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日訊】一. 不願回憶，未敢忘記

我是在去年的六四紀念活動中認識他的。那天是陰天，下著毛毛細雨。燭光晚會上沒有淚水，也沒有激情。人群靜靜地聚集，又悄悄地離去。他一個晚上都站在一邊，沉默不語，只是一個勁地抽煙。

後來偶爾在一位北大老師家的聚會裡見到他，每一次他都說話不多。他具體說過些什麼我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在今年新年的聚會裡，他提到13年前有一個孩子死在他的懷裡，在北京的長安街上。他說話還是那麼地平靜，但在場的每個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眼裡的淚花。

轉眼又到了四月中。每年到了這個時候，我就會莫名其妙地流淚，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有什麼樣的感情值得用13年的淚水來洗刷呢？13年啊，天若有情天亦老。

在我情緒很低落的時候，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他說他正在看「天安門」記錄片的錄像。「我看到我自己了。我那時候還穿著一件北大的T恤。那時候真年輕啊！那時候真年輕啊！現在看起來，恍若隔世！」他一連用了兩個「真年輕」，那顫抖的抽泣聲嚇了我一調，我頓了一會兒才確定在電話那邊說話的是他。原來害怕過四月的不止我一個人。

「可以跟你談一下嗎？」我輕輕地問他。

「好啊，過一段時間吧。」他說。

「好的。」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去回憶的，至少我自己沒有。回憶意味著再次受傷。13年來，我們都在逃避回憶，但卻無法忘卻那個不能忘卻的紀念。

一直等到5 月中旬，他都沒有跟我聯繫。又過了兩天，他意外地給我打來電話，說很想跟我談一談。那天也是一個陰天，下著雨。他說剛剛看完我給丁子霖媽媽做的採訪，心裡很難過；早上出門時，看到這種五月的陰天，突然想起了13年前北京的六四清晨。他說那天也是這樣的下雨，他的心情也是同樣的陰鬱。

我們的談話開始時，雨越下越大。「都什麼時候了，還是這種陰冷的天氣。真煩人。」他說。

「如果是冬天，知道天氣是這樣，也就算了。現在應該是夏天了，還這樣。每天就抱著希望說他明天會天晴，會出太陽。」他接著抱怨。

「哀莫大於心不死啊。」我不經意地回答到。

我們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

對話從談他對89年的記憶開始。

「那是一個塵封的記憶，你都覺得別人都不會再提起那些事，自己也盡量不去想，好像是一個將會被淡忘的記憶，但是其實那是心頭特別大的一個傷口。不管你任何時候不小心碰到它，你都會感到痛，有時候你甚至不願意去碰那個傷口，你每一次碰，那種痛，不是說只是心痛，而是整個人都在痛的感覺。」

我想這大概就是我們總說的「六四情結」吧。從13年前開始，許許多多的89人心裡就像上了一把鎖，但都沒有打開這把鎖的鑰匙。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把這把鎖打開，或許這是一把永遠都打不開的鎖。

二. 參加學運與第一次痛哭

1989年，他是北京大學本科三年級學生。跟大部份的北大人一樣，他每天在湖光塔影的陪伴下上圖書館、聽講座；週末到大禮堂看電影；從食堂出來到三角地讀大字報；在未免湖畔死去活來地愛與被愛；聽崔建、迷羅大佑、看米蘭昆得拉。當然，少不了那個年代的大學生，特別是北大人的責任感:

「在我印象中當時的北大人，實際上在後來貫穿89自始至終的過程，大家都有一種特別強的責任感。當時覺得國家在一個選擇的岔路口上，都對國家的未來，特別是對政治體制的未來充滿了希望。但已經出現很多問題，比如說腐敗官倒這些事情。」

學生當中都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這就是89前燕園的氣氛。就是在這種責任感的驅使下，他參加了學運。

在1989年4月22號，胡耀邦追悼會的前一天， 他和百萬北京高校學生連夜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遞請願書，目睹了郭海峰等三人跪遞請願書的一幕。

「那個場景我是在現場的，那對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當時大家離得很遠，大概中間隔了十幾排的武警，看到他們在武警的後面，跪在人民大會堂那麼高大的殿堂，寬寬的台階，粗大的柱子，他們三個瘦小的人影，跪在那裡，把請願書舉在頭頂。大家心中的悲憤已經到了沒有辦法發洩的程度了，成千上萬的同學在廣場上一起痛哭。」

成千上萬的天安門孩子，從黑夜等到白天，「從南走到北，從白走到黑」，等著代表他們國家的政府來接受他們的跪諫。那一跪；跪去了多少民心，那一哭，哭走了多少希望。不過，至少那時候大家還會哭，還願意為中國哭。

三天以後，人民日報的社論，代表國家，代表政府把運動定性為動亂。

三. 參加絕食與第二次痛哭

在「陽光燦爛的」 5月13日，「在青春最美好的時刻」，他參加了北大的第一批絕食。13年後，他的胃總是疼。那是89年留給他的最仁慈的禮物 — 胃疼可以吃胃藥，而心疼卻沒有心藥治。

「為什麼要參加絕食呢？」我問。

「其實絕食是前面的一種延續。絕食的直接原因是人民日報的426 社論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

「從 4 月22日到 5 月10號當中將近20天的時間，政府就對這件事情不聞不問，不理不睬。為什麼我要參加絕食呢？講實在話，因為絕食宣言裡面的很多話都是我心裡想的話：『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誰幹？』『我們想看一看政府的面孔，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從4 月22號大家連夜、特別自律、有秩序地去天安門廣場，直到跪在那裡遞請願書，這種對國家的愛國熱情真的是–蒼天可表。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應，那樣一個社論完全是顛倒黑白的。」

就這樣，他毫不猶豫地跟著絕食的隊伍，打著勝利的手勢，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盼回還」的標語下，走出了北大校門，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他，還有他的同學們，都沒有料到，等到他們在六月份、在經歷了生死重回北大的時候，北大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北大了。就算到了13年後的今天，北大有了更多的現代化設備，但北大可能永遠都不再是80年代末「精神的魅力」裡的北大了。

「當時是帶著怎麼樣的一種心情走出校門的？」我問他。

「那時候真的是覺得很無奈。整個六四給人的感覺都是一種特別悲壯特別無奈的感覺，你一步一步地被逼到一種無奈的境地裡。你總是想說要看看這些人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人性，當然最後實際的結果我們都看到了。」

在天安門絕食了三個晝夜以後，他終於不支暈倒了。

「想過死嗎？」

「想過。旁邊的人都一個一個地倒下去了，整個街上都是急救車呼嘯的聲音。那時候不是說怕死，而是覺得你坐在那裡一天比一天絕望，覺得在這個世道上活著又有什麼意思呢？那時候哭坐在那裡，其實身體已經沒有感覺了，真覺得對這個世道絕望了。」

他說，參加絕食後，學校老師來看他們，在絕食圈外圍，看到他們一個個憔悴的樣子臉上、身上都是髒的，禁不住跟同學們一起痛哭起來。

今天，當人們在天安門廣場上載歌載舞的時候，不知是否還有人會記起13年前，中國的老百姓在那裡留過汗、流過淚、流過血。

談話至此已經好幾次被哭泣聲中斷。他說這樣回憶一次實在太痛苦。我無言以對。看著煙灰盅滿滿的煙頭，真想數一數是不是有13個。我想換換話題，讓自己的心休息一會，於是問他，為什麼在「天安門」記錄片裡看到自己那麼難過。

他說，在過去的13年裡，他沒有留下89年的一張照片，他是在13年後第一次在「天安門」裡看到當年的自己。

「我其實反覆看了兩、三遍才確定那個是我，因為那時候跟現在的變化實在太大了。就是因為一開始看的時候連自己都沒有認出自己來，所以真覺得恍若隔世的感覺。當時心裡只有一句話：就是說『那時候真年輕，實在是太年輕啊』。89年才20出頭啊。」

「那時候在天安門真的是想把這個國家的命運都扛起來，去天安門、去絕食、去參與運動。當你現在過了十幾年再看一看，原來當時自己那麼稚嫩，當時那裡坐的每一個人，都是像我當時那麼的年輕，都想用自己稚嫩的軀體和肩膀去扛這個國家的命運。你現在看起來會覺得很不公平，那樣的擔子對於當時年輕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太沉重了。從六四到現在已經13年過去了，你看看現在的自己，猛然會感到這樣的擔子可以把人摧殘到什麼樣的程度，這十幾年自己就背著這樣一個沉重的擔子走過來，人的變化會有多大。」

「有時候想想現在生活在這麼一個自由的國家裡，看看這裡20多歲的孩子，我會覺得非常的羨慕。回頭想想自己20多歲的時候是在那麼樣的一種撕心裂肺的心情裡度過，你會覺得很不公平。」

四. 屠城之夜-欲哭無淚

89年是怎麼樣的「撕心裂肺」呢？他回憶了6月3日晚上的經歷。

63的晚上北京特別的熱，是酷暑。他走在復興門到軍事博聞館的一段長安街上，想都沒有想過西長安街會在一夜之間變成一條血路。

「當時誰都沒有想到真的會有坦克進來，真的會有子彈從機關鎗裡打出來。誰都沒有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沒有想到他們在策劃這樣的一個屠殺。那時候整條長安街上都是人。」

他順著長安街往北邊走，看到不斷地有人從長安街上被抬下來，幾個人抬著一個人。幾個小時以後，他遇上了那個在他懷裡永遠的離開了這個美好的世界的孩子。

「在我撤下來之後，在長安街旁邊的一條馬路，叫「三里河」。當時就有人把他抬下來，那幾個年輕人看著都像學生，在很焦慮地問『哪裡有醫院？』我就跟他們講『兒童醫院就在把旁邊。』他們就說『那你就把他送到醫院好了』，他們又急著回去救其它受傷的人。因為當時天已經黑了，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孩子傷在什麼地方。我叫了輛出租車，想盡快把這孩子送到兒童醫院。我就抱著這個孩子。他那時候好像已經沒有知覺了，只是渾身上下都是血。」

他說那孩子看上去不會超過20歲：

「他穿著一件白色的針織背心，一個很隨便的短褲，我想他可能是吃完飯出來乘涼的。他除了手上帶了一塊手錶之外，身上任何東西都沒有，可能不是很刻意出來的。」

到了那個時候，他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到了醫院，一打開車門，就有市民上來幫忙，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孩子是要急救的，因為已經去了很多人了。

「從門口到急救室當中曲曲彎彎要轉很多彎的，從門口到急救室的路上一路都是血，你就不用認路了，跟著血路就可以進去。」

他把孩子送到急救室時，裡面已經有幾十個人在等著搶救。

「那種場景你現在根本想都不願意去想。那裡面受傷的人都在那痛苦地喊。大夫根本就救不過來，躺在地上的，坐在地上的。這些場面留在我腦子裡是永遠都抹不掉的，我告訴你，永遠都抹不掉的。我們從小就讀到血腥屠殺，血腥鎮壓，從6月3號那天晚上我才知道，那血不是寫在書上的，那血真是腥的！」

大夫過來看了一下孩子，跟他說，這個不用搶救了，沒有希望了。

「我作夢也想不到、根本就不相信，只有在那一刻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就在躺在那長凳子上，血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流。沒有幾分鐘，整個凳子底下就一大片血。」

他一直拉著孩子的手，直到手一點一點地變硬。

從醫院出來後，覺得天崩地裂。

「我在街上像瘋子一樣的喊：『他們在殺人！』我在街上喊：『老天，如果你還有一點公平的話，你就讓我跟這些殺人的人一起死！」

在接下來的幾天，他每天去看醫院看這孩子有沒有人認領。每次到醫院都希望發生的一切不是真的，只是幻覺。孩子一直都沒有人領。

「當時真的在那裡我就哀求醫生說：『這個孩子是我送的，如果找不到家人的話，我替他辦後事。」

那時候城裡都在捉人，醫生知道他是學生，勸他不要再管這件事。

「我去求那些醫生，他們卻反過來勸我，我們就一起在那兒哭。」

孩子的屍體最終是被收走統一處理的。

「我到現在真的可以清清楚楚的記得他的相貌。我心裡面一直有一個願望，將來有一天，不管用什麼方式，不管要等到什麼時候，只要我還在世的話，有一天能把他的家人找出來。我要告訴他們他是在哪裡死的，他死的時候我在他旁邊。」

六四清晨，天下著毛毛細雨，長安街上，雨水跟血水混在一起，流在一起。

「別人把從木犀地到天安門那一段稱為血路是一點都不誇張的。」

20歲，是詩人筆下花季般的年齡。在他20歲的那年，在那個最黑暗的夜晚，一個穿白衣服的孩子，在他面前，倒在鮮紅的血泊裡。從此，他開始了一段灰朦朦的人生。

「其實從六月四號早晨開始，我看到街上陰冷的、飄著雨的天氣，一直到現在，13年過去了，我覺得我心裡面永遠是一種陰鬱、灰暗的人生。我對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不再存任何幻想，對人世間的公理、正義與人性再不存半分的信念。」

他說，六四之前，從415胡耀邦去世、到519的戒嚴，他還是對人性抱有希望的：

「你覺得只要是人的話畢竟都會有人性的，都會持哪怕是一絲的善良的心。過了63夜裡，我再也不對人性報有任何的幻想。這些年我也有過快樂的時候，大學畢業，找到工作，事業有發展，出國等，但是心底裡永遠抹不掉64早晨的陰郁和黑暗，它就變成了你人生的一個部份。」

他突然提到911後看到有關機構提供心理輔導，感概很大：

「好像才知道原來人受傷了需要別人撫慰。可是我們當年是怎麼樣的呢？不管你經歷了什麼磨難痛苦， 你身邊的人被捉了，你被迫改變自己的觀點，要開會要學習。現在想想：那種對人的心靈的扭曲，要那麼年輕的人去承受，實際上是很殘忍的事情。你不要指望有什麼人來給你什麼安慰，反過來你要面對很大的壓力。」

五. 六四後–「活著，像牲口一樣活著」

從64到大學畢業前，作為一個倖存者，他苟且偷生在生活在世上。用他的話來形容，「活著，像牲口一樣活著。」

「當時大家都是20多歲的年輕人，都沒有經歷過這樣血淋淋的現實，沒有經歷過情感的大起大落，沒有經歷過對人的精神的這樣強烈的扭曲、這樣不公平的對待，大家心裡的壓抑和負擔都是很大的。那時候的政治氣候已經完全轉變了，大家心裡想說的話已經完全不能再講，但每個人都明白對方心裡在想什麼，心裡都有一個最大的不甘心，不情願。」

在那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想做一個人其實也不容易。

他特別提到畢業前的心情：

「看到很多朋友被處分，受迫害，好朋友以後再也見不到了。那時候沒有什麼可以排解，大家就在一起聽羅大佑的歌，聽「戀曲1990」，每一次聚會都放這首歌，直到喝醉過去。」

六四以後，連「國際歌」這樣的歌也都成了敏感歌曲了。羅大佑大概也沒有料到，他那句「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伴侶，生命匆匆怎捨藍藍的白雲天」會成為無數劫後餘生的學生們的心曲。

在大學畢業後的很多年裡，他嘗試留在中國，發展自己的事業，但卻還是覺得自己不被這個國家所容納，這樣的流亡心態令他無法繼續留在中國。

「我們從小受到過太多的愛國的教育、英雄的教育，你說我們在89年還有什麼沒有付出？你在面對這種血淋淋的現實的時候，你就覺得被拋棄，被自己的國家所背叛所拋棄。你的心裡面在也不認同這個政府，每天要在它的統治下生活，內心裡有這麼大的一個冤。很多時候我覺得心裡面背負的不是恨，因為畢竟我是中國人。你讓我去恨我這個我出生的國家我做不到。我心裡背負的不是恨，是一個莫大的冤。」

「即使你住在中國，你一樣會有一個被拋棄的心態，你會覺得你跟這個社會不相容，你整天聽到那樣的宣傳，但心裡明白：在89年，在中國，在北京，就在你腳下踏的這塊土地上』有那麼血淋淋的一夜，有那麼黑暗的一個夜晚。你會覺得自己對人性的善良的所謂信仰都被摧毀了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你不會再把中國作為你自己的精神家園。」

為了一個冤，他選擇了離開，去尋找他的精神家園。

六. 何處是吾家？- 出國後

「在國外，覺得特別特別的矛盾。像我在中國生活了那麼多年，即便在國外的時候，自己的思想總是會被中國的事情所牽動，你認同你的國家，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同時你又痛恨這樣一個政府，痛恨這樣的專制暴政。你總是生活在深深的矛盾中。」

「我們學歷史學地理，都說我們的祖國多偉大。上中學的時候，國慶35週年，大家真的是覺得這個國家多好啊，改革開放，多有希望啊。我們跳著新疆舞，拿著鼓，幾百人的大橫排從天安門走過。我們從小就是受這種教育的，你對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感情是割不斷的。」

國慶35週年，也就是學生打出了『小平你好』那一年。那一年，許多因為79民主牆而被捕的異見人士，還被關在秦城監獄裡面。五年後，秦城裡多了很多年輕的面孔。從反右到文革到民主牆到89，中國人在一代又一代地承受苦難，蒙受冤屈，每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裡都充滿了磨難和淚水，而所有所有這些血寫的事實都被墨寫的謊言掩蓋了。

「在國外總會想起國內的好人，在困難的時候真正幫過你的人，他們在生死關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真誠和善良，不管你走到哪裡，你都會覺得跟他們有一種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聯繫。」

他說，有人認為：既然已經選擇出國，還打算入外國籍，就沒有資格談愛國。談愛國是一種虛偽，他認為這不是虛偽，而是一種不得已的矛盾。

「要講愛國的話，我們比任何人都有資格談論愛國。我們為了愛這個國，幾日幾夜不吃飯，坐在天安門。89年以後我經過了10才離開中國。留在中國，我事業上有很大的成功，我在社會上有地位，我從事專業工作，受到別人的尊敬，這些都會讓我有很大的滿足感。但是從64那個陰深深的早晨開始，在你心頭的這種灰色的基調就永遠都沒有辦法抹去。我們這一代人在89年是那樣的真誠、對這個國家是那樣的忠心，換來的卻是血淋淋的現實。」

「但是出國後會有很大的矛盾，看到西方媒體說中國不好，你會覺得很難受，覺得不服氣。但是如果讓你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為中國辯護，又做不到，因為你沒有辦法為這樣一個政府辯護。實際上在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矛盾：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愛自己的國家，但是你沒有辦法認同這樣一個政府，他們所做的事情你沒有辦法認同，在整個國際社會裡代表中國的這個政府你沒有辦法認同。從89年以來，我們背負在身上的這種冤屈，現在已經變成了沉冤，而且現在看不到這個沉冤有見天日的一天。」

他說，生活在國外覺得很不順心的時候，碰到挫折的時候，覺得孤獨的時候，就會想家，但同時也覺得被自己的祖國所拋棄，帶著這樣一種流亡的心態生活在國外，日子就會比別人過得辛酸。

聽到他這麼說，我就在想：世間上，有多少人願意離開自己的親人，自己的祖國，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說一種陌生的語言，去融入別人的主流社會呢？13年後，這些曾經願意用生命來晴朗共和國天空的個體，都被放逐、或者自我放逐到海外，過著沒有根的日子。為了愛這個國，他們都離開了家。地大物博的960 萬平方公里，連一個異見的聲音都容不下，難道這就是叫我們驕傲的祖國嗎？如果真的象教科書上總說的，祖國是母親，人民是孩子，母親為什麼不能讓孩子們回家呢？王若望老先生，生命結束前的最後一個願望- 有尊嚴地回家，都不能實現，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悲的嗎？

這些飄在國外的孩子，都那麼地盼望有一天可以回家，有尊嚴地回到中國的家，儘管這個國曾經背叛過他們，拋棄過他們。那種感覺就像苦戀- 你沒有辦法恨自己最深愛的人，就算最終無法跟對方走到一起，你知道自己一定會把這份愛永遠地藏在內心深處，直到永遠。

最後，我問他有什麼心願。

「有一天要是中國真的可以公開地紀念64，我沒有別的心願，就是想跟當年一起去天安門廣場的朋友一起去天安門痛哭一場。」

他還希望中國的老百姓可以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在國外看到人們與生俱來的、天經地義的權利，中國人卻要用一代又一代人的鮮血去換取就覺得很難過。平常大家提到89，多半是講中國政府的殘暴，但很少有人講到人民，講到那些普通的百姓在面對屠刀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人性的光輝。這麼好的人民，這麼善良的人民，他們跟全世界任何的民族都是一樣的，為什麼獨獨他們享受不到做人的起碼的尊嚴和權利，在20世紀的80年代，為了爭取這樣的尊嚴，他們要面對坦克和全副武裝的士兵。」

在我們談話過程中，他拿出了兩首他最喜歡的歌，一首是羅大佑的「亞細亞的孤兒」，一首是「SAILING 」。他說六四後的幾天裡，北大校園一直在放「亞細亞的孤兒」，而SAILING 則是他在北大廣播站被取締前聽到的最後一首歌。

我們在一遍又一遍的聽著這兩首歌。羅大佑那略帶蒼傷的沙啞和那重重的吉他聲狠狠地敲擊著我那顆疲憊不堪的心。SAILING 載滿了無數曾經面對過死亡的天安門孩子將要面臨遠航漂泊的無奈，亞細亞的孤兒則像在預示著經歷過一場歷史大悲劇後的 89 一代終將要承受的尋找失落的精神家園的蒼桑。

黑夜過後，太陽在清晨依然升起，13年光景，在歷史的長河裡是彈指一揮間， 但對一個個體來說，13年可以是青春的全部。生命匆匆，年華水逝。從小學就開始的共產主義教育總教育我們為一個偉大的事業貢獻自己的青春，而我們最終居然成了這種非人性教育最大的勝利品，和犧牲品–背負著一個不應該屬於我們的十字架，從上一個世紀走到今天。

六四已經遠離我們十三年了，當年的一切一切，彷彿都變得久遠而又物是人非。也許你如今身在國內，位居高位，身不由己；也許你還是一個人在黑暗中獨自掙扎，看不到光明；也許你國外為生計奔波，忙於賺錢養孩子買房子；又或者你在忙於寫paper 作研究，但請你不要忘記：在十三年前，在中國的首都北京，曾經有過這麼一個黑暗的夜晚；不要忘記那些為民主自由的中國而流淚滴血的靈魂；不要忘記那些至今還因那場災難而蒙難的天安門母親們……

這些天來，在我整理對談錄音的日日夜夜裡，每當媽媽提醒我不要忘記吃飯，每當她在清晨問我是不是又一夜沒睡的時候，我就覺得可以自由地活著是多麼地幸運和美好。生命中確實有很多的不能承受之輕，但至少我們還有明天，我們還活著。很多本來可以像我們一樣活著的人，在1989年6月3日晚上，永遠地留在了長安大街、留在了天安門廣場。

不知道亞細亞的孤兒們還要漂泊到什麼時候，還有沒有回家的一天。苦戀最痛苦的結果就是：牽掛千年，終究是陌路斷腸。

不管世事如何變遷，我都會在心底裡守護著北島筆下的信念：「從星星般的彈孔中，流出的是血紅的黎明。」

最後，我希望把亞細亞的孤兒和SAILING送給所有對89 年有記憶、有感情的的朋友們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面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 有白色的恐懼/西風在東方/唱著悲傷的歌曲

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沒有人和你/玩平等的遊戲/每個人都想要/ 你心愛的玩具/親愛的孩子/你為什麼哭泣

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地歎氣/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道理。

The Asian Orphan
— Translated by Feng Qing

The Asian Orphan
is crying in the wind
His yellow face
is covered with red mire
His black eyes
Is filled with white fear
The west wind is singing
a sad song in the East.

The Asian orphan
is crying in the wind
No one is willing to
play a fair game with you
Everybody wants to take away
Your favorite toys
My dear child
Why are you crying?

How many how been pursuing
to solve this unanswerable question?
How many have been sighing hopelessly
in midnight
How many tears have been wiped off
in silence
My dear mother
Why is this so?

Sailing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I am flying, I am flying,
like a bird ‘cross the sky.
I am flying, passing high clouds,
to be with you, to be free.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dying, forever t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thro’ the dark night far away.
I am dying, forever trying,
to be with you, who can say.

We are sailing, we are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We are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Lord,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Lord, to be near you, to be free,
Oh Lord.

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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