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9日訊】台灣的政情，讓人想到上次美國大選的爭執。人所共知，美國的大選糾紛從始至終都是通過法律渠道解決的。敗選的戈爾既沒有煽情集會，也無人沖擊美國的選舉部門，連一場游行都沒舉辦。戈爾最後的敗選演說相當感人，他說，我“不是服從人，而是服從上帝和法律”。“我對最高法院的判決極不認同，但我接受這項裁決。” “我要呼籲所有的美國人——尤其是支持我的民眾，團結一致力挺下屆總統。這就是美國：輸贏難分時我們全力以赴；但競選結束後我們捐棄前嫌、團結一致。” “以對國家的熱愛來取代我們的失望。”

戈爾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他認知到，“在遵從政黨之外有更崇高的職責，我們將國家放置於政黨之上。”

當時我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不僅美國，所有民主國家的選舉，關鍵不看勝利者，而是敗選者，能不能尊重法治，視國家利益超越黨派之爭。”

戈爾所以做到了，當然有他本人的民主素養等因素，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比較成熟的美國，如果戈爾不這樣做，而採取街頭運動，煽情抗爭，結果將會嚴重傷害他所屬的政黨的前途，所以連他的黨內同仁也不會允許。更關鍵的是，美國的輿論、民意更不會允許，連認同戈爾所屬政黨理念的報紙、電視等媒體，也會出於愛這個國家，而不會讚同。這種大環境的制約，也迫使戈爾既不能那麼想，更不能那麼做。

台灣這次選舉糾紛，最後如何解決，是趨向北京式的清算，還是美國式的真正尊重“凍蒜”和法治，真是“台灣第一次，世界都在看”。

（摘自台灣《自由時報》2004年3月29日“鏗鏘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