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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集

范英著:扼殺民主的手伸向搖籃

【大紀元3月19日訊】據《京華時報》報導,北京市推出新措施,嚴格規定中小學校的教材內容不得擅自選用香港、澳門、臺灣和國外等中小學原版教材,又不准中小學校向教材發行、銷售部門或個人征訂教材,而且又不准老師以未經審查的教學用書、光碟或磁帶等進行教學。

中共近來不但對媒體和網民推出一系列鉗制思想的嚴厲措施,這回連孩子也不放過了。誰不知道,上中小學是人生黃金時期,是豐富知識、形成世界觀的搖籃期。在這段人生中,記憶力最強,摹仿力最強,思想最活躍,可塑性最強。正象一泓泉水,引向東方向東流,引向西方向西流。他們是純淨的白布,加什麽顔料,出什麽顔色。中共顯然是要用這種劃一教材的方法,把他們炮製爲專制下的奴才,或維護專制的打手,讓小學變成中共玩偶製作廠,讓中學變成鸚鵡馴順場,從而再無獨立思考者,使專制制度萬世不衰!

細想起來,中共執政50多年來,何時不是把學校當做灌輸奴化教育的場地呢?“文革”時期,課本裏充滿毛語錄不說,連王、張、江、姚等人也想在課本裏亮相。有一次開學時,接到逐級傳達下來的紅頭文件,要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恰在此時,新華書店教材部送來教材,他們出奇地賣力,把一捆捆書肩扛進學校辦公室。隨後要我在帳單上簽字。這時,有人“哎呀!”了一聲,說課本上有陳伯達的文章。如果把這批課本發給學生,就會立即造成“反革命政治事件”。因爲陳伯達在放假前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毛澤東手下的大紅人;一個廬山會議下來,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幾天前若不講他的文章就是“別有用心”,現在把他的文章教育孩子,就是“反革命”,這是當時的常見現象。我立即向書店的人說,趕緊扛回去,我們不能收。書店的人說,有你的預訂單在此,這批書是專給你們印的,不要,給誰?!總不能爲此打架吧。最後,書收下,款由會計“沖掉”,迅即將書運到造紙廠化成紙漿再生去了。

現在檢視中學語文課本目錄,赫然入目的是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回歸的基本立場》,以及江澤民《在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幾年前上海小學課本裏還收進了江澤民的詩。大陸把國文課叫做語文課,含語言、文學兩方面的意思。天理良心,鄧、江的充滿中共八股調的文章,從哪里說能算得上語言典範和文學精品!

50年代高中課本裏選了《席方平》,現在不見了。這是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名篇,評書藝人更使其在群衆中廣泛流傳。用中共的文學術語說,這篇作品頗具“人民性”。故事說財主羊某花錢買通陰間官府,使席方平父親慘死。席方平赴陰間告狀,沒想到從城隍到郡司再到閻王,三級官員個個貪污。最後找到灌口二郎才得申冤。宣判書中說,閻王敲骨吸髓,使婦孺皮骨皆空,城隍、郡司是小民的父母官,卻受髒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判決是,讓閻王去抱火柱,其下級貪官,則先剁四肢,再扔進油鍋。這篇《席方平》,過去老師說反映了舊時代的現實,而只有共產黨來了,才帶來廉潔和光明。但今天該怎麽講呢?在貪官如麻的現實中,老師誰都能俯拾實例,把眼前的“城隍、郡司、閻王”的惡行和上訪者的悲慘遭遇,講得活龍活現,讓學生的心靈上樹正氣,憎貪官,這本來也是中共提倡的“愛憎分明的階級感情”。但當局允許師生這樣做嗎?

平時把臺灣稱作寶島,把港澳人叫作同胞,說對國外文化也要採取“拿來主義”,現在明白了,都是假話。從所有這些地方來的任何原版教材(數、理、化也在內),一概不得擅自選用!他們竟然顧不得掩飾內心對港臺人民的蔑視、敵視、輕視;全然不顧這是對港臺和全世界華人在兒童教育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絕不遜於大陸的成就的公然污辱;他們也不考慮這種公然攻擊,不能不引起全世界教育工作者的公憤。說他們是昏了頭、發了瘋,能算誇大嗎?而這種愚蠢表現同當前新一波迫害民運人士、打殺網上自由言論、公然攻擊人權呼聲,是同步出籠的。這一波逆流,不是說明他們的強大,而恰是外強中幹、內鬥加劇、陣腳混亂、內心恐慌的表現。

爲了強化專制和維護特權階層利益的“長期穩定”,必須有兩種劊子手行使職能:一是控制自由言論,迫害有識之士;二是把奴化國民意識、扼殺民主的手伸入搖籃中,從孩子身上下手,妄圖把民主意識消滅在萌芽狀態。對前者,我們容易看穿它,對它的反抗較爲有力,而對後者的戳穿,就顯得乏力。豈不知從孩子身上下手是最惡毒的行徑。若是孩子把中共的專制視爲天經地義了,還有什麽民主前途?爲了救救孩子,我們絕不能等閒視之。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