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2日訊】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

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

其存既沒，家莫聞之。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

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吊祭不至，精魂

何依？

——（唐）李華《吊古戰場文》

本周末中國大陸倍受矚目的災難性事件首先是發生在“首善之區”北京的“密雲慘案”。綜合新華網和中新網等官方網狀站的消息，這一悲劇大致是這樣發生的：2004年2月5日晚間，在北京密雲縣“第二屆迎春燈展”的第六天，因一觀燈遊人在公園橋上跌倒，引起身後遊人擁擠，造成踩死擠傷遊人特大惡性事故，37人死亡，24人受傷。目擊人說，死者多爲婦女和孩子。

事故發生後，北京市長王岐山發表電視講話，“對燈會罹難者表示沈痛哀悼”。在這篇官方講話中，他重點強調了“市委、市政府按照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批示和溫家寶總理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商討進行救治”等“傳統政治專案”，並重復強調了“吸取教訓，舉一反三”等老生常談。與此同時，官方報道仍然沿用了“事故處理指揮部成立 死者家屬情緒穩定”這樣的“穩定高於一切”的新聞報道習慣。

不過，官方網站關於“密雲慘案”的報道本次還是有所突破。慘案發生第二天，中新社二月六日發表的一篇通訊稱：“在密雲元宵節慘劇現場，民衆震驚而又不解”。文章說，有民衆認爲這次劫難原因是疏於管理。2月8日中新社的一篇“述評”題目是：“北京密雲燈會慘劇究竟誰之過？”這篇文章說：當地居民反映，去年的燈會規模比今年還要大，但是由於組織者派出大批人力維持秩序，禁止遊人上橋，整個燈會沒有發生任何意外。而今年燈會，這座橋沒人把守，也沒人疏導。不過文章也分析說：“遊人自身安全意識的薄弱也是導致悲劇發生的原因之一”。另外的官民爭論是關於關於醫院是否“耽擱救治病人”的問題的，2月7日中新社的一篇報道說：北京官方否認密雲燈展踩踏事故醫院耽擱救治病人，否認海外媒體關於醫院存在先交錢後救人的情況。

到目前爲止，網路還沒有對這場悲劇做出強烈的反應。這種沈默在一定意義上跟“司空見慣”這種精神狀態有關——屢次經受象“洛陽大火”、“重慶井噴”這類慘案的民族，就會存這樣一種“災民理性”或“災民習慣”。顯然，諸如此類悲劇發生的原因首先應該追溯到官方對生命權利的“習慣性漠視”——多年來，此類悲劇反復出現說明，有關當局並沒有真正“吸取教訓，舉一反三”。但密雲慘案暴露出來的問題比這一結論要複雜得多。事實上在中國社會缺乏生命意識和對他者的尊重具有普遍性。聚會組織者——就象以往各種災難事故中的投資人或管理者一樣——也同樣缺乏“安全意識”。而更深刻的問題是：公衆本身也缺乏應對災變的素質。顯然，這應該使人聯想到：長期以來政治落後、特別是家長式管制導致了中國公民自治素質（主要是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的底下。我們可以把這場悲劇和紐約“911慘案”中美國民衆的反應聯繫起來，在這種對比中，人們將看到政治管制消滅了民間社會所帶來的深刻的文明危機。人們也不難想象，如果遭遇更大的混亂事件，在中國“籍死無數”的悲劇是非常可能發生的。“死者多爲婦女和孩子”，這一情況也說明了“大國寡民”之下國人道德素質之一斑。在中國大陸，違反“排隊文明”的“爭先恐後”現象在各種領域都廣泛存在。但是，社會上反“規則文明”的現象顯然受到了政府部門反“規則文明”現象的鼓勵。在任何社會，政府行爲對社會道德狀況起著至關重要的示範作用。矯正這種狀況的基本前提是：在公共領域開放言論批評。但似乎北京還不打算從上述悲劇中推演出這種政治常識。值得一提的是，在慘案剛剛發生後的第二天，有網友在網路上發佈了“公安局通知暫時關閉自由評論（一民間網站）”（ [流觴曲水] 於 2004-2-7 17:10:24 加貼在 思想評論）的消息。這條消息說：服務商證實是上海方面公安局通知關閉的。看來，有關當局對於公民自治權和言論權的控制並沒有因爲各類慘案而稍加收斂。一種悲觀前景也將因“人口過剩”問題的愈演愈烈而被加強：缺乏自治能力的民衆具有進入“原始的擁擠式慘案”的更多可能性。

“密雲慘案”並非本周末唯一生命悲劇。2月5日，就在北京彩虹橋成爲斷魂橋的同一天，山西靈石縣王禹鄉回祖村一座廢棄礦井發生一起傷亡事件，至五日夜晚八時，救護人員在井下先後發現十七具屍體，在井下其餘的十一人下落不明。（中新社太原二月六日電）到2月7日，山西靈石礦難找到21具屍體，“其他失蹤人員和事故調查工作，仍在緊張進行中。” （中新社太原二月七日電）也是2月5日這一天，青海發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造成9人死亡17人受傷(新華網）。同日，新華網的一篇報道說：英國內政部6日證實，5日晚被困在英格蘭西北部莫克姆灣海灘的約30名亞裔撿拾貝類者中，目前已有19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名婦女。失蹤人數不詳。警方稱都是中國人。第二天(2月6日)，“湖北武漢市自建私房倒塌，造成3人死亡14人受傷”（2004年02月07日01:06 人民網）。2月6日，“湖北五峰發生特大交通事故 造成8人死亡4人受傷”（2004年02月07日09:09 荊楚在線-楚天都市報）……

這不是一個特殊的周末，它是中國“普普通通的周末”。而由於新年期間一些煤礦等企業放假，還可能降低了災難事故發生的頻率。那麽問題到底嚴重到什麽程度呢？我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平均每月因“生産不安全”至少死亡1萬人。這意味著什麽呢？如果說“911”慘案遇難者總數是2752人（2003年10月29日《聯合早報》），那麽中國每月就發生4次“911”慘案。如果“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被殺害，那麽在今天的和平歲月，甚至還不包括政治迫害在內，中國人“平平常常”地就可以兩年多完成一次同等規模的“自我屠殺”……（相關資料來自中新社公佈的國家安監局報告）。去年《聯合晚報》（2003-12-26）上的一篇文章也談到：中國僅煤礦爆炸等意外，以往每年就導致近萬人死亡，死亡人數仍遠超世界其他産煤國家的總和。文章還說：中國2000年平均每生産100萬噸煤就有5.68人死亡，死亡率是美國的145倍，是印度的13倍。

我在本周另一家海外的新聞周刊上剛剛發表過一篇題爲《貧困、發展和死亡》的短文，在介紹新年期間觸目驚心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主要是交通事故、火災和生産事故）之後，我談到在中國“態度和制度”（Gunnar Myrdal，1968）對發展的約束正頻繁而深刻地表現爲愈演愈烈的死亡威脅。在中國，社會轉型不僅沒有和自由權的擴展保持相同的方向，而且表現爲“發展”對生命權日益嚴重的侵犯。生産事故和交通事故形成的生命悲劇，集中代表了中國人的生活態度、落後的制度面對市場化擴張的力不從心。它說明，貧困和發展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可能被轉化爲發展和死亡之間的關係——喪失權利和工作機會的人們必須在貧困和死亡之間尋找新的均衡模式。撇開生産事故不談，頻繁的交通事故也表明：“速度的躍進”對“牛耕社會”的居民，特別是對於自由權被剝奪因而缺乏自治應對方案的的農民來說，可能代表著一場沒完沒了的死亡風險。但是，雖然“態度”（居民素質）在相關悲劇中也發揮了作用，但“態度”和“制度”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中國語境下的關係，必須得到重視。僅僅把生命悲劇的發生歸因於“GDP中心主義”這種經濟觀念是不夠的，事實上“GDP中心主義”與“權力中心主義”存在相關性，或者說死亡事件存在制度性的背景。

當然，“中國多省爆發禽流感疫情”這一消息爲這個“黑色的周末”增加了新的重量。2月8日《聯合早報》上的一篇報道說：禽流感已在亞洲境內導致18人死亡。目前在中國31省中，已13省出現確認或疑似禽流感案例。在這之前，關於中國“並未從SARS事件中吸取教訓”的批評偶見國際報端（比如，2月9日《亞洲時報》上刊發的“汕頭嚴禁談去年‘雞瘟’”一文令人觸目驚心）。本周末另外一則黑色新聞是“莫斯科地鐵爆炸恐怖事件”，在這一“自殺式襲擊”中至少有40人喪生。中國媒體突出了世界輿論對莫斯科慘案的關注與譴責，不過引人深思的是：僅僅在本周末中國式“恐怖事件”中，死難者人數至少爲104人，是莫斯科慘案死難人數的兩倍半，然而輿論界似乎對這種悲劇缺乏同樣的新聞熱情和政治關懷。因此，“黑色的周末”肯定不會是“最後的周末”。就象悲劇一直那樣發生的一樣，同類悲劇將反復上演。爲了“婦女和孩子”，也爲了捍衛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尊嚴，對這種駭人聽聞卻充耳不聞的悲劇進行反省是極端必要的。

2004年2月8日星期日

(2/12/2004)

──轉自《新世紀》 www.ncn.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