敗。幾個月後，我再赴山東，完成了那次採訪。

便是付出了巨額差旅費的單位，表示「不願惹事」，沒有發表那篇稿件。「善意的提醒」也接踵而至，但我還是抱著最後的希望，把照片和原文複製一份交給我最好的朋友保管，把寫好的採訪報導交給了《某某週末》。編輯朋友最後告訴我：「都準備開機印了，接到電話了，文章發不出。」文中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

僅僅是因為窮，我們就顧不上關心生命的份量嗎？到底是因為科學基礎的薄弱，還是因為文化中缺少對生命意義的必要尊重，才有了今天愛滋病在中國的大流行？這是十分痛苦的思考，因為，的確存在這樣的事實：一個人，會僅僅因為所處的社會地位的低下，就可能被剝奪健康地活下去的權利，就不得不認為自己「命輕」、「命賤」，甚至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生命的份量竟然是如此之輕！我也因此認識到，愛滋病的流行與控制，並不是簡單的醫學問題，而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經濟、教育等等的綜合社會問題。我一直盼著有那麼一天，血源污染的真實情況更清楚地展示出來，以使人們警惕。

這篇費盡周折的採訪報告還在我的手頭，我隨後就跟貼在這裡。

§§三、一篇沒有發出去的採訪報導

特別策劃：

獻血員感染愛滋病病毒是中國大陸愛滋病流行與控制中的特殊問題。首先，通過這樣的感染途徑極易帶來局部地區和特定人群的病毒高速播散，使一些無辜者的生命面臨死亡威脅，給個人健康、家庭生活和社會穩定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其次，獻血途徑等醫源性的愛滋病毒傳播事件會涉及到生命健康權利的保障和維護方面的倫理、法律等問題。為此，我刊從公眾健康和愛滋病流行控制的利益出發，幾年間一直對此保持著高度關注，併進行了多次採訪。在《獻血法》實施之前，我刊記者又對一個感染愛滋病毒的獻血員家庭進行了獨家採訪。

面臨將至的死亡，一個農民家庭的無聲悲泣

——獻血員感染愛滋病病毒事件追蹤採訪報導之一

§§一份很無耐的遲來報導

1998年6月29日，我終於在友人的幫助下完成了這次極艱難的採訪。在此之前，我於1995年便瞭解到了有關獻血員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消息。但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線索一次次地中斷，採訪也一次次地失敗了……

1995年冬天，兩位來自省級防疫部門的愛滋病預防工作者在和我的交談中談到一些地區的血源被愛滋病病毒污染的情況。交談結束時，他們抱拳道：「兄弟，求你了，這事知道就行了，千萬別寫，千萬別說是我們提供的消息。」

此後，在多次的採訪和與艾滋預防界人士的接觸過程中，血源污染的情況一直是難以觸及深層的內容，沒有人願意提供相關的確切信息和幫助。我瞭解到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新疆等地都多次發現非法采供血途徑導致血源被愛滋病病毒污染的情況，可是，採訪的要求總是一再地被拒絕。

血，能在關鍵的時刻起到挽救生命的作用。但是，血源一旦被污染，接受輸血者就會受到無辜感染；如果血源被愛滋病病毒污染的話，輸入這些血液的病人將會因為醫源性因素而感染愛滋病。同時，無償獻血還沒有在我國普及的情況下，有償獻血成了解決「血荒」的主要辦法，獻血員此時便客觀地起到了「救命天使」的作用，他們的獻血行為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在自體輸血、代用血源等新的技術才剛開始應用的時候，各級醫院，特別是沒有中心血站的地區的醫療機構普遍存在著血源不足的情況，手術和治療所需的血源需要多方募集。

采血由此成為一些非法「血頭」和無良之輩的發財之道，沒有必要檢驗、消毒的非法采供血開始在地下進行，成為病源特別是病毒得以播散的途徑。一些私人開設或承包的血站，甚至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非法進行「單采漿」形式的采血。這時，分離或回輸設施如果被愛滋病毒污染，就會一次造成很多人直接感染，並會使採得的污染血液成為「艾滋炸彈」。此外，「職業獻血員」多數處在流動中，如果其中有人感染了愛滋病毒並不斷獻血，而采血機構又不做相關的檢查或獻血員由於處在艾滋感染初始的「窗口期」無法查出陽性抗體，那麼短期內就會在很多地區帶來愛滋病毒的廣泛播散。這樣，無數的人們便要直面被血液、血製品導致艾滋感染的威脅。

而從人道、倫理、法律等角度出發，與醫源性愛滋病傳播直接、間接有關的人都要承負法律、經濟、道義的責任；同時，血源污染情況的公佈有可能帶來不瞭解艾滋知識或事實真相的一般公眾的恐慌。這些背景以及不願承負相關管理、教育責任的心理都成為當事者極力掩蓋事實的理由，而【住處】的封閉從客觀上已經起到了剝奪無數人健康生命的實際作用。

從3年前瞭解到中國大陸血源愛滋病毒污染事故的信息開始，我一直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和各方反映。但是，由於沒有直接接觸到當事人，採訪報導計劃一再落空。作為一名記者，我時時為自己不能完成向讀者陳述實事的職責而自責。作為一名受過醫學教育的年青人，我更為自己不能為無辜受到致命的愛滋病病毒威脅的人們發出一些忠告而感受心靈苦痛，為不能履行一份生命呵護者的使命而深感內疚。

1997年9月，我得知居住在某海濱城市附近的一家農民，兄弟3人和1個媳婦長期在外地獻血，結果家中老二、老三和老二媳婦因獻血而感染了愛滋病毒。

當我前往採訪時，兄弟3人仍在外掙錢，於是，我請當地的友人幫助瞭解他們的行蹤和情況。1998年6月，在得知兄弟3人已全部返家的消息後，我再次前往，和他們進行了一次面談。

§§活命的想法換來了死亡

當感染者一家得知我們從很遠的地方專程兩次來看望他們，而且沒有開「紅十字車」，開始對我和隨行的友人有了好感和信任，談話便在坦誠中展開了——

「說實話吧，我們不想家裏來人。檢查已經做了，就這麼個事，我和我媳婦都沒事，就是老二和老三，還有老二媳婦有事。咱這是農村，老有人開車到家裏來，村裡人都懷疑，也不好。」

「染上這病吧，可能是針頭消毒不嚴或者是回輸弄的。先是老三查出來了，接著老二和老二媳婦也查出來了。我也獻血，查了沒事。」

「能不能回憶一下你們獻血和被查出感染時的情況？」

「我以前就賣血，這幾年不幹了。去年6、7月份，家裏缺錢就和老三到中心血站獻血。那裏是獻一次查一次，結果老三給查出來了。防疫站把我叫了去，我沒事，也不讓我再干。給我說吃飯這些事都問題不大不會傳染，還叫我告訴老三他們幾個不要再去賣血，不能生孩子。後來家裏大人孩子都查了，我們家大人孩子都沒事，就老二、老二媳婦和老三有事。」

「能談一下你們獻血的經歷嗎？」

「我是從16、7歲就開始干了，以前一年幾次，從89年起就沒怎麼幹了。」

「老二老三是從甚麼時候獻血的呢？」

「我們是從89年開始的。」

「老二的愛人呢？」

「是從92年開始的。」

「你們主要在甚麼地方獻血呢？」

「主要是在河南開封附近。」

「是你們自己去，還是由『血頭』組織的呢？」

「沒有『血頭』，是自己去的。」

「是采全血，還是只採血漿呢？」

「采血、采漿都有。」

「回輸的情況多不多呢？」

「有70%都是采單漿。」

「一般都是在甚麼樣的血站獻血的呢？」

「主要是在個人承包的血站。」

「他們要甚麼手續不要？你們覺得檢查和消毒嚴格不嚴格呢？」

「不要辦甚麼手續。也做檢查，每次換個地方都透視、化驗，主要是查些肝炎、梅毒甚麼的。抽血檢查，轉氨□合格就干，不合格就走。」

「你們上過學嗎？知道抽血也可能染病嗎？」

「上過學，知道抽血能染上肝炎這些病。」

「以前知道愛滋病嗎？」

「不知道。」

「采血前有人給你們講過愛滋病方面的知識嗎？」

「沒有。」

「在私人血站采血得的錢多嗎？」

「不多，一般采400毫升是50，有時是20。」

「知道國家的血站多少錢嗎？」

「知道，好像是100多。」

「那就是說中間人從裡面把錢都掙走了。」

「他們就給這麼多錢，你幹就幹，不干就算了。」

「那你們為甚麼不到正規醫院去獻血呢？」

「醫院檢查嚴，在私人那裏可以天天干，每月20多次。」

「女的也是這樣幹嗎？」

「不，女的一般干的少一點。」

「他們給你們吃藥嗎，比如血紅素之類的？不休息能受得了嗎？」

「不吃藥，經常這樣也習慣了，身體上也沒大的事。」

「那你這樣賣血，也沒有多少收入啊！」

「1月也就收入個6、7百塊錢，除了吃住，也剩不了個啥了。」

「你如果做工的話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收入，這樣獻血說不定還影響身體健康，你們考慮過這些問題了嗎？」

「唉，這也就是維持個生活，有啥辦法呢。家裏就那麼點地，種點小麥、包谷，地裡也整不出啥錢來。」

「查出來以後，防疫部門給你們講過這個病了嗎？」

「講了，還給了一個小冊子。」

「看懂了嗎？有甚麼想法嗎？對以後有甚麼打算呢？」

「一開始也想不開，怎辦呢，這就是種命運吧。」

「獻血也是一種救人的義舉。如果血站不污染或者消毒、檢查做得好，你們也不會憑空感染。發生了這種事後，可以說是血站的行為直接影響了你們的健康、生活甚至是生命。你們對血站是怎麼想的呢？如果有人站出來為你們說話，你們希望血站負甚麼責任呢？」

「希望他們承擔一部份責任，給一點公道吧。」

「具體需要甚麼樣的公道呢？」

「這個俺也說不上個啥。」

「有甚麼顧慮嗎？討公道的想法給別人說過嗎？」

「也……也，也沒有給別人說過。」

「擔心甚麼呢？是不是覺得得上這個病不光彩？」

「對，是這麼回事。說實在的吧，賣血也不是好事。」

「是別人的失職或者是非法行為造成了你們的感染，你們可以維護自己的權利。這種事你們想過嗎？是沒想過，還是想過以後有顧慮或者沒地方說？」

「聽天由命吧。」

「有沒有想過，查查是誰的責任？」

「沒想過。」

「如果你走到街上，被車撞倒了你會怎麼辦呢？」

「那肯定要讓他負責賠償俺損失了。」

「為甚麼現在你的健康和生命由於別人的責任受到損害的時候，想法會不一樣呢？」

「去過好多血站，到底是哪個站造成的，俺也不知道，認倒霉吧。」

「你們一共到多少個血站獻過血呢？」

「有20多個吧，主要都在開封附近，有好多都是部隊裡的牌子承包給個人的。」

「怎麼知道是個人承包的呢？」

「正式的都要身份證，還要辦證，貼上照片，手續挺嚴。私人承包的地方，這些都不要。」

「和你們一起到那些血站獻血的有多少人呢？」

「一般都2、3百人。」

「你們在那裏獻過多長時間血呢？」

「兩年多吧。」

「有沒有聽說過和你們一起獻血的人的染病情況呢？」

「有，有人染了梅毒、性病都化驗出來了。」

「經常查嗎？有丙肝和艾滋嗎？」

「有丙肝，還挺多。」

「有沒有聽說過其他人感染艾滋？」

「有，不多，有1、20個吧。」

「都是農民嗎？是哪裏人？」

「都是農民，從東北來的多。」

「這些人裡面有人吸毒、搞『性亂』嗎？」

「這個不瞭解。」

「你們有沒有想過索賠的問題呢？」

「沒有想過。」

「比如說，現在有同情你們的人願意幫助你們討公道呢？如果有人願從法律、新聞等途徑為你們提供幫助，你們有些甚麼要求？」

「俺也就是想討個公道，討個生活。」

「小冊子你們也看過了，也知道現在染上了這種病是不能生孩子的；一旦發病後醫療費用比較高，影響勞動，還會奪去生命。面對這樣的情況，你們有些甚麼想法呢？老二有個孩子，老三還沒有結婚，如果發病了你們家的生活誰來照顧呢？」

「老三現在老是覺得全身沒力氣，幹活不得勁，還常感冒。要發病了也沒辦法。」

「是沒有想過，還是覺得想也沒有用呢？」

「想肯定也想，主要還是覺得想也沒有用。俺這是賣血染上的病，上過好多個血站，就覺得染上這個要命的病挺倒霉。也不知道怎說，也不能給別人說去。」

「為甚麼會這樣想呢？」

「賣血是挺丟人的事，別人都看你是沒有啥本事，又染了病，就怕別人知道。」

§§有誰能為他們討回公道

採訪結束了，我留下了自己的聯繫地址和電話：「需要我做甚麼就寫信，有急事就打電話。」三兄弟和老二媳婦緩緩地點著頭目送我離去。車在高速路上飛駛，我合上眼默默地品味著心中的隱痛：我是多麼地虛偽和無能啊？！我能為他們做的除了安慰還能有甚麼呢？

近幾年來，血源污染已不是甚麼「機密」，不斷有從獻血員中檢出愛滋病病毒的報告見諸於公開媒介和學術刊物。但是，關鍵的問題一直沒有被觸及：

是否所有的血源已經過愛滋病病毒檢測？

在各級醫療單位采血輸血時安全性能有多大保障？

是否有已污染的血液輸給了病人？

在不知情時於獻血和輸血中感染了愛滋病病毒，應該由誰來承擔法律、道義、經濟補償和治療護理等善後責任？

相關的管理、教育等部門的瀆職者應該如何向公眾謝罪？

為甚麼關係到全體國民健康和生命的血源愛滋病病毒污染信息被長期封鎖了起來？

公眾應該如何運用他們應有的醫療治療知情權等維護生命尊嚴的權利？

血源污染事件暴露了醫療保健體制和生命文化中哪些必須得以糾正的弊端？

我知道，血源污染和獻血輸血中的無辜者感染愛滋病病毒，以及這些情況被長期封鎖的情況，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也不能只憑個人良心與努力而得以解決。我們該做的很多很多，而我們能做到的極少極少。

當返回廣州整理採訪錄音時，我感覺三兄弟和老二媳婦就坐在我的書桌旁：他們的眼神依然如故，沒有淚水和光彩，只有憂傷和迷惘。

你們今天在想甚麼，是將至的死亡嗎？你們的淚水已流盡了嗎？你們不知道生命的可貴嗎？你們知道維護生命的尊嚴是做人的基本權利嗎？

可是，老實、善良、可憐、呆板的兄弟們，有誰能為你們討回公道呢？！不幸的人們，我與你們一道感受生命脆弱的悲涼，也為你們能有一個妥當公平的生命結局而祈禱！

〔原載《關天茶舍》，北國遊子「整理了一下格式和明顯錯別字。【】中的似不通順。」〕

《民主通訊》200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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