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0日訊】窗外已經見不到雪花飄揚的舞姿。高山，平原，田野，河流在我眼前變幻著飛逝。我們已經進入廣東地界，曾經遙不可及的南方近在眼前，南北的距離也只不過是這麼短短的幾百公里。家鄉的冬天已經被我遠遠的拋在背後，我已經嗅到空氣中越來越濃的躁熱氣息。我知道，迎接我的將是全新的一方熱土，全新的一個生活，以及如蛆附骨擺脫不掉的讓人更難以承受的陰寒。

* 幾個打工朋友的故事

我的第一站是廣州，稍事休息後轉車去深圳平湖。在那裡，我將正式開始邊打工邊流浪的生涯。對我而言，讓我畏懼的不是個人的得失和生活的艱辛，我對理想的狂熱足以驅散一切狹隘的個人之想。我所擔心的是不知道在即將深入的環境中自己能夠堅持多久。事實上，我知道我的遊歷從W把我從教室裡叫出來的那一刻已經開始了，因為從那時起我觸碰到的全是社會的殘酷，是人性的陰暗。我忽然感覺到這趟旅行將是多麼的殘酷，我不能保證在社會的齷齪真實的呈現在我眼前的時候還能若無其事保持鎮定。社會的殘酷已是顯而易見，若再存心去發現，用心去感受，無法想像這其中需要多大的精神毅力。

我們被送到一家叫「龍星」的職介所。那時已是傍晚時分，職介所的人先把我們帶到一家旅店安頓下來，說好第二天安排工作。我洗了個冷水澡，吃了份快餐，剛準備上床好好的睡一覺，職介所的人又把我們叫去上課。這是他們的規矩，先讓我們每人交一百塊錢買他們提供的半年內免費找工作的「普工包進廠」服務，然後給我們灌輸「危機」意識，先是說深圳如何繁華，是有錢人的地方，你們能來是天大的福氣(屁話)。轉而又說在深圳找工作極其不易，每個人既然出來打工賺錢，就要做好吃苦的準備，進了廠要聽話，不能嫌活累，不能嫌工作時間長，不能頻繁跳槽，不聽話的是找不到工作的，不安分的是賺不到錢的。然後又警告我們，找到工作後不能隨便出廠，除非被廠方炒掉，不然得說出原因讓他們批准，他們才會再次給我們找工作。若半年內被炒掉三次或私自出廠的，他們就沒有責任幫我們。那我們的下場不是被警察抓就是餓死街頭……把深圳說的又像天堂又像地獄。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深圳不就是用中國人「廉價」的血汗壘起來的天堂嗎？只不過天堂僅僅屬於共產黨官員和私企老闆，幾百萬外來工無一例外在地獄裡苟延殘喘。職介所的人久經江湖，賺起錢來有些殘忍，話說的也很實在。

那堂課上了兩個多小時，唯一的用處是讓我們個個如驚弓之鳥，對未來會如何不敢再抱任何幻想，只希望能夠找到一份工作生存下去。也許這就是職介所所期望的效果吧!現實就是這麼殘忍，能把任何美好的願望變成血淋淋的失望擺在你面前。能把滿腔的熱情變成世俗的冷漠荒度著人生歲月。懦弱的人念著「願望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個人是渺小的，反抗是沒用的，造反是找死的」苟且偷生，堅強的人也只能孤伶伶的一個人繼續掙扎。我一頭倒在咯吱咯吱響的鐵架子床上，看著這個陌生的環境，想想這些天來我的遭遇，真有一種隔若隔世的感覺。世事的變遷，人事的轉變，竟是這麼的輕描淡寫不負責任。我知道我已不再是任性而為的小孩子，為了能夠生存我必須堅強，為了理想的實現我必須堅強，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被塞進一輛小貨車去一家橡塑廠面試。十幾個人擠在一個小車廂裡，站不起，蹲不下，再加上劇烈的巔簸，難受的差點兒吐出來。幸好面試的結果出奇的順利，我和兩個女孩子被錄用了。我被安排在切削組，工作內容是把橡膠管用氣槍套在鐵製的模具上，然後放在車床上切成一條條的皮帶，去掉不良品，再用手擼下來。體力勞作的苦累是不言而喻的，累我並不在乎，如果這點苦都吃不了，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成什麼大事。更何況，我的情緒被另一種愉悅的情感所佔據，我發現我的選擇是正確的。在一個個工業區裡，在一家家工廠裡，在300多萬打工隊伍裡，我是極其安全的，不用擔心被人出賣，不用擔心國安的追蹤調查。打工仔就是我最好的身份，我可以切身體驗到社會最底層的生活，我可以零距離的觸碰到人們的心靈世界。無論是在車間裡，在廁所裡，在上下班的路上，在飯廳裡，在床上，我可以毫無顧忌地抨擊社會的醜惡，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自己的演說。在社會的最底層裡，所有的醜惡在我眼前一覽無餘。我默默地關注著，思索著。在烈日下，在暴雨中，在冷漠的人群裡，在悲慘的不幸前，我的憤世疾俗被壓迫成默許保身，我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和充滿期待被轉化成無盡的憐憫和失望。在這短短的兩里，我由學生變為罪犯，由不知愁滋味的少年磨勵成飽經世故的社會人，由盲目的衝動到冷靜的沉默，由沉默到思索，再到自願為國家之民主，民族之富強而拚搏。我不曾一刻忘記自己的理想和使命。我知道，中國的不幸需要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挺身而出。在廣東大大小小的工業區裡，我寂寞的闖來闖去，在無數卑微的人群中積聚起奮鬥的力量。我知道，對於那些和我進行爭論的人來說，我的離開就意味著永不再見。打工本就是這樣，漂泊如浮萍，聚散兩匆匆。但我依然很高興，因為所有的人在談到共產黨時都是同樣的激憤，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爭取在有限的時間裡說服他們接受「造反」思想。儘管他們都屈服於共產黨的淫威而強抑著自己的憤努，我相信這只是暫時的。至少，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我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我和我的兄弟們有力量在中國與共產黨公然對抗的時候，我相信他們一定持著早已做好的決定堅決站在我們這邊。這就夠了。

工廠裡都是集體宿舍，我們宿舍有6個人。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村，他們的年齡比我大，經驗閱歷比我豐富，但失去了年輕人所特有的熱血沸騰，剩下的只是怨天由人。我們經常徹夜不休地高聲闊談，談他們在農村裡的艱難生活，講他們年輕時的心高志傲，說他們現在的無奈漂泊。每當這時候，我感覺得到他們的真情流露，那揪心的悲痛和對現實的無能為力在顫抖的聲音裡，在長長的歎息裡展現的淋漓盡致。然而心痛又如何，歎息又如何？現實的殘酷容不得我們去無奈去歎息，不是盡力改造社會，就是被社會無情的吞噬。

他們的名字直到現在我都記的很清楚，不過基於為他人負責的原因，我只寫出他們的姓氏。

韓來自江西一個偏僻閉塞的小山村，那裡貧窮與愚昧的程度令人難以致信。蒼茫茫的群山裡，稀稀疏疏的散佈著幾十戶人家。沒有通電，沒有通水，也沒有修公路。一到晚上，黑暗潮水般把整個山村淹沒，只有破舊的煤油燈散發出暗紅的火焰，整個山除了狼吼便是死一般的寂靜。山裡的日常生活也是出奇的艱難，吃水要翻過一座山在漂滿了枯樹葉與死老鼠的水潭裡挑；日常用品要翻過五，六座山走到20多里外的小鎮上去買；一日三餐總是蘿蔔乾白菜丁醬豆和鹹菜，每家每戶都養的有豬，可是過年了誰又捨得殺掉自己吃呢？韓說的話讓我鼻酸，他在家裡，平時難得油腥，只有過年才會買幾斤肥肉，先把油全煉出來，剩下焦糊糊的肉乾也捨不得一下子吃掉，醃的鹹鹹的每頓只吃幾塊。中國農民生活之艱難由此可見一斑。

山裡與世隔絕的生活孕育了淳樸善良的民風，然而人們的善良體現在獨裁政權上只能是可悲。一年四季除了忙自家田裡的活，還有出不盡的義務工；除了繳納沉重的稅收和村提留，還要面對村幹部貪得無厭的黑手。韓祖祖輩輩都在田裡打滾，風裡雨裡一代代的走過來，現在仍是一貧如洗，何曾有過一天輕閒？何曾享過一天溫暖？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我們的農民沿襲的依然是幾千年來未曾改進的刀割牛耕從事原始的體力勞作，承受的是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折磨，面對的是變本加厲赤裸裸的剝削壓迫。中國農民的沉重負擔是任何民主國家的人民所難以想像的。幹部多如蝗蟲，凶狠如虎狼。苛捐雜稅多如牛毛，重如泰山。不論種地不種地，都必須繳納類如人頭費、宅基費、自留地費，村集資，連沒有勞動力的花甲老人和剛出生的年幼兒童都要按人頭繳納幾百元的攤派。這幾年來，中國大陸天災人禍肆虐之頻繁是空前絕後的。與此同時，強權政治的打壓盤剝同樣的讓人不堪承受。很多農民勞作了一輩子仍是了無積蓄，住的仍是泥糊的小屋。一個月前家裡打來電話說大爹的小土屋被暴雨衝垮了，要借錢蓋房子。當時我就哭了，彷彿看到大爹一家在風中瑟瑟發抖的模樣。那小屋我知道，我記得早在我小時就已裂開了無數條口子，一颳風下雨就成了泥潭，能撐到今天已是不易。但無論怎樣小怎樣破，它都是大爹一家五口的依靠。大爹風裡來雨裡去的過了一輩子，老來不僅身無分文就連棲身之所都沒有，淒苦之情猶在眼前。我寄了8000塊錢回去，希望能幫大爹渡過難關。我知道8000塊錢只是杯水車薪，但我能拿出的也只有這麼多，中國無家可歸的人太多太多，憑我又能幫到幾個？我很清楚地記得在我9歲那年的夏天，一場暴風雨過後，我們村裡垮了20多間房屋，死了13個人。扒開泥土時他們的身體痛苦地扭成一團，猙獰乾癟的臉和暴睜的眼始終清晰地刻在我的腦海裡，像一個噩夢。離開農村已近十年了，穿過遙遠的時空我仍能感受到那種原始的荒涼，仍會勾起曾經的心傷，讓我莫名其妙地落淚哭泣。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些陰暗的日子，因為它帶給我的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折磨，更從思想上振憾了我，啟發了我，讓我能夠挺過艱難的生活，看透現實的浮華，刺破獨裁者的謊言觸碰到社會的本質。社會的殘酷，人們的苦難不都源於當權者的卑劣，政治的黑暗嗎？古人痛斥苛政猛於虎，中共之獨裁似乎更甚許多。

直到現在，已過而立的韓仍是光棍一條。沒有人願把姑娘嫁給韓家，因為他家用土坯蓋的茅草小屋已是搖搖欲墜，因為他家連幾百塊的彩禮都拿不出來。林深似海，可是能讓人們生存的空間又有多大呢？中國人故鄉情節很重，若非逼不得已，沒有人會背井離鄉，漂泊四方的。然而韓跑了出來，在人流滾滾的深圳，他默默地掙扎著，為著一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理想而奮鬥—-賺錢蓋房娶媳婦。韓能做的到嗎？迎接他的只能是無窮盡的失望。事實上，自從他踏上這塊土地，所有的不幸已經隨之開始。逃離農村，只不過是一種苦難的結束另一種苦難的開始。在中國，所有人為的災難，都源於萬惡的中共獨裁政權。僅僅試圖逃避而不是勇敢面對努力改變，是永遠也也不可能找不到真正幸福的。

　

林是個「叛徒」，是個「逃犯」。但我不這麼看，我知道這是中共對他「不識時務」的懲罰。在我眼裡，林是個當之無愧的英雄，因為他是我在現實生活中碰到的唯一的一個敢於反抗的共產黨人，唯一一個因為民謀利而被迫害的共產黨幹部，我對林是由心的敬重。

林的家鄉很普通，同中國千千萬萬的小山村沒有區別，窮的不能再窮，愚昧的不能再愚昧。林幼時父母雙亡，是吃百家飯長大的，是父老鄉親自發的湊錢供他上學。他是村裡唯一的大學生，對他而言，村裡所有的父老鄉親都是他的父母。林是個很重感情的人，大學畢業後放棄了留在大城市的機會，毅然回到家鄉的小山村。林發誓要讓家鄉的人們永遠的擺脫貧窮，過上真正幸福的生活。他拿出上大學時攢下的兩萬多塊錢，又發動群眾集資入股辦了個養豬場。對於林，鄉親們是極其信任的。他們都把林當自己的兒子看待，林沒有房子，鄉親們都搶著把他拉到自已家裡住；林說要辦養豬場，每個人都慷慨解囊，而不考慮是否會虧本。林沒有人讓人失望，短短的幾年，養豬場越辦越紅火，真正實現了自己的誓言，讓家鄉富裕起來。林也有足夠的錢給自己蓋了幢小樓，好事連連，很快又有了自己的愛人，再有了兒子，生活正向林顯出美好的一面。與此對比鮮明的是，村委會負債纍纍，三番四次的被人上門追債，所有的工作都陷於停頓。林臨危受命，通過選舉當上村支部書記。在他看來，那是唯一一次沒有上級干預比較公正的選舉。林上任後就把養豬場廉價賣給了村裡，又將村裡的荒山開懇出來種上果樹，所有的水塘擴修後承包給個人搞水產養殖。村民的選擇是正確的，林的能力得到充分發揮，村裡不僅還清了所有的債務，並且有了足夠的錢把學校翻修一新。短短幾年很快去了，很快的又到了換屆選舉的時候。林絲毫不懷疑自己當選的可能性，事實上也沒有一個人會懷疑。然而現實就是那麼殘忍，林落選了，由鎮長的親戚取而代之。所謂的選舉只不過是政府「民主政治」的遮羞布，整個過程看不出半點兒透明的成份，純粹是走過場，鎮長的一張嘴抵的過幾千村民的意願。林只不過是被利用來收拾殘局的工具而已。憤怒的村民放下農活到鎮裡上訪，被趕了回來。又開著拖拉機浩浩蕩蕩的去市裡告狀，市政府竟說林煽動群眾鬧事，圍攻政府，抓起來判了6年勞改。一些情緒激動的村民也被拘留，押送到鎮派出所。鎮長對這些越級告狀的刁民恨的牙根癢癢，親自坐鎮派出所把一些村民打的皮開肉綻，然後通知家裡拿錢贖人。林在監獄裡的遭遇我寫不出來，因為我沒有經歷過，並且林一提起往事就太過於激動什麼也說不清楚—從他的敘述中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種咬牙切齒的憤恨。引用別人的經驗之談，「中共的勞改農場實行的是奴隸制度，只要不整死你，咋搞都行」。依我看也差不多，當林刑滿釋放後，蒼老憔悴的讓人心酸，六年非人的牢獄生活足以把一個身強力壯滿腔熱血的青年折磨的心如死灰。

村裡一切又恢復原狀，滿目瘡夷貧困不堪。養豬場已成村長自家的私產，果園由於缺乏管理已是枯死過半。其實並非是新村長沒有能力，這幾年來，他不僅「贏」得民心一再當選，還把強佔過來養豬場經營的有聲有色，同時修建了磚瓦廠，挖空了村裡的幾座山換來大把的錢，小日子過的很滋潤。由於林當村長時賣了豬場一心撲在村務上，家裡本就沒有什麼收入，坐牢期間就妻子一個人硬撐著，已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躲在空蕩蕩地屋子裡，林感覺像是做了個夢，曾經的輝煌曾經的幸福都是過眼去煙一去不返，睜開眼發現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的，現實的殘忍讓疼痛在肌膚上是那麼的刻骨銘心。雖然村民的心沒有變，依然是那麼執著的關懷與信賴，然而林已是心灰意冷，他看透了這個社會，再努力又如何，豁了命的反抗又如何？一個人，一百個人，甚至十萬人在強大的獨裁政權面前也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林只想安安穩穩的過自己的生活。林太天真了，他認為反抗是徒勞的，卻不明白這世上本就沒有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事實上，這個社會的不幸，正是因為太多的人明哲保身躲避退讓姑息養奸所造成的。春風得意的村長利用農村稻稈多的優勢又開辦了造紙廠，唯利是圖的他竟把未經處理的廢水排進村民灌溉農田的水渠裡，導致莊稼枯死過半。這下村民鬧翻了天，操起傢伙湧到造紙廠要討個說法。同時推舉林為村長，成立了新的村委會，所有事務一律自己解決。林當仁不讓，決心為自己也為村民討回一個公道，遂再次帶領村民聯名上書市政府，要求：一，補償農民損失；二，嚴懲村支書貪污瀆職，侵吞集體財產的行為；三，重新進行真實公開的村民選舉。這些本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在共產黨政府裡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政府怎麼能向一群刁民妥協？事情處理的結果是：一，造紙廠賠償農民莊稼的損失，農民圍攻造紙廠導致停產損失也須賠償，兩相抵消，村民應賠造紙廠××萬無，分攤到個人，從提留中逐年扣取。一部分頑固分子須負法律責任；二，關於村長貪污問題經查證純屬誣告，政府寬大處理，不予追究；三，村民自行成立的村委會未經上級任命，屬非法組織，立即解散。哼哼，聽到這裡我無話可說，稍經世故的人都知道必然是這個結果。當然這個必然的結果是不能讓人滿意的，林怒火中燒竟帶頭摘了市政府的牌子，把市長揪出來痛揍了一頓。大批武警很快趕到，一陣棍棒就打散了村民。林趁亂逃到了深圳。怪不得有「吃一塹長一智」之說，林的逃離避免了再次入獄的慘劇。其他村民就沒這麼幸運，大都被罰款判刑。我承認林的確很有膽魄，也很佩服他的才智和大公無私。他對共產黨從忠誠到失望，到痛恨再到挺身反抗，這個過程不能不讓人深思。但他最後的衝動造成了自己的顛沛流離，也連累他的鄉親無辜入獄。林也一直在為自己的莽撞而懊悔，害了自己，害了鄉親，也害了兒子。他媳婦在那件事後就跟著一個外地男人跑了，留下半大的兒子，靠著鄉親的幫助生活，一如林小時一樣。

這是何等令人心酸的巧合！

剛三十出頭的趙已是三個女孩的父親，生活的艱辛使他過早的衰老，歲月的無情在他臉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身材雖依舊高大，但腰已不可逆轉地彎了下去。趙是中國教育制度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受害者。趙在家是獨子，三代單傳。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有著極強的香火觀念，不得兒子誓不罷休。然而蒼天弄人，趙似乎注定命中無子，一鼓作氣生下了三個全是千金。趙固然生氣，更惱火的卻是政府。在趙生下第二個女兒時，被計生辦抓去關了半個月，直到賣光家當交了一萬塊罰款才放回來。趙破罐子破甩，頑強奮鬥，又生下第三個千金，他的想法是反正家裡已是一貧如洗，你愛怎麼罰就怎麼罰，破爛家什想拿就拿。氣急敗壞的村幹部和計生辦人員再次重兵壓境，浩浩蕩蕩的帶著一輛推土機來執行政策。同樣生了三個孩子的村長跳著腳大罵，你他媽的是豬啊就只會生，咱們村裡的計劃生育模範稱號就被你給砸了。你要兒子，我就拉你糧食，扒你房子，就算生個兒子也讓你養不活。一幕鬧劇就這樣上演了，平時人模狗樣的幹部們放下了架子，挽起袖子牽豬拉牛搬糧食；趙也被執法人員打倒在地哀號不已，妻子摟著三個女兒哀求哭泣。這絲毫不能打動執法人員的鐵石心腸，最後，挖土機恕吼著衝向趙的土坯小屋，嘩啦一聲巨響，趙昏倒在地。這就是計劃生育政策的殘酷！事隔多年趙再次提起仍會激動的全身顫抖，眼中的閃耀的怒火讓人不寒而慄。我明白趙的苦楚，十幾年來，我親眼目睹的類似悲劇難道還少麼？我知道在房子倒塌的那一瞬間，趙對生活的希望也一併被擊毀了。生活於他而言，意義只在於如何活下去，至於是好是壞完全聽天由命，這是最可悲的。

一無所有的趙豁出了命要和政府對著幹。他們把三個女兒放在丈母娘家，毅然帶著媳婦參加了「超生游擊隊」，跑進茫茫大山為趙家的香火奮鬥。一年後趙一個人蓬頭垢面地回來了，兒子沒生出來，媳婦也因難產死在山裡。心灰意冷的趙那時真的想過自殺，可是他還有三個女兒，他不能丟下她們不管。一無所有的他能把孩子養大成人嗎？三個孩子相繼長大，都要上學。然而昂貴的學費無疑又是趙無法逾越的障礙，把孩子留在家裡又不可避免地違犯了《義務教育法》。我明白趙的無助與困惑。在中國，上不起學的並不只是他家，這是整個中國的痛處。所謂的義務教育只不過是一種強姦民意的說法，盡義務的從來只是老百姓，共產黨則一直扮演著巧取豪奪的強盜角色。前不久聯合國文教官員托馬謝夫斯基應邀到中國考察，她的答案讓中共大失臉面：「中國在教育上的投入比例幾乎比任何一個實行義務教育政策的國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窮國烏干達，在確保人民受教育方面都比中國做的好。」我很佩服她的精明和直率，在中共官員「引導」下的考察中她能得出這個結論確實難能可貴。但她注定觸碰不到更深入的問題，雖然那些會令她更為驚訝的事情在中國極為普遍。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形容中國的教育制度，我只能說所謂的義務教育實質上是中共的愚民工廠和斂財工具。

　

五，我眼中的中國教育和醫療

回頭想想這十幾年來的買學生涯，我選擇了離開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我絕不會因此而有絲毫懊悔，儘管我的父母是那麼的不情願。讀了十幾書，若要問我學到了什麼，實在是羞於出口。不知是我太笨還是怎麼的，這十幾年所學到的東西，還不如我在家裡自學電腦來的有用；甚至也比不上在課堂上偷看武俠小說得到的多。我學電腦，讓我現在有了賴以謀生的技能；我看了幾籮筐的「禁書」，讓我現在能夠輕鬆地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

而學校呢，老師呢？他們給我的只有厭惡。並非是我無情，這是中國學生普遍的心理。中國曾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古話，現在還說的通嗎？在中共的統治下，人民並不僅僅是皮肉受苦，更可怕的是本性的喪失。老師不再是愛徒如子，學生也不會侍師如父，彼此之間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錢利益瓜葛。我不管共產黨怎樣善於自我標榜，至少現在的一切讓每個人都心力憔悴，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管共產黨的教科書上怎樣地抨擊過去，至少我知道過去的人們還有寧死也把皇帝拉下馬的勇氣，過去的人們還有現在永遠也找不回的純真與偉大。教八股文的先生再苛刻，他的用心良苦總能贏得弟子的愛戴。而現在呢？老師的「用心良苦」同樣讓人感受深刻，他們變著法兒的從學生家裡撈取好處。逼著學生購買盜版書籍，逼著學生給遠在天邊的某某「捐款」，逼著學生把「勤工儉學」上山採來的藥材送到自己家裡，逼著學生到自己家裡幹活。。。。。我可以這樣說，中國師生之間的仇恨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所難以想像的。在我的印象中，小學和初中我和我的同輩都是被老師打過來的。僅僅是一次遲到了，作業錯了，考試分低了，上課說話了，打瞌睡了，交不起學費了。。。都可以讓我們挨一頓狂風暴雨般的狠揍。我記得初一時一個王姓老師說過一句話「半大的小子，骨頭結實，只要不打死就沒事。」這還是人說的話嗎？後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現在還很開心，有次那王老師手癢，竟同時教訓三個慢班的學生（所謂慢班就是學校把所有的差生集中起來編在一個班。派個厲害的體育老師管教，只要做事不出格，隨便幹什麼都可以。那時他們天天能夠外出旅遊讓我羨慕不已），罰他們下跪，豈知那三個也不是好惹的角色，平時除了怕校長和體育老師外誰都不放在眼裡，竟團結一致操起凳子把王老師攆的滿校園跑，全校學生都跑出來捧場大聲叫好，真是解氣！那場面很是壯觀，現在想想都忍不住要笑。還有一個國寶級的張老師不得不說，他是我初二時的數學老師。他打人固然厲害，看家本事卻是「潑男罵堂」。在他的課上，稍不滿意就能罵上半節課，而且罵的花樣百出，絕不重複，上至祖宗八輩，下至子孫萬代都不放過。我記得很清楚，有次考試我們班在年級排名稍後，他專門挑時間給我們上了一節政治課—-背著又手在教室裡轉來轉去的整整罵了一節課，下課時還拖了堂，導致外班的學生成群結隊地都跑來「聆聽教誨」，簡直是絕世奇才。更好笑的是，某同學料到要挨罵，竟事先準備好錄音機，把整個過程錄了下來。這可是難得的寶貝，現在我和那同學已無聯繫，真希望他還保存著，讓全世界認識一下偉大的中共黨員，中國教師。

「百年大計，教育第一」，「全面推選素質教育」，幾十年來，關於科教興國的口號喊的賊響，可事實上呢？一心想要爭當世界大國的中國教育投入比不上非洲窮國烏干達；素質教育實行了十幾年，時至如今，全國上下幾千萬學生仍喊著「分分分，學生的命根」埋頭苦考。各級政府也大張旗鼓地宣傳應試教育，直接造就了學校老師只片面地抓升學率而不考慮其它。一個勁兒地逼著學生日以繼夜地死記硬背，一個勁兒地研究這考題，那大綱把學生培養成「四眼呆子」。我上高中時，學校專門成立了個「教研辦公室」，主要工作是研究每年的考試題，並判斷下一屆出題趨勢，真是典型的不務正業！還有更直接的，學生出錢請人偷試卷或學生、學校、市教育局聯合舞弊，學生在考場公然抄襲。近年來，哪年高考沒出幾件大案子？哪年沒有教育部門的官員落地下馬？但這絲毫改變不了現實的一切，考（抄）出好成績，學生自是光宗耀祖，老師晉級加薪前途無量，各得其所。

　

與此同時，在「教育產業化集團化」口號中，中國教育已從實質上蛻變成敲詐民財的幌子。無論公辦私立，無論大學小學，學費的節節飆升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與其它國家的免費或廉價教育相比，實在是夷所思。教育制度的落後腐朽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人為的災難也同樣不容忽視。儘管國家明文規定的學費已是高不可攀，但一層層壓下來卻總是越加越多。據我的經歷，每學期交書費都意味著要眼睜睜的被人掠奪一次—-與所發書本的訂價加起來的總和相比，學生交納的書費總要多出一大截，物非所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裡體現的一覽無餘。雖然說中國實行了義務教育，但誰都知道這只是一張空白支票。對於一部分成績較差升學時達不到規定分數線或想上名校的學生來說，繼續上就不得不花一大筆去買分。1999年我升高中那一年湖北省的規定是低於錄取分數線一分交320塊錢，依此類推，最高一萬二封頂。我的天！這還是學校嗎？這還是義務教育嗎？完全是強買強賣的無恥奸商，分明是赤裸裸的敲詐掠奪。然而除了要繳納那些昂貴的「正規」的收費外，還有什麼集資、轉學費、擇校費、捐贈費、「基金費」、攤派費、調劑費、報名費、治安費、危改費、錄取費、資料費、訂購費、調班費、分科費、補課費、補考費、輔導費、服裝費、試卷費、微機費、建檔費、軍訓費、畢業費、桌椅費、體檢費、報刊費、住宿管理費。。。。名目之多，花樣之繁令人不得不佩服政府想像力之豐富，老師面皮之奇厚無比。除此之外，中國的教育歷來還有城市歧視外地人的慣例。外地民工子女進當地學校讀書不得不付出巨額學費購買學籍，使本來就貧困不堪的民工更加的陷入貧困。這是對人民的公然迫害，是對人權法的公然踐踏。

強制的「義務」教育，高昂的學費，給中國家長帶來了沉甸甸的負擔。在號稱「公有制」的中國，人民的一切財產均已被變象的納為「一黨之私」。八，九億的農村貧困人民暫且不說，就是城市的工薪階層充其量也不過是維持正常生活，手中結余本就不多。然而隨著就學人數的急劇增加，中共不但沒有適應地增加教育投資，反而把教育經費強行轉嫁到了平民百姓身上，讓普通家庭承擔著本該屬於國家的教育負擔。如此一來，老百姓為了生計，為了子女上學而疲於奔命，哪裡還有時間顧及民怨國難？哪裡還敢奢望遙不可及的民主自由？說來好笑的是，教育與生育似乎也有著驚人的因果關係，現在人民不敢生孩子，不僅僅是怕共產黨的野蠻執法，更怕的是生下來也養不起。還有，教育不僅成了財政取之不盡的源泉，也成了中共宣稱中國不能民主的借口。江澤民在《山西考察工作時的講話要點》裡說：「我給外國人坦率地講，我們現在沒有用直接選舉的辦法，為什麼呢？我們十一億人裡面有兩億文盲，怎麼直接選舉？這不是很清楚嗎？」仔細想想，共產黨做事說話可真是相輔相承無懈可擊。偉大光榮正確的厲害！

趙曾說過一句比較明智的話：「共產黨所有的政策執行起來無一例外的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打，罰，搶。犯了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一頓再說，然後罰的你傾家蕩產，再依法沒收實際上就是搶光你的所有」。真是經典之言，就連義務教育都能產業化，就連槍斃犯人還要家裡出子彈費和車油錢，共產黨要錢的方法真是想絕了。我能力有限，找不出更合適的話去形容，江澤民鎮壓法輪功時說的三句要比我說的精彩：對於敵對分子，我們要從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這正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治國之策！這是何等的駭人聽聞！

談到教育，就不能不提及醫療。在民主國家，這是政府對公民應負的最基本的責任。這在中國完全是一種妄想。就像本該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院，現在不是也基本上變成了白衣惡魔嗎？在我看來，他們的行為與土匪並無二致，都是肆無忌憚的明搶。且不說醫院不見錢不救人已是良知的淪喪，拿了錢治不好病甚至把人治死又該當何罪？中國的醫院似乎並不需要為自己的任何過失負責，且不說中國沒有進行醫療事故鑒定的機構，也不說醫療收費糾紛不屬《消法》保護範圍，就是有又如何？大部分醫院都是黨一手操辦的，官僚霸氣自是沾染了不少，社會關係自是盤根錯節牢不可搖。

我們不敢再要求醫生們能有先輩那樣高尚偉大，像華陀，像李時珍，這些遙遠的像是神話中的故事。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了，醫院的後台也硬了，醫生們擺擺架子自是應該，收起紅包來也是心安理得，小手術數百，大手術數千，完全明碼實價。碰到公費治療，打架鬥毆，車禍，癌症什麼的價錢翻倍。如若不然，就刀下留情，給你留截爛腸子，剩點爛肺葉子，等著你舊病復發再來送錢。要不就一狠心，把鉗子，藥棉什麼的小玩藝兒縫在你肉裡，鬧的你一輩子不安身。這些聽來讓人毛骨聳然，卻又有多少已經真真切切地發生在我們身邊呢？

還是先說我自己的經歷，在我8歲那年，一次偶然的事故中我左腿骨折，在縣一醫院治了一個月後略有好轉就出院回家。俗話說傷筋動骨100天，我休學三個月呆在家裡閉門休養。 然而沒過多久復又發作，只得再次住進醫院，誰知越治越糟，幾個月後竟惡化成骨質增生，這一般是老年人才容易得的病，可我才多大？在這裡，前前後後花了我家4000多塊錢，卻是這種結果，責任該誰負？百般無奈的父親只好把我接了回去，然而沒過多久縣一醫院有個自稱姓趙的醫生打來電話聲稱我的病可以治好。父親喜出望外，連忙把我背了過去。那個趙醫生卻是把我帶到他的家裡，原來他私開診所和醫院搶病人。這倒是個不錯的生財之道，中國許多聰明的醫生正幹著這種勾當。病人的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花錢白受罪。我的病被他越治越厲害，腿腫的像是小饅頭，稍微一動就是徹骨的疼。父親認為不能再這樣小打小鬧的花冤枉錢，要治就要到大醫院裡花大錢一次治好。於是我又被背到某大城市的中心醫院，辦完繁瑣的入院手續，交夠足夠的錢，我終於躺在骨科病房裡。醫院做了檢查後診斷是骨膿腫，要把膿吸出來。父親鬆了一口氣，醫生說能治好，他就放心了。可事情會有那麼順利嗎？我在醫院住了20多天，每天都是打幾瓶葡萄糖加白黴素，主治醫生老是說忙，等幾天。後來經病友「介紹經驗」才知道是要給醫生送禮的。父親似乎沒有這筆預算，並且對醫院收取費用認識不夠，所帶的錢10000塊已是所剩無幾。幸好這時村裡的其他幹部來看望我，並且帶來了不少的「慰問費」。我料想父親那時一定很矛盾，是收賄還是治我的病，身為人父他只能選擇後者，我知道這是他為官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越軌。

錢就是好使，醫生收到1000塊紅包後第三天就給我做了個小手術把膿吸出來。然後又是日復一日，一瓶接一瓶的打葡萄糖。如果事情就這樣結束了那似乎太不符合現在的社會規律了，兩個月後再作檢查病情竟發展成慢性骨髓炎，這在當時是極其難治的。讓人更憤怒的是那些醫生竟見怪不怪似的置之不理。在村裡也算個人物的父親置身這大省城似乎也只有委屈自己的份，他又把3000塊錢送到院長家裡。院長就是院長，輕輕一張口，平日裡那些趾高氣揚的專家立馬到我病房裡瞭解情況，隨即制訂了醫療方案，然後給我來了次大手術，在我的腿骨上敲開一個小洞，把壞死的骨髓刮出來。這應該是比較徹底的治療，醫院說再觀察一個月就可以出院了。這句話讓父親欣喜若狂，在他看來，只要能治好我的病，一切的代價，所有的委屈都是值得的。在剩下的日子裡，醫院又是一個勁兒的給我打葡萄糖，並且派些實習護士給我打針，扎的我頭上，腳上，胳膊上針眼滿佈。這些疼又算什麼？我知道最苦的其實是父母，這幾個月來，父親每晚都是趴在我的床邊照顧著我，何曾有過一夜安眠？一日三餐，我頓頓魚肉不斷，父親總是兩個小饅頭喝稀飯。我在病房裡呆的悶了，他就背著我四處晃悠。醫院裡本來有輪椅的，但費用太貴了，我們用不起。我永遠不會忘記，在長達七年的求醫過程中，是父親的肩膀伴我渡過那些艱難的日子。記得有個老太太對我說「你看你爸爸就像老黃牛一樣成天背著你，長大了可要孝順啊！」聽的我一陣鼻酸。是，我欠父母的是一輩子也還不清的。還有我的母親，她曾哭著跑來看我，原來有人在村裡造謠說我的腿被鋸掉了，嚇的我母親哭了一夜立即趕了來來。得知我已做了手術後又連忙趕回去。我知道，現在正是農村的大忙，媽媽一個人在家裡耕耘著七，八畝田地，她不能荒廢了一季的農活。

至今仍記得我回家的那一天，父親背著我穿過一片片金黃的稻田，遠遠的母親扔下鐮刀跑過來把我抱在懷裡，淚水灑滿了我的臉。如果事情發展到這裡就結束也沒有什麼，可不幸的是幾個月後我的腿又腫了起來，仍舊是鑽心的痛。這次我對父母撒了個謊，而且騙了他們幾年，我一直說自己的腿不痛，我一直忍著不發出一聲呻吟，我不想再讓父母為我牽腸掛肚。在後來的二，三年裡，我再沒有進過任何一家所謂的國家正規醫院，父親發動親朋好友找來了所有找得到的民間偏方，自已買藥熬藥，雖然沒能治好我的病，卻幫鄰村久患風濕的老大爺解除了病痛。怪不得有「大病從醫」的說法，估計都是被逼出來的。曾經看過一則報道，一個衛校畢業的小護士參考古籍，以身試藥，竟把身患絕症已被醫生宣判「死刑」的朋友治癒，真是莫大的諷刺！再後來，我的腿被一個民間醫生以祖傳的膏藥治好，前後只不過花了幾千塊錢，仔細想想，不得不讓人恨恨然。

也許我的故事算不上悲劇，不管怎樣，我的腿至少保住了。與那些人財兩空的家庭相比，我不得不佩服父親的英明，沒有繼續在醫院耽擱下去，不然說不定現在的我只能拄著枴杖了。我再講兩個悲慘的。

2002年1月11日，山西運城平陸縣晴崗鄉晴崗村27歲的許換玲拖著已懷孕38周的身體住進了平陸縣人民醫院。1月13日上午，主治醫生楊亞霞給許做了B超和心電圖，隨後輸催產素，準備提前分娩。在這個過程中，許開始不停地咳嗽。下午1時許，許不良反應加重，咳嗽越來越劇烈，頭暈，臉發白，額冒汗，並喊叫氣短。而醫生竟說沒事兒，給家屬解釋是「沒吃飯」或「藥物副作用」。事實上許已是痛苦的從床上折騰到地上。3時40分左右，許嘴唇發紫，口角歪斜，手腳亂舞，並斷斷續續地說眼睛看不見了。不可思議的是，醫生竟說許打瞌睡了，讓家屬哄她睡覺。然而沒過多久許就臉腫發表，嘴鼻流血、吐白沫，上氣不接下氣。聞訊趕來的婦產科主任周紅霞用吸痰器進行搶救，誰知吸塵器是壞的，氣得她在機器上狠踢。隨即又把許轉移到樓上搶救，不幸的是，電梯也是壞的。。。。這樣折騰來折騰去，許最終在4時50分死亡，胎兒也死於腹中。院長馮濤立刻與晴崗村委主任協商，並讓旁人代筆立下字據：「許換玲在平陸縣人民醫院住院期間患肺栓塞死亡，因其家庭貧困，院方決定退還醫生療費並付給3000元錢，其家屬永遠不得再找後賬。」不知情的人看到還真以為醫院有多偉大，對窮人又是不收費又是送錢。但事實上呢？最後一句「家屬永遠不得找後」洩了底，若非心虧，又怎會如此怕人算賬？後來有記者問起醫院為何要給死者家人錢（這問題問的好，那太不符合他們的作事風格），馮院長一概表示「不記得了」；對於醫院儀器，電梯不能使用一事，他的解釋是「我作為一院之長，主要搞管理，哪裡管得了小事？」噢，原來官大也可以成為推責任的理由，實在高人之舉！

還有1999年，鄭州市陳榮友9歲的兒子陳一鳴，在鄭州兒童醫院實施闌尾炎切除手術，由於一系列的失誤和部分醫護人員的不負責任，陳一鳴4個小時後成為植物人，搶救24天後死亡。其間，陳家共交給醫院84800元，結算時只剩下137。8元，醫院打出來的結算清單竟有8米多長。陳家粗以估算，竟有8000多元在清單上體現不出來。陳家以「醫療事故治死患者」和「以欺詐手段強行亂收費」狀醫院，可笑的是法院竟不予受理。陳家四處上訪，從市裡到省裡，再到中央，每個人都說一定解決，最後卻總是音訊全無。後來法院迫於論壓力開庭審理，醫院竟拉了幾車地痞流氓咆哮公堂，致使審理被迫中斷，在法制中國這可真是「罕見」。好不容易審判完畢，結果卻是一蹋糊塗。法院認為，醫療事故一說缺乏證據，罪名不成立（據我所知，法院做出這個判決並未有任何依據，完全是聽信醫院的片面之詞）；醫院收費基本不錯，但極個別項目已被政府明令取消，應予退還。因醫療收費非《消法》調解範圍，原告要求賠償的請求，法院不支持。最後判決醫院退還陳家醫療費110。3元，陳家支付醫院會診費787元。這真應了一句話「民不和官斗」，老百姓告官，有沒有人管暫且不說，就是上了法院又如何？共產黨可以隨意解釋自己編出來的模稜兩可的法律法律，總能名正言順的把老百姓置於死地。就算是僥倖贏了官司，相互賠償後也肯定是出多入少得不償失。這正是立法者無法，執法者違法的典型例子。這是社會體制的問題，我不想多說。我只是不明白， 切除闌尾炎需要花8萬多塊錢嗎？會變成植物人嗎？有死亡的危險嗎？我不懷疑他們的醫術，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那些醫院總能將病越治越重，總是在病人快死的時候才會重視？這是完全是道德問題。而我們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不就是失去了道德嗎？

醫院是一面小鏡子，照出了「白衣天使」的惡魔本性，也照出了老百姓的可笑愚昧。如果要評最受醫院歡迎的幾種病人，那麼公費醫療，車禍和因打架鬥毆而受傷的人肯定會排在前幾位。因為這些人根本不需要再在醫生挖心思去敲詐，錢源自會滾滾而來。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在我上初中的時候，兩個同學打架，一個傷了臉，一個破了頭。雙方家長商定此事私了，互出醫療費。一進醫院，破了頭的那位就按規矩進行檢查，X光，CT，尿檢，血檢．．．傷了臉的那邊一看不對勁，如此一來自己豈不吃了虧？遂讓自己的孩子也跟著來了一全套檢，這一去一來花費近千，總算和對方扯平。卻讓醫院的病人當笑話講了好幾天。然後雙方在醫院的「建議」下請法醫鑒定受傷等級，以便日後要求賠償。在以後的日子裡，兩家更是較上了勁，這家一天打幾針，吃什麼藥，值多少錢，另一家絕不會少一分；這家孩子吃了什麼牌子的補藥，那家也不會委屈自己孩子，一定要買來更貴的；只要一方不出院，另一方也跟著死耗；都揣磨著反正是對方出錢，自己可不能替別人省。如此一來，本是什麼大不了的傷，那兩家竟然讓孩子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耽誤功課且不說，光是醫療費就花去5000多塊。醫生可真要捂著荷包笑的合不攏嘴了。

醫院的黑暗和不負責任，直接導致他們失去了絕大多數特別是貧窮病人的信任。不到迫不得已，是沒有人願意去醫院的。在深圳，這一點體現的更明顯，在絕大多數打工者長達幾年的操勞生活中，都沒有進過醫院。當然這並非是說他們身體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錢。對他們而言，進醫院已成為有錢人一種奢侈的享受。因為哪怕是輕微的感冒，進了醫院那些醫生也慎重的像是治癌症。檢查一個一個地來，針要打，藥要吃，沒有一兩百是不行的。一兩百塊在有些人眼裡也許算不了什麼，但對於普通打工者來說，那可是半個月的工資。打工者感冒發燒肚子疼，自己買些藥，甚至喝點開水抱著被子捂一天也能好起來。還有誰會拿血汗錢孝敬白衣惡棍呢？病員的驟減和規模較大的私人診所大量湧現，公辦醫院也不得不放下身架開始吆喝吸引病人。無論是電視還是廣播，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劈頭蓋臉的全是專家坐診。有時半夜睡不著，就打開收音機聽那些專家胡侃，時間久了，才發現他們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口頭禪是：據我的判斷你是有*病，我們醫院設備先進，力量雄厚云云胡侃一番，然後下結論：你必須盡快醫治，否則會繼續惡化。並且，我們現在打折．．．十足的賣狗皮膏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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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說的故事太多太多，我沒有辦法一一提及。不然又有混跡於民運隊伍的共產狗說我雞蛋裡挑骨頭，妖言惑眾，逢中必反了。人們的苦自有人們知曉，人們的苦難也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結束。我堅信，現實的一切醜惡，正如一根根尖利的針，刺激著中國人麻木的神經，當人們所受的痛超出自己的忍耐限度時，必定會大叫著跳起來。那時，必定又是一聲官逼民反的浩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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