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新唐人侃侃而談第86期報導)

第86期﹕旅美吉他演奏家上海上訪記

方菲：金然﹐我們用“侃侃而談”這種形式和觀眾聊天﹐從中我自己也了解了很多以前不太在意的事。像我們上次談“紅朝謊言錄”﹐就讓我對中國很多歷史事件有了新的感受。

金然：大紀元敢于主辦這類徵文，這種勇氣確實讓人敬佩﹐這不他們又發起了另一個全球有獎徵文活動。

方菲：是嗎？我還沒注意到﹐是什麼題目﹖

金然：這回題目叫﹕“中國公民維權有獎徵文”﹐以此鼓勵說真話，鼓勵民族正氣﹐希望華人都能拿起筆來，把發生在身邊的維權案例或者見解記載下來﹐作為歷史的見證。

方菲：金然，你說到“公民維權徵文”﹐就讓我想起上回我採訪的吉他演奏家何震東﹐他的“十二信訪案例紀實”應該算是“中國公民維權”的典型了。

金然：我聽他講的故事覺得很有戲劇性﹐本來他是回上海為他的一本書“青少年學吉它”的侵權案打官司﹐結果因為判案不公上訪﹐卻踫到了其他的信訪案例。

方菲：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有30萬名法院工作人員﹐其中包括了20萬名法官﹐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但是奇怪的是，在全國各地因為得不到公正判決而上訪的人卻越來越多。

金然：我看何先生自己的案例正好從一個方面為我們說明了這個問題。

何先生：去年兩月份開了全國的兩會，就是政協、人代會，我趁這個機會到上海去，希望我這個智慧產權案子打二審時，透過「依法治國」這個總的綱領落實能夠處理掉。我也是民主黨派，我是上海市民主促進會的市委會會員，但是後來去了之後，二審開庭，法院非常的蠻橫，我是原告，他卻不讓我把話說完，下面的採訪記者也很氣憤，怎麼原告話也沒說就敲了法槌，一共敲了廿三下，就是不讓我說話，我說的是什麼話呢？我從美國帶來了一本新書，這本書就是智產權2001年法律重新調整後新的規定，裡頭規定：「不同的名稱一定要和原作者簽定出版合同」，這是新的法律。在一審的時候我輸掉了，我還沒拿到這個法律，我是在美國看到的。後來我到上海買了三十幾本書，每一本書都送下去，這是法律的書，可是他不給我宣傳法律，我說我配合你們法院的工作你反而不給我宣傳法律，這完全是背道而馳了嘛！後來我的律師也沒出庭。我問我的律師為什麼不出庭，他說：「怕得罪法院，因為你肯定要輸。」現在的高級法院院長鄧英榮(音譯)是他的大學同學，他知道這個人非常蠻橫的，市裡面有名的。包括市長或是市府領導，託他辦案子他也要有好處，是這麼樣的一個法院院長。中國現在搞的這樣子亂套我還不知道。因為我在美國的報紙上、世界的報紙上經常看到說「中國依法治國好像進步了」，但是我不知道其實是進一步退兩步，去看了之後才覺得很吃驚。我的律師也跟我說，鄭恩寵你知不知道？我說我知道，他說鄭恩寵抓起來了，正好這時候我下上海了，因為我四月十日開庭，我真是非常氣憤。我在上海以前也是有一點影響，我是私立學校的校長，上海第一個私立學校紅棉吉它藝術學院就是我創辦的，所以他們對我還是比較客氣點。他說：你不要和那些上訪的人混在一起，這些人都是有問題的。我說：我不知道他們有問題，有問題你把他們全部抓起來，他說：沒到時間，到時間是會抓的。那麼那一天抓呢？就是我有一天在人民廣場，我也去上訪，我為了把法院沒有依法判決的事情向市政府反應，結果我也一起被請進去了。

方菲：聽何先生故事，他當時因為去上訪之後﹐接觸到其他的上訪者﹐一下子就收到了30多人的申訴書﹐“十二信訪案例紀實”是其中的一部份﹐被他稱為是「冰山一角」。

金然：我發現這12項案例當事人涵蓋的階層很廣﹕有個體戶﹐農民﹐下崗工人﹐復員軍人﹐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甚至還有警察。

方菲：據何先生分析﹐上訪案例一般有四個原因：（1）有法不依；（2）執法者偽造檔案材料；（3）提供假證言甚至假法官；（4）糾錯不賠償。

金然：像何先生提到的那些案例﹐基本上都屬於「冤假錯案」之類﹐卻長期得不到解決﹐甚至上訪者本身都受到威脅﹐我看這就屬於制度性的大問題了。

何先生：後來許多人看我是美國回來的，把我當成大救星，所有冤假錯案的材料都塞給我，我說你們不要給我，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他們說你們在美國總是自由，你們可以走可以回去，我們在這裡已經完了，所以希望我幫助他們，我也知道幫助他們肯定是要得罪人民政府、得罪共產黨，對吧？我也怕，共產黨當然可怕了，對吧？因為它根本不講道理的，以前怕的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更不講道理了，而且現在的共產黨有錢，以前共產黨大家沒錢是無產階級，那種專制好像沒有受到精神上的非禮，現在你是窮人，是弱勢群體，他是有錢的老闆，弱勢群體更覺得自己好像沒臉見人了，社會上笑貧不笑娼，在美國還沒有這樣，在上海就完全是這樣。看到窮人就是馬上抓起來。

記者：那您當時就是碰到和您關在一起的這三十幾人？

何先生：三十多人都有材料，他說你為什麼來？來交流嗎？不是交流。後來我照片怎麼拿出來呢？那是透過鬥爭，有二十幾個執法的守衛，他們要把我的膠卷我的照相機拿掉，我說你要拿我的東西只有一個辦法，他說什麼辦法，我說採取暴力，他說暴力還沒人找你，你看不到，我們不會上你的當。

金然：何先生提到和經歷的都屬於在上海發生的﹐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叫做“誰的眼淚在飛？”﹐它是描述北京上訪者的悲慘生活。

方菲：它是怎麼描述的呢﹖

金然：這篇文章是北京理工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會的4個人，他們去北京火車站南站附近的“上訪村”調研﹐發現大冬天許多人露天睡在野地裡、橋洞下和馬路邊﹐他們說：所見只能用一個“慘“字來形容。

方菲：我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上訪村”，它那裡邊住着多少人呢﹖

金然：你恐怕猜不到，居然住著幾萬人﹐而中國的高等法院﹑檢察院、人大就設在附近。所以最後作者就寫到﹕沒來上訪村的時候，我不知道這世上還有如此讓人不堪的悲慘，真的很心寒，很害怕，假如有一天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我不知道有沒有勇氣與毅力去承擔?

何先生：還有一個老太太，是另外一個案子，她的兒子是人民警察，給人家造成假車禍死了，怎麼死的呢？因為他得罪了公安局局長，公安局局長的親戚在做違章搭建，就搭在這警察妹妹的旁邊，這位人民警察為妹妹出頭，得罪了鄰居，這鄰居是警察的上司的上司，派出所所長的上司，也就是公安局局長，後來就搞了一個假的車禍事故的案，沒有簽字、沒有編號，完全是假的，這完全是開後門。這位老太太現在每天站在公安局門口，多可憐！我給她拍照，大冤案沒人管嘛，公安局門口不是有個警察站崗的嗎？他不是民警，是部隊的解放軍，他不參與地方的矛盾，你在那裡遊行也好，示威也好，部隊站崗的人不管你，拍照也不管你，那我就拍了，人家叫我拍我就拍，大冤案嘛！還有一個女孩子，大學才畢業，分配到學校裡邊，一所上海的美國人開的中文學校，她是醫學院畢業的，被分在醫務課，外國人和她很好，因為她外語好嘛！她是法輪功的，結果中國的校長彚報到派出所，公安局把她抓去了。她沒有其他事情，也沒有走向社會，就只是同事之間煉煉功，這怎麼叫邪教呢？就抓起來了。她父親在上訪，這父親和我差不多年齡，女兒二十幾歲，倒楣吧？他給我看勞教的資料，說他女兒無業，他說：「我女兒就在學校裡邊工作，有簽字有合同的，怎麼說她無職業呢？」就是造謠。所以他問我：「你是法輪功啊？」我問他：「我像法輪功嗎？」他說：「我看你不像法輪功，法輪功沒有你這種態度，法輪功講真善忍」，我真善不忍，所以我不是法輪功。他們對法輪功更不公平，以前我在上海沒看過對法輪功這樣態度，我也不知道對這問題江澤民他要怎麼辦？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辦，走到這一步，這麼被動，明明知道人家是真善忍，還要去搞人家，天理不容嘛！

方菲：我在採訪何先生的時候﹐他講到了「制度的腐敗和有法不依」造成了上訪現象﹐同時他也多次提到現在人的冷漠﹐甚至麻木﹐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金然：嗯﹐我記得他的文章中提到了三種麻木﹕一種是對社會不合理現象的麻木，一種是對他人痛苦的麻木，最後一種是對邪惡勢力的麻木。何先生批判了這種“只要不輪到自已就是幸運”的態度是害人害己的。

何先生：誰輪到誰倒楣，最好不要輪到，你輪到你倒楣，你沒輪到就不要多管閒事，換句話說，這件事和你不搭軋，不要管閒事，那我現在就是管閒事，是儍瓜。上海最早的時候江澤民是市長，就把這個觀念灌輸給人民，他「教育有方」，所以造成上海人自私，這個事不管、那個事不管，反正都不管。

方菲：金然﹐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感受﹐但是我看到那些案例所描述的悲慘事件, 即使看一看都有點喘不過氣的感覺。說實話﹐我很希望我們這節目能多談點兒歡樂的事﹐可我們又沒有辦法去漠視發生在眼前的事實。

金然：確實是這樣﹐我們都希望社會上不公之事越來越少﹐這也是我們不能漠視的原因。不過好像我們剛纔談得太沉重了一點﹐不妨現在我們一起來聽聽何震東先生隨手彈的一曲﹐也祝福人們都有個光明美好的未來。

[何震東先生彈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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