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3日訊】在歐美，邁克爾.博蘭尼是與波普、哈耶克齊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同時還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兼科學哲學家。作爲自由主義思想家，他的“自發秩序體系”思想深刻影響了哈耶克；作爲科學哲學家，他這方面的代表作《個人知識》爲庫恩那本聲名遐邇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然而這樣一位大師卻幾乎不在中國讀者視野之內。當波普和哈耶克的著作分別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知識界掀起熱潮時，博蘭尼還沒有任何著作被引進。直到最近兩年才有他的兩本著作問世，即《個人知識》和本文將談到的《自由的邏輯》。

一．作爲科學家的博蘭尼研究轉向和《自由的邏輯》的寫作緣起

邁克爾.博蘭尼於1891年出生在布達佩斯一個有教養的猶太家庭。母親是作家，父親是商人兼工程師，比他年長五歲、與他關係親密且對他影響很大的哥哥卡爾.博蘭尼是爲匈牙利的命運而鬥爭的政治領袖和著名的經濟學家。邁克爾早年熱愛藝術和古典文學，但父親的早逝使他轉向醫學，1913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爲軍醫參加奧匈帝國軍隊，就在生病休養期間寫的化學論文爲他日後的物理化學家生涯奠定了基礎。戰後受聘于柏林一家著名的科學機構，在那裏，他開始與20世紀最優秀的科學家接觸、合作，並以自己的傑出成就贏得了作爲德國一流物理化學家的聲譽。1933年希特勒上臺，德國開始了全面的恐怖統治和排猶浪潮。雖然博蘭尼在大規模排猶活動開始前便接受了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專爲他設置的物理化學教授職位元而離開德國移民英國，但科學、理性和自由在德國的淪亡強烈震撼了他。30年代初訪蘇期間，透過官方讓他看到的一切，他又敏銳覺察到：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蘇俄。他發現史達林政權對人民思想言論的控制絲毫不亞於納粹德國；科學、理性在俄國的遭遇也不比在德國好多少，科學被置於國家指導之下，屈從於意識形態和政府強加的現實功利目標，科學自治不復存在，科學家受到有組織的迫害。無論在德國還是俄國，他都看到意識形態和國家控制嘲弄了理性精神，分隔了世界的學問，割斷了科學賴以立足和發展的傳統，導致了科學領域的墮落。而在這兩個地方，與意識形態欺騙和國家壓制思想、言論和科學的自由探索同時發生的是對內大規模使用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法西斯的橫行則使所有民主國家面臨自由淪喪的現實威脅。

自由成了擺在一切有良知有責任感的人們面前的中心問題。爲了捍衛自由，承繼著西方科學家最優秀傳統的博蘭尼在二戰前後把最熱切的關注投向了社會、政治領域，檢討法西斯主義何以興起，反思自由淪喪的原因和尋找自由的基石。《自由的邏輯》作爲這種檢討、反思和追尋的代表作，收入了作者1942—1949這八年間的一組重要文章。正如該書開宗明義所指出的：它們表現的是作者不斷發展的努力——“闡明自由的地位，以回應我們這紛擾動蕩的歷史時期提出的各種問題。”

二．揭示自由社會賴以存在的傳統性結構

《自由的邏輯》篇幅不大卻論域巨集闊，內容豐富，思想深邃。而這本書的核心，在我看來是揭示支撐自由社會的傳統性結構。作者在書中表達了一種頗爲獨特的觀點。作爲科學家的他堅信，自由社會需要一種超驗性信仰作爲終極獻身的目標。這種超驗信仰既是諸如對科學的無私探索、對正義的辯護、對自由政治討論的追求等一切自由獻身的人類行爲的精神基礎，也構成一個社會必要的一致性與自由的普遍基礎。它規導人的創造性衝動，給人的良心以自然的根基，“保證人們堅持其對於真理、正義、博愛與寬容之現實的信仰”。倘若這些觀念的現實性被否定，“國家勢必變成人們一切終極獻身的後繼者”（P51）。一旦如此，自由的喪失便不可避免。對於缺乏超驗信仰的另一文化圈的人來說，如果就作者視超驗信仰爲自由社會之基礎的結論是否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尚可存疑，但作者關於國家變成人們終極獻身後繼者及其後果的警告卻不是可以用文化差異加以拒絕甚至否定的。事實上，無論當時德國和蘇俄所發生的還是後來形形色色的極權國家中所發生的，從精神層面都可以追溯到此岸的國家上升爲了終極目標。不論何種文化之下，不論何人，只要理性尚存，有著健全的判斷力，就可以發現：但凡國家上升至這種地位之處，自詡國家代表的野心家的目標淩駕於全社會之上便成爲通則。

通過對表現著自由社會基本特徵的西方科學自治、學術自由和司法獨立等傳統的研究和考察，博蘭尼認爲，自由在西方世界可以存續和發展乃因其獨特的基督教傳統，人們通過基督教信仰認肯自己對於真理、正義、博愛、寬容的責任。而自由社會就是人們爲這一系列獨特信念承擔責任並爲之獻身的社會。以司法爲例，他指出，司法獨立的確立有賴於歷史上一代代法官們伸張正義的持久熱情，而支撐這種持久熱情、給他們抵禦來自政治權力或任何利益集團的幹預以力量的正是基督教傳統中對超驗正義的堅信。所以，該宗教傳統及其相應的道德傳統正是自由賴以存在的傳統性結構。正是在對這一傳統性結構的近代際遇及其20世紀發生的自由淪亡進行檢討中，博蘭尼就自由作了深刻的思考，揭示了自由的悖論，揭示出掙脫專制束縛的思想自由釋放出理性精神確立了理性標準，卻經由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對理性標準的顛覆，對道德、信仰的徹底否定而最終毀掉自由的基礎從而導致極權主義這一危險路徑。運用理性對現存事物進行懷疑和審視無疑是思想自由的基本表現方式，博蘭尼作爲科學家，他當然重視懷疑在推進知識和社會進步上的作用，然而他看到歐洲思想自由史上無限度懷疑的破壞性，特別是當這種破壞性及于信仰、道德，便抽掉了人的精神根基，思想和理性因變得空無一物而毫無意義。十八世紀以來發生的情況正是如此。自那以後，理性的自我伸張始終伴著高漲的懷疑精神，但懷疑推向極致瓦解了信仰和道德，解除了人們對真理、正義等共用價值的責任，人們從十八、九世紀普遍的精神亢奮、充滿理想和自信突然落入空虛，懷疑一切的懷疑主義者和一無所信的虛無主義成爲時髦。關於這兩種人，博蘭尼揭示了一個十分發人深省的現象：懷疑一切與盲信兩極相通；無信仰、無公共精神的冷漠者與不擇手段的陰謀家和恐怖分子兩極相通；結果，不是成爲專權的野心家就是受其操縱、充當極權制度的社會基礎。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超驗的或者說形而上的信仰目標被抛棄了，處於精神空虛狀態的人遲早需要尋求精神替代。結果，國家、民族或者其他什麽隨便抓住的主義——比如，科學預言、歷史法則、宣揚同室操戈的階級戰爭、赤裸裸宣揚階級權力而反對全民國家，等等——便取而代之充當起終極目標。由自由社會向極權國家的逆轉就在這種替代過程中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博蘭尼對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的批判，與另一位德國浩劫的著名反思者、歷史學家梅尼克不約而同。

爲了自由社會賴以存在的傳統性結構免於破壞，博蘭尼反對懷疑一切而主張有限度的合理懷疑，懷疑尤其應止步於根本性信仰。這一限制基於信仰的本性和理性本身的有限性，即信仰由於其超驗本性是無法得到充分證明的。在此需要一種理性的謙卑，承認理性能力在信仰問題上的局限。他相信，人只有在有所敬畏時才強大、高貴，不致淪落到受奴役地位。

三．深刻反省和改進的力量

不僅在《自由的邏輯》一書，也在內容遠遠超出科學哲學論域的《個人知識》中，博蘭尼都極其鮮明地表達了他效忠于自由國家的立場——包括接受它的缺陷和危險。不難看出，基於這一立場，博蘭尼的思想有著保守的特性。他自己並不諱言這一點，在他看來：自由社會具有深度的保守性。爲此，他堅定捍衛西方社會中支撐了自由的信仰和道德傳統，捍衛真理、正義等等構成西方文明核心的一系列超驗原則，反對無論以懷疑一切或別的什麽形態出現的激進主義，因爲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攻擊的正是自由社會賴以維繫的紐帶和立足的基礎，哪怕初衷是徹底革除一切社會弊病。

西方文明有一種深刻反省的力量並因此而具有最大的改進力。深刻反省在某些歷史時期表現爲對現存一切的懷疑和審視，如啓蒙時代的思想家。他們的懷疑審視不僅針對著現世的國家制度、法律、風俗、傳統，還質疑了宗教，襲擊了天國。誠然，這種懷疑的發展最終在十九世紀晚期導向了博蘭尼揭露的那種與一無所信的虛無主義相聯繫的懷疑主義，然而就啓蒙思想家的懷疑而論，他們在懷疑中有著尋找確定性的意向，在對教義和教會的批判中有著確立可靠信仰的努力。而且就他們的時代來說，他們的懷疑審視，包括對教義的質疑和對教會的批判，有著極其合理的歷史緣由，事實上也推動了社會進步。博蘭尼對傳統信仰和道德的執守同樣出自深刻反省的精神，是對啓蒙時代矯枉過正的懷疑精神的檢視。對於一個具有自由傳統的文明來說，在自我反省的兩種表現間尋求平衡，保持必要的張力，可以使社會具有一種開放的、反思的、自我改進自我治癒的機制，對個人來說則可以在保持內心的標準同時又保持心靈的開放。至於一個不具自由傳統的文明，雖然通向自由的道路上有著不同的任務，但仍然可以從另一文明中自由的曆險、自由與信仰和道德的關係、尤其是其間深刻的自我反省精神獲得重要啓示。

2002年8月29日

──轉自《學而思》(//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