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自由是第一生產力(五)
【大紀元5月12日訊】1949年,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充分利用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弱點,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以謊言和暴力奪取了全國政權。上台之後,中共立即撕下其“新民主主義”的偽裝,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名義,“堅決,全部,干淨,徹底”地剝奪了民國時期,乃至晚清時期人們所享有的一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自由,乃至遷徙,就業,旅游,住店,就醫,購物等基本的人身自由,人們沒有說話的自由,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最根本的是,中共剝奪了數千年來中國的封建,專制王朝統治者從來沒有剝奪的東西---個人的私有財產權。這就完全摧毀了自然形態的社會經濟(發展到現在是市場經濟),進而徹底摧毀了自由的社會生存空間---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
私有財產是自由的基礎和保障。因為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一個人的維持生存(包括滿足本能)的各種需求,必須要通過商品交換才能得到,而人的精神的需求(如學習,精神品消費,創造,娛樂等),也必須通過商品交換才能實現,這些,都要依靠私有財產提供支持。也就是說,人的生存和自由意志的發展,必須依靠私有財產提供支持。
在中共統治下,所有的普通社會成員的私有財產一律萎縮為低工資。低到什麼程度?低到如果沒有單位提供的住房,如果沒有單位提供的福利,單靠工資個人連生存也難維持的地步(官僚特權階層的“特權”也並不是從工資上反映出來,而是從“組織”上供給的特殊優厚的級別待遇上反映出來,工資遠是小頭),不依靠單位,想做個體戶又根本無門。也就是說,在中共統治下,直到“改革開放”若干年,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私有財產權被剝奪了。
為了生存,人們只能與“單位”,“組織”建立人身依附關系(這與封建農奴制何其相似!),個人的幾乎所有事情都要經過黨以及黨領導下的單位,組織,公社批准,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可言,連人身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在這種情形下,工人實際上成為工奴,農民實際上成為農奴,各行各業的“社會主義職工”實際上成為各行各業的“社會主義”奴工。
但是,盡管痛苦,壓抑,貧窮,為了生存,普通社會成員又萬萬不敢擺脫這種“社會主義”的人身依附關系。
由於建成了這種曠古未有的極權社會,這為中共一系列罪惡滔天的倒行逆施在全國順利的實施打下了堅實的可行的基礎,對這些,普通社會成員不敢反對,更無力反對。
因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的瘋狂倒行逆施,中國大陸經濟陷入破產,社會病入膏肓,毛澤東死後,為了挽救共產黨專制政權,鄧小平被迫實行“改革開放”,緩慢的,有限度地恢復了個人的私有財產權,恢復了中國歷史上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個體戶,允許農民承包經營,但是對於土地所有權這樣的具有實質性意義的大宗產權,至今一直拒絕歸還個人,其剝奪的大陸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自由,至今幾乎完全沒有歸還人們,並出動“解放”軍,血腥屠殺要求政改和平抗議學生,至今中共仍然絕不允許政治體制改革。6.4以後,為了徹底軟化人們對自由的根本保障-政治民主自由的訴求,以維護其專制統治的“長治久安”,中共放寬經濟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度,並暗中消減和扭曲了反腐敗力度,明反暗不反,或把反腐作為整人,打擊異己分子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共嚴厲打擊敢於要求更多自由權利的人,動輒關押記者編輯,異議人士,宗教信徒,社會活動者,鎮壓手段比1989年以前的十年更加嚴密,這兩手的結果是,大批的人被刻意把引到了整體性墮落的邪路上去:瘋狂地追求物欲和底層次本能滿足,徹底拋棄人文精神和高層次追求,甚至道德良知,中共企圖以這樣的手段使社會大眾忘卻其罪惡,不覺其專制。
中共建國後50多年來禍國殃民,空前絕後地害死,整死八千萬人以上,其造成文明的破壞和倒退自然也是空前絕後的,對此,當代的中國有著眾多的親身經歷,切身體會者,記錄十七年,文革,八十年代及6.4,以當今的作品也多有敘及,在下就不贅言,僅舉其惡果的概要和根本:
1949年後,中國大陸不僅沒有出現其成就超越晚清民國學術大家的人才,反而普遍地出現在晚清,民國時期產生的文化人才被整肅,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悲慘現象,由於被徹底剝奪了創作自由,這些人在“解放”後再也創造不出優異的作品,其主要成就停留在“解放”前。民國時期的文藝理論家胡風“解放後”後不久即被打倒,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中國大陸唯一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兩位作家,老捨和沈從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諷刺的是,提名老捨之際,老捨已被迫害得自殺身亡;提名沈從文之時,沈從文也已高齡病逝。最有意思的是,迫害整肅年代的幸免於難者,享壽86歲的沈從文的全部文學作品,均創作於解放前,解放後再也沒有在文學上創作過一個字。
五十年代,中共以宣傳--謊言和虛幻意識形態的煽動,短時間內激發了人們的生產和科技創造的熱情,使科學技術一度有所發展,但隨即因為對知識分子的殘酷迫害和打壓歧視,以及政治運動的破壞,使得科技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建國後五十多年來,中國唯一能夠名列世界科技重大成果之列的,竟只有考古“發現秦始皇兵馬俑”一項。
在經濟上,由於中共上台後只能破壞,不懂建設,到一九七六年,就連華國鋒都不得不承認“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如果說,體制弊端尚可革除,經濟破壞可以恢復,中共幾十年胡作非為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則是難以修復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大建水電站,“包產到戶”(性質是進步的,但由於沒有恢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從而導致瘋狂毀林的短期行為),以及現在的大上項目,大搞“政績工程”(項目出腐敗,政績出官),使得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從解放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到九十年代的不到百分之十二,粗放型工業和經濟發展造成的污染和環境惡化,就更不在話下了。以致一位在環保部門工作的中共的老干部都禁不住歎到:“國民黨再壞,還留下了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我們卻是連環境都破壞了。”
最具破壞力的破壞卻是:50多年當中,中共嚴重地毀壞了人的精神。經過“解放後”的殘酷鎮壓和整肅,民國的遺民們不是被害死,整死,就是基本上喪失了骨氣和獨立人格,就連解放前敢於公開大罵蔣介石國民黨的“民主人士”,對共產黨不僅不敢說半個不字,甚至不敢“亂想”。而生長在“新中國,紅旗下”的最幸福的年輕人,則基本上在中共的謊言灌輸當中,被洗腦成為滿腦子唯物思維方式和“革命”理念,偏見,繼而又普遍失落,成為嫉妒心極強,充滿逆反心和不擇手段的功利心的龐大人群,64以後,在中共的屠殺和利誘下,這幾代人的人文精神素養倒退了上百年,而且忠,信,仁,愛,義等中華傳統道德精神也淪落殆盡。而七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群,則在中共的欺瞞和日益豐厚的物質誘惑下,大批地變成了麻木的“快樂族”或狂熱的“糞青”,“五四”,“六四”,對他們恍若隔世;“自由”,“人權”,與他們毫不相干,可悲的是,這些新生代比起他們長在紅旗下的長輩,不僅在人文精神上沒有進步,還丟掉了起碼的社會責任意識,甚至以“不管心政治為”時髦,而且,這些新生輩完全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幾近唯泊來品是從。“死亡游戲”等西方糟粕,他們學得飛快;“忠孝仁愛”等民族美德,他們丟得精光。試想,憑著這些輩人,如何能順利地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呢?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已經被中共人為地阻斷了,中共所行反自由惡政對人的精神的毀壞,使得中國在人文精神上要多花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和世界先進文明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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