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6日訊】最近一個令人喜悅的好消息是，被湖北省孝感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關押的杜導斌，其案件被孝感市檢察院以“證据不足”為由，退回給公安局。兩個多月前，北京第二檢察院也以同樣理由，對劉荻、吳一然和李毅斌等人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這兩樁案例讓人感覺到，比較起至今仍然蠻橫落后的國安公安，中國檢察机构已經進步了。

筆者在1989年“六四”獲罪后，曾經和中國檢察机關直接打過交道。那時候的檢察院，完全是執政党的應聲虫，中共党委定下的“反革命案件”，公安局整出材料，檢察院明明知道不合法，卻只能接受，并立即派出公訴人，去主演“起訴反革命”這一場戲。据說起訴我的時候，邵陽市檢察院無人愿意承擔這一明顯是法制恥辱的任務，大家找借口互相推諉，最后推給一個忠厚的L先生。L先生只好硬著頭皮充當專制政權的工具，前來起訴我。

十几年過去，中國社會的法制進步非常緩慢，但從劉荻案和杜導斌案看來，中國檢察机關似乎不同以往，他們敢于對同一党委領導下的國安公安說“不”了。劉荻的案件，北京市檢察院就兩次退回給國安。看來，作為專制政党的猙獰國家机器，其內部不再是鐵板一塊。

為什么會有這种變化？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國內外民間維權活動的影響，輿論的強大壓力，使司法机构內部出現了某种松動。但同樣是在一党領導下，為什么國安公安繼續抓捕無辜公民，不受海內外輿論的影響，而只有檢察院采取這种比較依法辦事的態度？

在筆者看來，這首先是由于檢察院所扮演的角色的因素。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檢察院的職權有：“對于公安机關偵查的案件，進行審查，決定是否逮捕、起訴或者免予起訴。”

杜導斌和劉荻兩個案子，國安公安能夠移送給檢察院的“犯罪證据”，只是區區几篇文章而已。這樣，是否要根据這几篇文章“以言治罪”，把這些手無寸鐵的書生打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犯？如此生殺予奪大權，就掌握在檢察院手中。面對國內外的強烈呼吁，負責劉荻杜導斌案件的檢察院不敢輕舉妄動。

也許是這兩個檢察院的辦案人員具有不錯的法律理論水平，他們很清楚，只靠几篇文章构成的“犯罪證据”，与國安公安所要指控的罪名沒有相關性。如果強行起訴這些無辜公民，只能被世界視為“侵犯公民基本人權”。

這些檢察人員不愿承擔“迫害人權”的罪名，還可能与他們必須接受人大的監督有關。根据中國憲法，檢察院必須執行人大制訂的法律，必須接受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督。而當今中國的人大代表，已經不完全是共產党的“舉手机器”，他們中的优秀分子多少了解這些群眾有公憤的案件，因此找机會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質疑。

2003年3月，海內外八百多個民間人士簽名，向全國人大會議送交了一封《關于劉荻案致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公開信》，要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依法追究有關責任人員隨意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違法行為”。最近，又有上千位民間人士簽名呼吁，要求最高法院和人大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出法律解釋。這些民間呼吁不是徒勞的，它或多或少，給包括檢察院在內的司法机构以影響。

但愿湖北孝感市檢察院堅持他們退回杜導斌案件的正确決定，使杜導斌得以無罪釋放。也希望中國所有的檢察院，學習北京市第二檢察院和湖北孝感市檢察院“依法辦事”的做法，把那些因言論寫作、宗教信仰入罪的案件，統統退回去。同時，中國的國安公安也應該吸取教訓，不要再充當侵犯人權的黑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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