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和其它天災，旱、水、虫、風、地震等一樣往往對人類和人類的歷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人間的社會、秩序、社會變動與重大事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觀歷史，是人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還是蒼天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這裡我們選登一些歷史上的瘟疫事件。
唐朝立國前後將近300年，經歷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這樣的太平時期，也遭受了安史之亂和以後的藩鎮動亂及其唐末的大混亂，還有其中個別帝王出現過“中興”、”小中興”時期，疫災的出現頻率基本上和社會的治亂變化相一致。
從史書明確記載有年份的疫病流行來看，唐代主要有三個時期比較集中，即唐太宗時期(6次)，唐代、德宗時期(7次)，唐僖、昭宗時期(7次)。從疫病對社會的影響來看，唐朝中期的代宗、德宗二朝和唐朝末年，這二個時期的疫病對社會帶來的破壞最大，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重，令人觸目驚心。
唐太宗李世民統治時期，疫病流傳前後共有六次。發生比較頻繁。不過，由於這一時期社會比較安定，且政府救災防疫措施比較得力，所以疫病對社會的影響不是很大。貞觀十年(636年)，關內、河東大疫。從這次疫病史書記述不用具體州名來看，疫情恐怕是貞觀時期最為嚴重的─次，流行範圍最廣。
貞觀十五年(641年)，河東道的澤州出現疫情，傳播範圍明顯局限於一州。貞觀十六年夏，谷、涇、徐、戴、虢五州疫。貞觀十七年夏，澤、濠、廬三州疫。貞觀十八年，廬、濠、巴、普、郴五州疫。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卿州大疫。貞觀十六年以後的疫情，一般僅在一至二州範圍之內。因為同一年所列疫州往往不是處於同─個地區，分散在關內道、河東道、淮南道、江南道和山南道等各道中，所以往往一年中有好幾個地方出現疫病，說明貞觀十年以後的疫病，大都是在一州成相鄰的一、二州之中流行，沒有出現大範圍的疫情。
唐高宗親政期間，國力處於上升階段，疫病出現極少，僅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楚州發生過大疫。武則天掌權以後的永淳元年(682年)，京師地區出現一次唐前期最為嚴重的疫病。這年的六月十二日開始，連降暴雨，至二十三日，雨一直不停，終於引發洪水，“泛濫衝突”，西京長安平地水深四尺以上。大雨引起關中地區“麥苗澇損”。大雨過後，早災緊接而來，京兆、岐、隴等州蝗虫“食苗並盡”，於是關中出現大飢荒，“京師人相食，寇盜縱橫”。到這年冬天，兩京、蒲、同等州出現較為嚴重的疫情，“自陝至洛，死者不可勝紀”(《舊唐書﹒五行志》)，“兩京死者相枕於路”，死亡人數難計其數。
唐中宗在位時間不長，但綱紀隳廢，治政無方。景龍元年(707年)的疫疾流行，結果相當嚴重。這年春天，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疾病流行範圍較大，引起大量百姓死亡，“民死者眾”。至夏天，山東、河北、河南二十余州大早，“飢饉疾疫死者數千計”。可見這次疫病春天開始發生，至夏天仍在肆虐。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開元盛世時期，唐朝國力強盛，國泰民安，疫病較少出現。最嚴重的一次疫病是楊國忠派李宓征南詔引起的，實在是咎由自取。此外，開元末年江準之間也有痰病流行。
唐朝有一疫病，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安史之亂爆發後，唐王朝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藩鎮割據、政治動盪、外族入侵，使得戶口減少，國力衰弱，疫病在這樣混亂的社會秩序下越來越多地出現，且破壞作用更加突出。陳諫曾指出：“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兵火，飢疫相仍，十耗其九。”(《新唐書﹒劉晏傳》)意謂至德後疫病是接連出現，惜史料記載多有不詳，而今天無法詳細全面地了解清楚。肅宗寶應元年(762年)，關中地區出現旱、蝗、疾疫，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
唐代宗時，疫病出現了一個猖獗期。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死亡人數估計成千上萬。獨孤及對這次大疫有過詳細的描述：“辛醜歲(寶應元年，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全唐文》卷394《吊道□文》)與旱災同時撲來的大疫，對唐代發展較快的江南地區进行了─次重大的打擊。在唐朝歷史上，可以說這是江東地區所遭受的最為嚴重的一次自然災害。《全唐文》卷48收錄的代宗《恤民敕》，也指出“杭越間疫疾頗甚”，並提出了大量的救災措施，有可能指的也是這一次疫病大流行。
唐德宗初年，藩鎮叛亂四起，社會秩序不穩，疫病四起，這從德宗在建中四年十月頒布的《奉天遣使宜慰諸道制》中可以看出。德宗在這個制書中談到他接位初期，“疫癘薦至，水旱相承”，可以明瞭當時疫病一再出現的景象。此外，唐朝四境的少數民族這個時期也常有疫病出現。如建中元年(780年)吐蕃“疫癘仍興”。廣德末至建中年間，“吐蕃再飲岷江，常以南詔為前鋒”，向四川进犯，“戎兵日深，疫死日眾。”(《新唐書﹒突厥上》)
德宗貞元年間，疫病仍時有發生。貞元六年夏，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日眾。”貞元中期以後發生的二次疫病，則是在戰爭中引起的。貞元十年，唐軍討伐黃洞蠻，在西南地區轉戰二年，官兵大量染疫。貞元十六年，唐政府發動諸方鎮兵討伐淮西節度吳少誠，在廣利城附近發生大疫，唐軍戰敗。
憲宗皇帝繼位後，得到杜黃裳、李吉甫、裴度等人臣的輔助，力圖重據帝室的權威，成為唐王朝的中興時期，因此這一段時間疫病出現較少，僅剛即位時發生的一次較為嚴重。元和元年(806年)夏天，浙東大疫，死者大半。憲宗元和二年的《南郊赦文》也提到了這次大疫：“淮南、江南去年以來，水旱疾疫，其租稅節級蠲放。”(《全唐文》卷田)
在經過了憲、穆、敬三朝近三十年的疫疾流行低潮後，文宗時期轉入流行頻繁階段。總體上看，文宗時期的疫病來勢洶湧，流行地區較廣。文宗曾說：“及山南東道、陳、許、鄆、曹、濮、淮南、浙西等道，皆困於飢疫，”唐代後期財賦的主要來源地都受到了疫病的折磨。最為嚴重的疫病大概是大和六年(832年)的一次。這年春天，自劍南至浙西普遍大疫。至大和九年，令狐楚還曾說：“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嘆未平。”(《舊唐書﹒令狐楚傳》)說明大和六年的疫病不但流傳範圍很廣，而且在以後數年一直還有局部流傳的可能。此外，開成四年(839年)，吐蕃及南詔也有疫病流傳。開成五年夏，福州、建州、台州、明州東南沿海地區又出現疫情。
宣宗年間，疫病仍不時出現。《唐書﹒五行志》雖然沒有記錄，但從宣宗的一些敕文中可以明確看出當時疫病的流傳狀況。宣宗的《禁嶺南貸賣男女敕》談到“郡縣災疫相繼，屢奏流亡”，證實大中年間的疫疾是屢屢出現，各地上奏不斷，只是史家漏書而已。大中六年(852年)左右，宣宗頒布了《賑恤江淮百姓德音》，內中談到了大中年間江淮地區疫病流行的情況及其危害：“近者江淮數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癘，流亡轉徙，十室九空。”疫疾與其他自然災害一起撲向江淮大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大量人口死亡、遷移，給農業生產帶來的破壞是難以估量的。宣宗又說：“災疫之後，閭裡未安，須更申明，用示優軫。”接著列出的需賑濟地區有揚、潤、廬、壽、滁、和、宣、楚、濠、泗、光、宿州(《全唐文》卷81)，說明這次疫病主要流行在淮南節度使轄內。淮南節度使下轄七州之內，有六州出現嚴重疫情，其次是武寧軍(徐州)節度使轄內，四州之中有三州出現嚴重疫情。武昌軍、浙江西道、宣州觀察使轄內各有一州疫病流行。看來這次疫病的肆虐區域從長江南岸，向北至整個淮南地區，範圍非常廣闊。
僖宗、昭宗、昭宣帝時期，唐朝已處於最後的階段，藩鎮之間混戰不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朝廷內部矛盾重重，仰鼻息於強藩，受他們的控制和操縱，大唐帝國終於走向了大分裂。在這樣的政治、軍事混亂形勢之下，疫病的出現自然更多於統治安定時期。僖宗乾符六年(880年)，黃巢農民起義在廣州建立根據地，但由於不適應南方炎熱氣候，義軍發生大疫。廣明元年(880年)，義軍被迫撤回北方，向長江流域推进。至信州時，受到高駢軍隊的包圍，並發生大疫。後義軍採用計謀扭轉劣勢，突圍後向北挺进。昭宗大順二年，楊行密和孫儒在長江下游地區展開了長達數年的爭權奪利，至這時也有了結果。由於天氣連續陰雨不斷，淮南地區出現大飢疫，孫儒軍隊中疫病流傳，孫儒自己也臥床不起，最後為楊行密擊敗。景福元年(892年)五月，吳國軍隊發生大疫。景福二年，時溥的徐州守軍受到朱全忠攻打，城內大疫流行。天復元年(901年)，唐末二大藩鎮之間發生激戰，朱全忠向李克用發動进攻，晉陽城外樑軍大疫。天復二年，樑軍在进攻途中又出現疫情。這二次疫病的流行，對當時的軍事形勢影響極大。
天祜四年(907年)，朱溫滅唐。唐共歷290年。
資料來源：《三千年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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