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據大陸媒體報導，《中國農民調查》出版近兩個月，仍保持在暢銷書排行榜的前列。讀完此書我才發現，兩位作者的勇氣，不僅是敢於暴露大陸農民近年的悲慘遭遇，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敢於告訴讀者，誰應該對大陸農民目前的悲慘境遇負責。正因為如此，這本書將產生相當深遠的影響。我相信，不僅大陸的知識階層會買這本書，而且，許多農民也會買這本書。因為大陸農民比誰都更加關心，究竟是誰應該對他們極不公平的命運負責？

可以想像，陳桂棣、春桃兩為作者，在觸及這個敏感問題的時候，絕非如大陸一些評論家所說，是象司馬遷那樣，秉筆直書。恰恰相反，他們為了增加該書被大陸當局批准出版的機會，不得不採取了許多非常婉轉的措辭和編排。值得慶倖的是，他們趕上了有利的政治時機，否則，即使行文再委婉，他們的書也不可能與讀者見面。

那麼，《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究竟告訴了讀者哪些鮮為人知的重要史實呢？正如許多人能想像到的，把數億農民打成二等國民的，不是別人，正是帶領農民造反成功，當上了紅色皇帝的毛澤東。書中指出，在五十年代，毛澤東越來越感到城市工業無法吸收農村的過剩人口，終於在１９５８年的鄭州會議上，明確了不讓農民進城的大方針。毛說：”農村人口（實際指農業人口）要減少怎麼辦？不要擁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這就是當年公社化時提出”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原由。眾所周知，五八年大陸農村第一次大辦工業，緊接著就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約四千萬農民失去了生命。

儘管大陸百姓對毛的過錯知道越來越多，但畢竟毛是開國皇帝而且已經作古，多數人還沒有把他當作一個反面的歷史人物。不過，對於一年前才卸任總理的朱鎔基來說，情況恐怕就不同了。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直接把朱鎔基的種種弊政與大陸農民的困境聯繫起來，是迄今為止對朱的農民政策最有力的公開批評和指責。該書的兩位作者，顯然得到一些知情人的支援，點破了這樣一個事實，朱鎔基對農民問題的無知、傲慢和嚴重的城市偏向，應對大陸當今農村和農民的困境，負重大責任。

當然，書的作者並沒有把話說的如此直白，而是把一些關鍵的事實告訴了讀者。書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朱鎔基對大陸農村的無知，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在專制制度的保護下，他剛愎自用的個性，極度膨脹，以至他的無知給千百萬人帶來非常痛苦的後果。

朱鎔基上臺主管大陸經濟，最得意的政績之一，就是１９９４年的稅制改革。其實，正是這個稅制改革，奠定了農民負擔過重的基礎。朱鎔基利用政治強勢，把地方的財權集中到中央，同時卻把更多的事權下放到基層，把地方政府，尤其是內地縣以下的基層政府，逼到了絕境。朱鎔基既要地方把全部基礎教育的費用都承擔起來，同時，又不許加重農民負擔，實際上根本辦不到。但是，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對於這樣一個在大陸農村盡人皆知的事實，朱鎔基自己竟全然不知，他以為農民負擔之所以減不下去，完全是因為地方幹部不願意放棄多占的利益。

由於朱鎔基的無知，他企圖減輕農民負擔的各種政策和改革，完全不得要領，農民的負擔越減越重，於是大陸的地方高官，不得不想辦法，讓朱鎔基知道農村的實情。《中國農民調查》一書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就是在安徽省領導的安排下，朱鎔基視察穎上縣宋洋小學的那一幕。朱鎔基先是被他所看到的學校和農村的破敗所震驚，後來又從農村教師的口中，終於弄明白，農村的教育負擔早已令地方和農民不堪承受的事實。此時，已經是２００１年的夏天，安徽的稅費改革已經試點了一年，而稅制改革已經七年了。距書中介紹的大陸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人”何開蔭提出改革方案，已經十年有餘了。

書的作者，還讓我們看到了朱鎔基震驚之餘的愧疚。不過，他一定很明白，此時知道真情已經太晚，他或許可以在政策上略有補救，但卻無法挽回歷史上的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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