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亞洲時報記者曾慧燕3月8日報導/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李祖澤8日稱，已提案要求治港人士參加基本法學習班，並成立“基本法宣講團”宣傳基本法，並稱已獲約50名政協成員聯署支持。有學者指出，一些人仍然迷信於文革時代的“宣講團”，不免讓人更聯想到香港的左派思維是否仍然停留在文革時代；更有評論認為，香港如走回中國文革的舊路，將衝擊該地的繁榮穩定。

日前香港民主派成員李柱銘赴美參加有關香港民主狀況的聽證會，李祖澤曾直斥其這是“賣國”行為，又表示準備向大會提案，要求中央設立機制，調查治港班子包括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及立法會議員中，有沒有人違反效忠國家及特區、效忠《基本法》的誓言。

“宣講團”是源自文革時代的產物。當時的所謂“宣講團”，其實志不在“宣”，也不在“講”，而是要逼宣講團“宣講”的對象作政治表態。在文革年代，各種“宣講團”理念時有不同，往往因而引發衝突。不同的“宣講團”初則 “文攻”，後來卻常演變成流血的“武鬥”。 1968年7月27日北京清華大學發生的“7· 27事件”就是其中一個著名的事件。

1967年4月，清華大學文革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分裂為“井岡山兵團總部”﹝團派﹞和“四一四總部”﹝四派﹞。兩派各派出宣講團，圍繞著如何進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評價和對待文革前任職的幹部、如何評價文革前“十七年”的歷史等等話題展開激烈爭論。兩派在建立清華大學文革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所要結合的幹部問題上，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加緊打擊和迫害對方所倚重的幹部。兩派經過一年多時間的“文攻”，終於由團派於1968年4月23日發動大武鬥，以圖壓倒和消滅四派。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市三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最初稱“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後稱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下簡稱“工宣隊”﹞，奉命開進兩派武鬥人員總共不足千人﹝一說600人﹞的清華大學制止武鬥。7月27日結束的大武鬥﹝史稱“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最終造成13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三十餘人終生殘疾，直接經濟損失折合當時人民幣逾一千萬元，全校1萬多名師生員工紛紛離校逃難。

宣講團的目的，變相是要返“宣講”的對象作政治表態，被迫表態不支持的人，往往會被視為“敵對”分子，而被這些“宣講團”排擠在外。如今李祖聲稱要提案設立“基本法宣講團”，宣傳基本法，其實也可作同理解讀。香港一些“左派”分子，念念不忘的仍是要把他們認為“不按基本法辦事”的民主派人士排擠開去。宣講團由此至終，只是某些人排除異己的手段。

有評論指，2001年，香港特首董建華將大紫荊勳章﹝香港頒予長期服務社會傑出人士的最高榮譽﹞頒予1967年香港暴動中“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的主任委員楊光，其實已是文革思維在香港陰魂不散的一例。楊光是公開領導1967年暴動的頭頭，當年的暴動在香港掀起軒然大波，鬧得滿城風雨，更有人無辜死在暴力之下。

當時的 “鬥委會” 發出“武裝起來”的號召；由於港英警方不斷搜查工會、學校、團體，槍擊、毆打和拘捕左派人士，左派反擊發展至到處放置真假炸彈，導致無辜市民遭炸死，招致市民不滿。

因此，在三十多年後的2001年，楊光獲頒香港大紫荊勳章，惹來極多香港市民對“楊光策動暴動是否算是‘長期服務社會’的爭議。當時已有評論認為，此事已反映出董建華的心態和香港的政治走勢。更有人認為，“67暴動”是文革的副產品，表揚策動暴動的人，變相等於對文革的肯定。

2003年，內地也曾有“宣達團”宣傳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但當時已有內地居民質疑文革時代的“宣講”手段是否已不合時宜。內地很多居民認為，新中國立國初時，國民思想基礎比較單純，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比現在好；但現今人思想空前活躍，不再輕信這些“宣講”手段，說明“社會正在向民主的方向上推進”。連內地人也體認到文革的做法大多已不合時宜，香港某些左派人士卻仍迷信可藉助“文革”手段達到目的、排除異己，這能不能算是倒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