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歌藍報導) 近年來，外界的觀察家不斷指出，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的衰落，民族主義或曰愛國主義在中國似乎日漸興盛，這種民族主義又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現為反日情緒。然而，當今中國的反日情緒在多大程度上是歷史的原因、是民間自發的感情表現，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國當今特殊的政治制度產物？評論家各有各的說法。 圍繞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問題，西方評論家以及學者多是從宏觀政治上進行觀察。西方評論家跟學者多是參照東歐共產主義衰落之後在那些前共產黨國家興起的所謂民族主義，探討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認為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在過去的將近20年裡，有意識地鼓勵乃至煽動民族主義，以便繼續一黨專制。

*民族主義主要表現在反日情緒*

雖然觀察家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當今中國民眾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主要是以反日情緒表現出來的。官方的《中國青年報》對10萬人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有百分之56的受訪者認為日本人殘酷無情。今年八月，日本足球隊到中國參加亞洲杯比賽，日本球隊遭到辱罵和圍攻，以至於中國當局不得不特意出動幾千名警察維持治安。

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日本近代政治外交史的華人教授劉傑認為，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乃至憎惡，主要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中國人對日本的反感主要還是歷史問題造成的，最主要的還是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一般的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時間過去了這麼久，日本人還對這場戰爭持不反省的態度。日本人因為戰後處理戰前的問題處理得很模糊。”劉傑教授還說，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向右轉，這也引起了中國人的不滿。

*官方教育助長對日反感*

但是，許多日本觀察家認為，中國當今的反日情緒，除了歷史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自己的問題。日本最大的通訊社共同社傳媒部中國新聞組編輯古田康雄說，中國官方的愛國主義教育助長了民間反日情緒。 他說，“日本國內各種看法綜合起來，我們日本媒體一般認為，中國方面有些這種反日感情，最大的原因還是歷史問題。大多數的中國民眾認為，日本還沒有好好對過去的歷史問題正式謝罪。但是我們日本方面有另外的看法，特別是90年代以後中國的所謂愛國教育影響也很大，那就是以抗日戰爭為主要教材的愛國教育，也可能影響到一般的中國國民對日本的反感。”

*實際是指桑罵槐*

聽得出來，共同社的編輯古田康雄在用非常謹慎的措辭講述日本媒體對中國的愛國主義跟反日情緒的看法。日本媒體通常在評論有關中國敏感問題的時候，一般都措辭謹慎。但是，日本一家大報《產經新聞》最近刊登一篇文章，以日本人所罕見的直率措辭表示，當今中國人所表達的反日情緒，骨子裡大概是中國人所說的“指桑罵槐。”文章說，“在外交問題裡，必然有內政問題，”許多中國民眾其實是對共產黨政府不滿。

在紐約出版的中文政論雜誌《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認為，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外界所觀察到的中國當今的民族主義包括反日情緒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你想從現在這一代中國人來看，從他們的親身經驗來看，並沒有經歷過和所謂西方國家，包括日本的接觸。他們沒有經歷過抗戰，更沒有經歷過八國聯軍。所以，在他們的生活經驗當中，根本就沒有所謂受列強欺負的這樣的感受。”

胡平說，當今中國人有切膚之痛、感受深刻的東西羅列起來很多，如政治黑暗，官員專權，肆意貪污，戕害百姓，工人大批失業，朝不保夕，百姓田地被貪官和黑心開發商搶奪，房屋被摧毀，子女教育費用上漲到天文數字；跟這一切緊迫問題相比，所謂的愛國主義和反日情緒其實都是很次要的東西。

*在相對較安全領域尋求宣洩*

胡平表示，有人以為，中國民眾當今的民族主義思想包括反日情緒完全是政府的煽動和操縱，其實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因為從本質上說，在中國政府的嚴厲壓制之下，中國民眾沒有公開的安全渠道對這些自己最關心的問題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情緒，他們只能在相對比較安全的領域尋求宣洩，如在日本問題上表達自己的情緒，但中國民眾所表達的這些愛國情緒並不一定總是符合政府的意圖或得到政府的贊同。

一些評論家對中國民眾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情緒表示不以為然。在中國國內，更有評論家更是把專事煽動這種情緒的人斥為“愛國賊，”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高喊愛國，試圖為自己老撈取好處，卻對自己身邊的人，對自己的國人至今依然不得不忍受的壓迫和欺辱視而不見。一位中國評論家氣憤地寫道，“ [這些人]是有選擇性地愛人、有選擇性地愛國，所以我要對這種人的愛國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為什麼這些愛國人士在別的事情上永遠閉嘴？還有許多真愛國的事情我保證他一個屁都不放。”

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國民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持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反日情緒 ，這個問題外界還不能做出比較精確的判斷。中國當局目前依然禁止對民眾進行獨立於政府的科學民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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