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幾十年來，國有企業由於缺少制約機制和競爭機制，缺少工會的獨立作用，更主要是缺少民主監督，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國有企業入不敷出，資不抵債，特別是中小型企業，早已被地方官員和企業領導人吃空用光掏的只剩下一個空殼，不僅外欠銀行的一大堆借貸，而且欠下業務往來中鬍子連頭髮的債務，對這個制度和政權已構成具大的威脅。當權者自然意識到這一潛在的危機。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時代的朝流。

九十年代末，朱鎔基的核心決策階層深知世界潮流不可阻擋，私有制才能引來競爭機制和激勵機制，從而加快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設置了盡善盡美的國有企業轉換的的政策，僅從1999年到2003年三四年時間裏，國有企業或拍賣或賣斷經營權以摧古拉朽之勢席捲大江南北，然而，制度的不公更進一步促進了分配的不公，造成了少數人歡喜多數人愁的社會大悲劇，這是朱鎔基萬萬沒有想像到的。

一、 國有企業嚴重流失造就了新型的資本家的誕生

在內地，從省城到縣市，國有企業賣斷經營權、拍賣給個人經營或者租賃經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歷史發展到今天，這個制度給地方官員和少數人大發橫財又創造了絕妙的契機。

對於企業何去何從、由哪些人來接管，企業主管部門和地方領導事先就定了盤子，早已統一了思想和觀點：租賃經營只能交給原有的法人最可靠，拍賣經營權也是讓領導們值得信任的的來接手，這為今後受益得利就埋下了伏筆。在操作的過程中，一切都按黨中央、國務院出台的政策的程序辦理。

首先，企業主管部門和法人進行「清產核資」，企業法人在這個遊戲中可以將帳目做的天衣無縫，滴水不漏，其目的只有一個：少報資產和隱慝資金。第二步是地方職能部門和財政部門的資產評估。一切都是按法律程序辦事，評估人員在企業法人陪吃陪喝陪玩後，還收下價值不菲的紅包，自然要為法人說話辦事，大筆一揮，上千萬元的資產就變成了一百萬元，企業法人能賴掉的帳都賴掉了，能夠少承擔的債務都推給了國家。第三步：企業工人買斷工齡、解除勞動合同。心黑麵厚的地方官員早已制定了工人買斷工齡的具體標準，地區與地區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心領神會地按最低標準執行。大多數企業花上三五千元就將干了半輩子的工人打發掉了，有的企業甚至是千兒八百元人民幣就賣斷了工人的工齡。老百姓普遍反映說：在企業干了半輩子的工人還不如一頭驢的價錢，因為現在市面上一頭驢還能賣一二千元！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內地縣市絕大多數企業都賣給了前任法人，除銀行債務及往來債務背著外，他們只要花上幾萬元錢或是幾十萬元錢，就買下了數百萬元或幾千萬元資產的企業。

二、產業工人大量失業，社會矛盾加劇

從一九九九年開始，由於國有企業改革的不合理性和大量資產的流失，更主要是對產業工人實行的一刀切——買斷工齡、解除勞動合同。在企業干了大半輩子的「主人」——工人，被他們的「僕人」——新型的資本家廉價地打發出門了，那些為企業的發展流過血和汗的工人們就像擠完了的牙膏被掃地出門，老闆在清理門戶後，自然要吸收年輕力壯的勞力為他們賣命，這樣一來，失業的大軍遍佈城鄉（官方統一的口吻為「下崗」），從企業改革之初，勢單力簿的工人們就沒有說話的地方，不能遊行示威，又沒有發表意見的輿論陣地。毛澤東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工人們只有用最原始的辦法——堵塞地方政府大門、堵塞交通要道來為自己的權益抗爭。

在將近三四年時間裏，從東北的大慶、遼陽到四川成都，從中原平原的湖北隨州市到西安市，從大省城到小縣市都不同程度地暴發過工人們聚眾請願的活動。有的地區堵塞地方政府大門、堵塞工廠大門已司空見慣，由於「聚眾鬧事」與黨中央要求的「穩定壓倒一切」相違背，地方官員窮於應酬，把主要精力花在解決和調處工人們鬧事問題上，儘量迴避矛盾，對待「老實」的工人用謊言哄騙，對待「不老實」的工人動用公安、武警等強權力量進行鎮壓。干群矛盾進一步突出，社會矛盾進一步加劇，不穩定的隱患處處可見。

三、新老闆不理舊帳，銀行呆帳大多成了死帳

中國的大多數企業都是靠銀行借貸生存下來的，企業老闆換了一茬又一茬，每上任一個企業老闆都打通關節在銀行借貸一筆資金，美其名曰發展生產，實際上大多用於與地方官員及職能部門管理人員的吃喝玩樂嫖了，借貸的本金和利息像滾雪球一樣地滾了下來，大多數企業別說是還利息，就是本金都是一大堆無法償還。因此，在大多數銀行都將這些無法收回的貸款列為「呆帳」、「壞帳」，企業賣給個人經營時，新型的資本家大多拒絕承認以前的借貸，即使有的老闆接受了先前的借貸，也以不是自己經手為由拖著不還貸。所以，現在的每個縣市的銀行都有數千萬元的呆帳、壞帳，如果儲戶排隊到銀行取款的話，大多數銀行都要破產關門。

四、 現有的政策對新型資本家的管理鞭長莫及，掠奪和偷稅是公開的秘密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毛澤東異想天開地想跨越商品經濟這個歷史進程，將勞動資料統歸國家所有，從而取消了私有企業，才有了國有企業的興旺，現在，朱鎔基的政策又將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賣給了個人，歷史的彎路在中國不斷地重複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國的私營業主與一百多年前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極有相似之處，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所指出的那樣：「要強迫人們去從事任何形式的奴隸的勞役，那就必須設想這一強迫者掌握了勞動資料，他只有藉助這些勞動資料才能使用奴役者。」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也曾精闢地指出：「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佔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因為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

可是如今，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的資本主義殘酷剝削勞動者的現象在中國重演。掌握著「勞動資料」的新型資本家對工人是敲筋吸髓的剝削。大多數的產業工人像機械一樣沒日沒夜地工作，他們得到的是只能解決溫飽的工資，生活福利和養老保險跟他們無緣，勞動合同只是個晃子不具實際意義，腿殘眼瞎等職業病被一腳踢出門外。

資本家一方面對工人大肆掠奪和剝削，另一方面又都在帳務上大做手腳：隱瞞經營收入、多列成本費用、建立帳外帳，不擇手段進行斂財。

新型資本家偷逃的稅收和工人們創造的「剩餘價值」裝飾了企業老闆花團錦簇的人生道路，他們靠錢財開道與地方官員如膠似漆，共度蜜月，地方官員不僅為這些新型的資本家保駕護航，為他們剝削工人的合法化和偷逃稅掃清障礙、舖平道路，而且還冠以「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表」直至縣裡、市裡「黨委委員」、「副縣長」或「副市長」等頭銜。

中國的政體像一個五臟六腑都糜爛了的動物，再能幹的醫生都不能使其起死回生了，所以說，朱鎔基的努力都是徒勞的。但是不難否認，朱鎔基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願望是美好的、初衷是正確的，也是符合歷史潮流的，然而，這個制度就像是個百孔千瘡的煉鋼的爐子，煉出的鋼水沒有流進指定的模具中，而是從爐子的漏洞裡流出來扭曲變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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