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江河報導) 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人大會議上說，中國的立法工作不斷加強，立法質量進一步提高。中國官方輿論也讚揚了最新推出的修憲草案，認為這是中國從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國領導人經常蓄意混淆法治概念，共產黨在中國仍然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如果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中國就難以成為名副其實的法治國家。

吳邦國在人大會議上表示，人大常委會為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說，人大的目標是為了在本屆任期內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重點是提高立法質量。這位人大委員長說，一年來，立法工作不斷加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立法最大禁區：黨大還是法大*

雖然中國官方媒體高度讚揚這次兩會期間在立法問題上的新舉措，認為修憲草案對公民私有財產保護和人權保護的條款打破了長期以來的禁區，是一個重大突破。但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在立法問題上的一個最大的禁區至今仍未打破，這就是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

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說：“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就討論過法大還是黨大，後來在彭真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時候做了一些詭辯式的說明以後，最後決定這個問題從此不要討論了。”

*批評人士：黨不受法控制*

程曉農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說：“事實上，中國是黨大於法，法不能管黨。既然法不能管黨，自然黨就不受法的控制。毛澤東過去就有句名言嘛，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法只是毛澤東用來對付老百姓的。他不想要就不要了。鄧小平也是高居法律之上。中國到現在為止，在這方面沒有任何改變。”

然而，北京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戴建中在法大還是黨大這個問題上提出一種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法律僅僅是現存階級力量對比的反映，就是雙方都可能接受的一種契約性的東西，或者是遊戲規則性的東西。戴建中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說，法律並不是一種抽象的、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產物。

他說：“它(法律)沒有什麼大不大，因為它背後反映的只不過是一個現實的階級力量的對比，階級力量對比將來的變化一定會引起法律的變化。所以我不以為法律是什麼至高的東西，法律可不是至高的東西。法律只不過是一種文化的、一種現實力量的反映。”

*專家：共產黨受到挑戰才修憲*

新華社的一篇報導稱，從現行憲法的四次修改可以看到，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艱辛求索，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但是戴建中則認為，二十多年來中國四次修改憲法，原因並不是因為共產黨主動想這樣做，而是因為各方面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共產黨受到挑戰，因此才有修改憲法的要求。

他說：“我覺得是因為受到了挑戰，而且這挑戰是相當有理的，能得到相當多群眾的擁護，那麼才會有法律的變化。如果沒有一定的壓力，那法律為什麼要改變呢？”

香港著名時事評論員何亮亮說，從共產黨內保守派人士的觀點來看，在修憲問題上執政的共產黨的確是受到外界的壓力。何亮亮在接受本台採訪時認為，這個問題自然而然地又涉及到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

*中國困境乃黨大於法*

何亮亮說：“也有一些，可以說是一些保守派人士認為，有一種自由化的勢力是在通過一些類似像孫志剛的案件、像劉湧的案件，在逼迫中共在法律上面做出一些讓步。那麼，這裡面就牽扯到一個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那麼以中國的現狀來看呢，這個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是黨比法大。”

何亮亮說，黨大和法大這個問題如果不能解決的話，無論是人大或者是別的方面解決法治的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基本上是一個困境。

*不承認法大於黨法治社會無望*

《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說，共產黨在中國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在接受本台採訪時指出，中國要想成為法治社會首先就必須承認法大於黨，但這樣做必然會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地位。

章家敦說：“共產黨領導人必將受到法治的威脅。我們現在看到的一種現象是，中國人民正在意識到自身擁有的權利，他們是認真地對待所有這些關於法律的討論。這就意味著他們試圖使用法律糾正中國社會的不公正。如果中國真的會有法治的話，那麼人民的力量無疑會壓倒共產黨的力量。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共產黨在接受法治方面一定會非常猶豫不決。中國人現在堅持爭取自己的權利，共產黨一旦打開這方面的缺口，它就會立即被淹沒在群眾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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