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大紀元特約記者林丹，謝宗延報導)二OO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由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紐約市立大學斯泰登島學院協辦的「中國三農問題國際研討會」在紐約舉行。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和旅美學者就「中國農村狀況與農民身份變遷」進行了研討。我們將陸續發表部分學者的發言。

我想談三點，第一點是：“三農”問題50年，第二點是：爲什麽這個“國家”不關心國家利益，第三點是：“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何在？

“三農”問題這個提法是最近5、6年在中國開始興起的。這個表述承認了一個事實，就是中國農業領域的存在问题、農村問題、農民問題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不再是分開的專業領域的討論。也就是說，這三個問題合在一起，都与農村體制以及農村這個社會系統對農民這個社會群體的管理控制方式有直接關係。換言之，農村問題是涉及整個農村系統、農村制度的問題。

但是，仔細想一想的話，“三農”問題其實並不只是這5、6年才存在的，“三農”問題是中國過去50年來從來都存在的問題。奇怪的倒是，爲什麽直到5、6年前中國人才意識到“三農”問題不是純粹的農業問題？換句話講，中國人爲什麽過去幾十年沒有正視這個長期沒有解決的“三農”問題？

如果仔細回顧一下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也許可以這樣問，有那幾年中國農村這個系統是基本正常、情況良好的？現在我們來大概地回顧一下，50年代初，中國農村是推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過程當中，在農村基層社會出現了鬥爭擴大化，然後激化了農村的社會矛盾。接下來1955到1956年是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遇到了農民的抵制，然後農業全面減產，特別是1956年。再接下來是1958到1960年，“大躍進”造成了全國性的嚴重飢荒，餓死的人口達3千萬以上，創了世界紀錄。再接下來，1961到1978年，農民人民公社制度造成了農民的“農奴化”和貧困化。1979到1984年可以説是過去50年里中國農村唯一的好時光，農村實行了承包制，人民公社解體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相對社會地位也改善了。但緊跟著，從1985年到1990年這個階段，由於對城市物價的管制，開始抑制農产品市場的形成，農用物资價格暴漲，農業的经营條件開始惡化，這個時候的好消息是鄉鎮企業的發展還給農民提供了一定的就業機會。但是這個好消息沒有延續多久，1992到1996年，在全國性的房地產投機熱和開發區熱當中，農村的金融資源被大量地轉移到城市，農村的發展開始受阻。接下來從1997年到現在，我們就看到了上面講的這一系列變化的結果，就是農業凋零，經營農業現在變成一個收入不能抵償支出的狀態，就是收不抵支，會虧損；另外鄉鎮企業大批破產關閉；鄉鎮政府攤派日益嚴重，農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中西部省份的多數農村現在開始出現了貧困化趨勢。

上面這樣一個50年的大致回顧似乎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局面是一時性的政策失誤？還是長期性現象？似乎看起來它更像是長期性現象，而不是一時的政策性失誤。那麽進一步看，這些問題並不是複雜得難以了解的，這都是些非常顯而易見的現象，比方講3千万人餓死，這不是看不見不知道的，那麽這50年當中，政府也在問題嚴重的時候不斷宣佈要採取政策來解決問題，但卻始終無法收效。我的看法是，任何政策都只能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實施，所以，如果某些問題是制度所造成的，那麽如果不觸動制度，而只在政策細節或者技術層面上兜圈子，那是注定不能解決問題的。如果只在技術層面或政策細節上兜圈子，然後向民衆說我這是要解決問題，这只能説是當局在糊弄民衆。

從上面這些個粗略的回顧可以看出，中國的“三農”問題之所以久議難解，議是長期議論，難解就是始終難以解決。这説明當局不是真要解決問題，換句話講，“三農”問題在中國實際上現在是一個“說一說、議一議，議完說完就拉倒”的問題。也正因爲如此，國内才有一些被稱為“三農問題”專家的學者，有人说他們是打著“波音的”，在拿“三農問題”混飯吃。

下面我想講一點，就是爲什麽“國家”不關心國家利益？國内有些學者把“三農”問題限定在土地所有權、戶籍制度等等方面，這些我認爲都是派生性的制度，而“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是在政治制度上。任何人都知道中國至今仍然是一個農民的國度，70％的人口都是農民。對這樣一個國家來講，毫無疑問，“三農”問題就是最大的國事，佔人口70％的國民的緊迫需要就應該是政府的當務之急。但我們事實上看到的却是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所謂“重視”多數時候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就是lip service；相反，對造成嚴重的“三農”問題的諸多因素，比方講鄉鎮幹部的橫徵暴斂，哪怕這個橫徵暴斂是違反憲法和現有法律、也違反政府文件的，上级政府向來是寬容和放縱的。

那麽，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到底什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顯然，解決“三農”問題或者為解決“三農”問題創造基本的制度條件，這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的最大利益。然而，在中國自稱爲“國家”的這個當局似乎根本不在乎“三農”問題的長期存在，也不在乎這個問題如何嚴重損害了中囯的國家利益；當局更關心的是花費幾百億巨資去完成“神州飛船”這種在技術上已經過時了幾十年的工程，或者是誣陷像孫大武這樣對北大學生講了幾句真話的農民企業家。

在中国，一般人都習慣假定一個執政黨、一個政府總是會關心國家的利益，要為國家的前途施政。國内絕大部分從農民的利益出發向當局提出種種政策建議的人士，其立足點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這個假定之上。然而，上面提到的這些事實似乎表明，這種假定可能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善良願望。

我這裡講一個關於李昌平和朱鎔基互動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李昌平那本書――向總理說實話，其中提到了一些觸目驚心的現狀，他也提出“農民苦，農民活不下去了”。這樣的話我們在共產黨革命的時期早都聽到過了。很少有人知道朱鎔基對此作的反應是什麽，當然一般人都知道朱鎔基对他那封信作了批示，派了一個調查組去。但這個調查組却無功而返，結果是李昌平被当地政府趕走了。後來朱鎔基在安徽試圖推進“費改稅”，就是試圖把對農村的攤派改變成正常的稅收，同時降低對農民的攤派程度，把它規範在農民收入的5％的範圍内。安徽农村的各級幹部對此採取的應對措施也非常明確：好，我們同意，你們要我少收農民的錢，沒問題，我們少收；“费改税”之后收來的錢，第一用于鄉幹部的工資，第二用于鄉幹部的福利。小車、手機、公費出差，這些東西一概不能少，錢不夠了怎麽辦？我們停發鄉村教師的工資，停辦農村教育。他們把农村教育经费叫作“硬開支”，把這“硬”包袱甩給中央了。你們不是要減稅嗎？要減少攤派嗎？行！我們農村不辦教育了。於是有一個在北京的著名經濟學家向朱鎔基的智囊、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主任王歧山講：“你告訴老闆，說共產黨要想活下去，就別再搞什麽費改稅，他想明白就行了，你到底靠誰？”王歧山把話轉給朱鎔基以後，朱鎔基突然明白了。於是，整個從李昌平上書到中國掀起討論“三農”問題的热潮、再到“費改稅”以及農村減少攤派的整個一段小小的短暫的熱潮就悄然止息了，現在只剩空談，實際措施已經不再存在。

那位智囊把問題點明了：就是黨到底靠誰？黨能夠改動誰的利益？這也是我今天要談的問題。就是爲什麽在中國掌握國家機器的執政黨不關心“三農”問題這個事関最大的國家利益的大局。我想回答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此“國家”非彼國家。從這裡就可以發現中國“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中國“三農”問題的制度根源从根本上來講，与中國的政權性質有關係。

中國的革命所造就的是一個“王朝”政權，是在現代政府形式下向“王朝統治”的部分回歸，它與歷代王朝的區別是它用一個終身控制國家權力的政治家群體替代了一個皇族。其標誌是統治集團完全壟斷權力以及這個權力的代际傳遞。在民國時代，中國還存在著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而在革命之後这些权利被徹底剝奪。同時，通過公有化消滅了民間社會的經濟基礎，把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變成了政治權力的附屬品。在這種情況下，以黨的名義活動的統治集團就把自己等同于國家，視自己爲國家和社會的永久的利益代表。所謂黨即國家，這種提法其實和“朕即國家”是差不多的，是“朕即國家”的一個現代翻版。這樣，“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就自然被解釋為“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我們可以發現，1949年以後中國的話語裏，“組織上”、黨、政府、“國家”這幾個東西是經常混在一起的。比方我們想一想，大陸人講話時經常會提到，“組織上”如何如何，還有“國家”安排長了一次工資。國家本來是一個獨立的權力，它不是哪個政黨或哪屆政府所能代表的，國家应该是全社會成員的集體利益的代表；但在中國它却變成了政府，甚至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中，這些概念也是不分的。

實際上，在中国黨的利益和國家利益還是有分別的，黨的利益其實是高於國家利益的。所以在這種制度裏頭，國是為黨存在的，也就是說黨可以爲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大躍進”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毛澤東明知為禍慘重，但是他絕不退步，因爲退了步，損失的是黨的利益，所以他寧可以囯的利益為代價。同樣的，如果爲了維護國家利益而必須犧牲黨的利益，黨是絕對不會允許的，在一黨專政的制度下，結果只能是犧牲國家利益來保全黨的利益。在這方面，“三農”問題的長期存在，我想是個最好的例子。

古代的孟子講過：君為輕、民為貴、社稷次之。而現代中國這個體制其實變成了“黨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用孟子的話来看“現代王朝”制度，后者可能在某种意義上講還不如古代的王朝制度。當然，也不是歷代王朝的君王都能按孟子的話來做的。

在中國，兒童從小就被教育要無條件的愛黨、愛“國家”，其實這個所謂的打引號的“國家”是指的政府，不是真正的國家。在教育當中，不管這個黨、這個政府、它的領袖功過如何，民众都必須無條件的服從。正因爲如此，在中國，當反腐敗救得了中國、卻可能毀了黨的時候，黨是寧可讓腐敗繼續侵蝕這個“社稷”，也不允許反腐敗動搖“君”的地位。

過去50年來的“三農”問題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黨意壓倒一切的結果，或者說民衆的權利被剝奪和民衆的意識被忽視的必然結果。由於在中國現代的等級權力、等級制社會裏，農民被置於最底層，所以農民的權利被剝奪得最徹底，其意願被完全排斥。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多數時間都是這樣。当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為政權苟活著的“准動物”；所以，農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並不在乎，政府唯一關心的是農民能否提供當局需要的農產品，並且養活黨的基層幹部。在這方面，農民是沒有説不的自由的。他們只能用腳表態，就是蘺鄉背土進城活命。即便如此，他們留在故鄉的老幼家屬仍然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人質，在外打工的人還有義務要交錢養活故鄉的黨政幹部。

我看到過一個例子，湖北省有鄉政府的幹部遠征到海南的海口市，向在海口撿垃圾的本鄉人徵收人口稅。理由很簡單，你們都跑海口去了，我們鄉政府靠谁養活？拿錢來，甭管你逃哪去。

從這個角度去看，上面提到的50多年來的種種“三農”問題都可以找到制度性解釋。我這裡只擧一個例子，就是1955年到1956年中國實行了快速農業集體化的政策，這個政策本身既違反了中共原來做過的承諾，也遇到農民的抵制，還造成農業的減產，但政府爲什麽一意孤行呢？在中國的農業經濟界，一般把它解釋成中共要實現烏托邦理想，這樣的解釋似乎把強行農業集體化說成是認識上的失誤。大約在10年前，國内有學者通過採訪當年主管農村政策的老幹部，又查閲了大量資料，有了新的發現，其實，強行農業集體化還有一個來自農村基層幹部的壓力。許多基層幹部土改以後在鄉間不願意務農，而熱衷于種種政治活動。中共的土改為提拔這些人提供了一個舞臺也奠定了黨在農村的統治基礎。但是土改以後，大多數農民安心務農，家庭經濟情況迅速好轉，倒是那些“積極分子”們的政治經濟地位開始下降。於是在中共的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中向上傳遞着一种信息，當時有句很典型的話，一直送到毛泽东那里，叫作“還走不走社會了？”什麽意思呢？基層幹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全然不懂，他們把社會主義濃縮成“社會”这兩個字。他们問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上面還讓不讓我們這些基層幹部出人头地？這些政治“积极分子”在鄉村里面不甘心过普通农民的生活，所谓的“走社會”在他們看來就是重新讓我們得到一個政治舞臺來發揮。他们同時還有一句話：再不走社會，那批中農就神氣起來了，黨員在農村就沒威信了。毛泽东準確地抓住了這個呼聲，通過強行推行快速農業集體化建立起了職業的農村幹部隊伍，原來農村里是沒有職業農村幹部隊伍的。現在，通過農業集體化，終于建成了這批職業的農村幹部隊伍，鞏固了黨對農村社會的全面滲透和控制。这也是造成“三農”問題到今天始終不能解決的一個重要根源。

有人也許會問，1978年的農村改革不是證明了當局關心農民的利益和要求吗？從那段歷史來看，出現這樣的局面並不表明剛才提到的這個政治制度的負面作用消失了，而是一些特殊原因，比方講那個時候一些領導人的個人開明和勵精圖治、一些知識分子的推動、經濟復蘇的需要等等，這些特殊原因暫時壓倒了意識形態和農村幹部的抵制。從80年代中期开始，其實中國國内就開始形成一個共識，那就是農村承包制改革的效果在逐年遞減。此後的歷史證明，看起來80年代初期的那場農村改革在整個“三農”問題历史上是個例外，而90年代中期以來日益嚴重的農村危機表明，中國現存的制度必然會生産出“三農”問題。所以，80年代上半期那種“三農”問題淡化的局面應該講也許是暫時的，而此前以及此後“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局面則是一種制度的必然產物。在這種狀態下，如果奢談解決“三農”問題或者通過城市化来化解“三農”問題，恐怕是欺人之談。謝謝！(//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