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8日訊】在北京“兩會”召開期間，在“六四”15周年前夕，蔣彥永醫生上書兩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國務院，要求爲19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這件事立刻激起廣泛的強烈反響。

“六四”過去整整15年了。15年比十年浩劫還多5年，再過一年就是兩個抗戰。我們的後代子孫將怎樣看待過去的這15年呢？總有一天他們會質問我們：既然當初你們都參與過、激動過、哭泣過、憤怒過，你們怎麽還能選擇沈默、選擇遺忘，甚至選擇背叛？而且長達15年，很可能還不只15年？

恐懼。是的，是恐懼壓倒了良知。其實，承認自己是出於恐懼才不敢講真話，這本身就幾乎算得上一種勇敢。更糟糕的是，很多人不會承認自己恐懼，他們聲稱他們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在私下裏對你說，“六四”開槍當然是錯的、“六四”的案子當然該平反，但是現在還不能平反，現在平反會危害穩定。蔣醫生的上書不會促動他們的良知，相反，他們還會對蔣醫生的做法不以爲然。這就涉及到一個古老而深刻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爲什麽會有大規模的、有組織的，通常是以國家名義進行的罪惡發生？這些罪惡爲什麽還能長期持續？參與這種犯罪的人很多，單獨地看，其中不少人並不是天生的罪犯或者惡棍，既不昏庸、也不殘忍，但正是由於他們的參與和維護，那些可怕的罪行才能發生、才能持續。難道說爲了穩定大局就必須明知是罪惡還要維護、明知是真理還要打擊、明知是人命關天卻還要摧殘屠戮、毫不猶豫？

15年來，一直有人對我們說，“六四”終歸是要平反的，但是需要多等一等，需要等到合適的時機。照他們看來，亡靈的死不瞑目、母親的淚眼哭幹、多少志士仁人的被監禁、被流放，妻離子散，這些苦難都無足輕重。他們可以而且也需要拖得更長更久，否則對大局不利。然而15年來，人們看到的是，那個所謂合適的時機並沒有向我們走近，反而離我們更遠。“六四”的舊債未還，又欠下了“法輪功”的新債，還有民間阻擋人士和網路作家的逮捕入獄、拆遷戶被逼自焚、民工遭活活打死，以及成千上萬的農民和下崗工人受盡欺淩。

“六四”之後這15年，政府暴力犯罪惡性增長，這絕不僅僅是極少數專制暴君及其鷹犬的責任，那些以維護穩定爲名而容忍暴行的人難辭其咎，這種人未必屬於壞人、惡人，但是在那套邪惡理論的武裝下，他們的表現比普通的壞人、惡人還要殘忍。普通的壞人、惡人偶爾還有良心發現的時候，唯有那些用邪惡理論武裝起來的人，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因爲他們的良心已經被那套邪惡理論扭曲變形。

蔣彥永醫生公開上書兩會，重新提出了“六四”問題，在這種時候，我們對那些種種爲“六四”暴行辯護的觀點、理論進行批駁，我以爲是非常重要的。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