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5日訊】社會主流這個概念該怎樣去定義呢？可能會有很多的爭議，我不想去細究這一點，只想使用這個概念的最通俗的、大家都能夠理解的那層意思。比如，盜賊、騙子等，都不是社會的主流，而是末流。在一個自由社會中，社會主流一般來說應該是以政府為代表的各种社會力量的集合，政府應該是這個社會主流中的主流。

社會主流力量的行為、思想都是正大光明的，比如使用法律手段來懲罰各种犯罪行為，就不能象恐怖分子一樣使用見不得人的手段去暗殺和搞爆炸，更不能搞綁架。社會主流力量的思想，也都是能夠拿出來讓大家充分討論、論證和批判的，是經得起檢驗的，并且是不以國界為限制的，不能說，一种思想性的東西，在這個國家就是真理，在那個國家就是謬論，這也是不可能的，思想是人類相通的東西，具有判适性。

國內有一些知識分子，因為總是不見容于政府，被視為社會的末流，而他們自己原來也常常把自己視為末流，整天提心吊膽地追求一些自認為是真理的東西。這樣的日子已經有很長時間了，他們的許多同道一談起話來，也是忘不了要好心地告誡對方，要小心，別弄出事情來等等。似乎隨時都會有某种力量要對他的朋友們下手似的。

可是近年來，我發現事情完全不一樣了。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朋友都是光明正大的，所有的行為都可以拿出來公開昭示，沒有一件是見不的人的勾當，而且都是令人感動的事情。比如對孫志剛的同情和對正義的呼吁，對李思怡小女孩儿的同情和對社會道德重建的努力，對許多因為言論被捕的朋友的支持、對他們家人的經濟的幫助和道義上的支持等等，每一件都是光彩照人的，都是感人泣下的。

這些自由人士們，都是通過公開的或是能夠公開的言論等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見解，表達對社會的關注，表達對一种先進的社會制度的渴望。本來這种追求應該是和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權力机构的意志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起一個民主、高效和自由的國家的。可是，我們發現，中國政府這一社會的主流，現在并不把自己當作一個主流來看，而是把自己當作恐怖分子或是見不得人的騙子、罪犯來看待，他們反對這些持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追求自由和民主不說，更可笑的是，他們反對的方式竟然是偷偷摸摸的，不能敢公開的，比如逮捕杜導斌的當地警方就多次告訴杜的家人，不要公開他們逮捕和搜查等等這些事情，不讓律師會見當事人，不讓媒體報道相關事件，我不知道他們怕什么，公開了就會怎樣呢？既然政府認為自己是正确的，那就應該大張旗鼓地去做這些事情，大批地去逮捕這些人，把他們全部抓光，還可以象美國懸賞捉拿恐怖分子那樣，也設出獎勵的標准，號召百姓都來捉拿自由主義分子，使這些自由主義者無處可逃，然后公開審判，讓人民都知道他們的行為是錯誤的，并且還可以選擇公開辯論的方式來揭露他們的荒謬所在。政府掌握著的學者、政治家、思想家等几乎全社會的精英，進行大辯論，媒體公開 >報道他們的理論的缺點，區區几個民間的業余知識分子，怎么可能是對手呢？用這种公開的方式來戰胜自由主義，弘揚社會主義，不是更加有說服力嗎？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政府沒有這樣做，它的行為表明，它才是真正的社會的末流。它緊緊地把持著各种新聞媒體，不讓一點不同的意見表達出來，竭力地封鎖网絡，企圖把這些人的聲音偷偷地消滅。它們偷偷地把一些持不同政見者抓起來，不敢象它們逮捕其它刑事罪犯那樣公開逮捕的消息。更加可笑的是，它們在网絡上象做賊一樣偷偷地刪除別人的文章和言論，暗暗地封閉人們的网站，卻不敢出來說一個理由，它們的這种舉動，無疑是自己把自己放在了一個社會末流的地位，顯然這种行徑表明它們的內心非常懼怕，因為偷偷摸摸地做事情，那一定是因為懼怕的緣故。它們手中握有警察、軍隊和大批的政府官員，它們還怕什么呢？這些手無寸鐵，并且就象安慰嬰儿一樣一再聲明不使用暴力手段的人，難道就令政府這樣害怕，以至于連行動都偷偷摸摸地起來？

其實，并非是它們自己把自己放在社會末流的地位，而是它們本身就已經成為了社會的末流。從一開始它們就十分清楚自己的社會末流地位，這种偷偷摸摸的行徑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從前蘇聯開始，國家暴力机器就空前地發達，這些以鎮壓知識分子為目的的國家力量，從來都是采用暗箱操作的手法，所不同的是，原來他們還敢于公開一些經過它們篡改的消息，比如說張志新是反革命，然后殺了她，現在，它們連這樣的篡改了的消息的公開都不敢做了，它們明白，篡改的東西已經無法遮人耳目了，只能采用完全黑社會的方法來做，這也表明，它們的行為，已經完全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完全沒有正義可言了。

所以，自由主義者們現在正在成為社會的主流，雖然這一主流的意義更多是從道義角度上來說的。因為是否是社會的主流不應該僅僅以能夠使用強制力量的能力大小來評判，而應該以它能夠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反響、民眾的支持和敵對力量對它所能夠采取的反對手段等等為標准。有時，反對它的力量雖然還很強大，卻不敢公開反對，公開論戰，并因為喪失了正義性常常把對代表社會發展方向的力量的打擊通過權力手段進行掩飾、蒙騙、封鎖等，它們對社會主流力量感到恐懼，并感到自己的命運危在旦夕，任何一种行為都是在苟延殘喘。已經過去的2003年，或許就是中國社會道義力量的對比發生根本變化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已經開始走上了中國社會正面的舞台，成為一支能夠影響社會、推動社會的力量，而不是書齋中的清談了。同時，中共政權對异議人士的打擊卻從公開走向了地下，面對自由主義的光輝，它們似乎只能夠采取地下活動，這表明，它們自己都十分清楚，它們已經不再擁有正義的權力。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它們已經從自我標榜的正義之神的角色，向一個反面的角色轉化。它們現在只能在打擊普通刑事犯罪的過程中，偶爾表現一下它們所擁有的非常有限的正義資源 >。而在其他中國社會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它們都很難坦然起來。似乎他們自己都把自己的行為視為犯罪而不敢公開事件，不敢公開露面。（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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