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提要：至於後來高先生對我的採訪，是在11月6日何頻先生在「信息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上的講話引起軒然大波之後的一周以後。記得何頻先生先給我打電話，然後高伐林先生才來電表示要採訪。如果高先生記憶不錯的話，我對「發生在特殊時期的」這次採訪接受得確實比較勉強，經高先生反覆要求後，我表示決不接受電話採訪，最多只能接受筆訪，（新世紀〕

按語：12月4日接到多維新聞社的來信，他們在來信中聲言將等到我的回答後再登出他們的信。因週末是本人最忙時期（這點曾在多維社記者高伐林要求採訪時談過），未及回信。今天是12月6日（星期一），卻發現多維新聞社並未遵守自己的承諾，而自行將信登在博訊網站上。多維新聞社為了準備它們給我的信用了四、五天時間，但在等待別人的回信時卻連兩天都不能等。

　　本人已經於12月6日22時40分將給多維新聞社的回信發給多維新聞社。然後按照多維新聞社的做法將此信公佈於眾，歡迎各網站刊登。

　　何清漣

　　2004年12月6日

　　給多維新聞社11月4日來信的回覆：

　　多維新聞社：

　　 本人已經收到貴社在12月4日一天之內發過來的內容相同的三封函件。在此就來函中所涉事實謹作答如下：

　　 一、誠如貴社所說，多維新聞社與明鏡出版社是各自獨立的企業。但貴社陳述兩者聯署寫信函的理由是因為我在接受大紀元的採訪中「對多維與明鏡一併提出了指責」，這與事實不符，因為我在採訪中並未將兩家混為一談。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我與多維新聞社並無任何合作關係，而只是與明鏡出版社有過出版合約。就我所知，在我與明鏡出版社簽訂出版合約之時，多維新聞社還未誕生。關於明鏡出版社與我之間曾經有過的出版合約的履行過程中的問題，與多維新聞社無關。

　　 何頻先生在看到大紀元對我的採訪後（11月29日中午）給我來電，並在電話中談到，出版事宜是他與我之間的商業機密，不能夠公開談論。我現在尊重他的意見，請轉告明鏡出版社及何頻先生就此事與我聯繫，並將12月4日尊函中提到的稿費收據傳真給我。我與明鏡出版社之間將按照合同條款，逐一探討雙方在合同期內對合同履行的權利、責任等狀況。事實上，在我以前多次與何頻（包括最近這次在電話裡）談到發行量與版稅問題時，他都未否認2000冊之說，強調的只是他的艱難。尊函中提到的情況確實需要與明鏡出版社仔細探討，必要時再深入調查。

　　 二、貴社來函結尾部份強調，我與貴方有「多年合作關係」，私誼、公交似乎都不錯。但來函是多維新聞社及明鏡出版社聯署，容易導致誤解。我認為，所謂合作關係的正式形式是指合同關係；從習俗上解釋，是指雙方在信任的基礎上有默契的具有一定時間長度的彼此合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多維新聞社的一、兩次臨時性採訪以及未通知作者本人情況下偶然轉載我的文章，並不能被解釋成本人與多維新聞社的「多年合作」。謹此特作說明，請貴社用語時務必考慮事實。

　　三、對於高伐林先生「關於多維採訪何清漣的由來」（以下簡稱「由來」）一文的澄清：

　　高伐林先生就他的記憶與理解談了採訪過程，在此我認為有必要將一些他未提及的細節補充說明，以便讓事情的過程體現得完整並接近真實。

　　高伐林先生的文章主要想說明，這次採訪是在11月 6日「三一學院何頻講話引起的風波」之前就已經談好的，並非發生於「風波」之後，不是多維社面對社會批評所作的反應。但這一陳述與事實並不相符。

　　11月5－7日康萊狄格州三一學院「信息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以下簡稱為「研討會」），會期三天，與高伐林的閒談發生於6日中午午飯期間。

　　首先，我與高伐林先生午飯時同桌群體聊天時只存在過一個未被接受的採訪建議，而高伐林先生後來的採訪則是在上述「何頻講話風波」後由何頻先生與高伐林先生先後來電話專門要求，我然後才接受的。其次，11月6日高先生提出採訪建議的原因和話題均與此文中描述的不同。

　　先談高先生提出採訪建議的原因與話題。高伐林先生確實在飯桌上談過採訪一事，但此文有兩個重要細節與事實不符，其一是他在「由來」一文中談的是「多維讓我來採訪你」（貴社在12月4日來函中則強調是貴社編委討論的決定），而事實上他當時談的是「國內有讀者來信要求採訪你，採訪主題是《中國的陷阱》一書發表已經好幾年，現在的局勢與你當年預測的有甚麼不同」？他並未提及採訪是多維社的決定；我當時對他要採訪表示驚訝，並未接受採訪，還就多維對我的文章的態度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多維對冼巖罵我的文章一登再登 ，但連冼巖所攻擊指責的我的文章都不予刊登。既然連公平對等地對待我的文章都不可能，怎麼會安排採訪我？」然而，貴社在此次來信中卻說：「據高伐林先生所述，他在11月6日中午在午餐即向您提出為您做專訪，您並未拒絕，當時做了簡單採訪」。信中所述顯然不是事實。當時在飯桌上眾人的談話全是閒聊，所涉內容與貴社發表的對我的採訪事實上完全無關。飯桌上的話題一個是郎鹹平事件，二是本人對貴社最近連續發表的「仰融失守華晨」系列文章體裁的看法（即用調查報告的形式寫比文學形式更好。卡瑪女士還對此表示了她的一些看法）。高先生在「由來」一文中也明確表示，這場多人參加、話題散雜的餐間閒談不過持續了「中午吃盒飯過程中短短十幾分鐘」，他竟然能在這樣的場合和時間內進行採訪？這屬於甚麼性質的採訪？何況在「這短短十幾分鐘」內每個人還要吃飯。高先生在餐間閒談中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談如此之多的話題，同時還穿插完成了採訪？

　　 其二是關於採訪約定是否成立之事。閒聊中，高伐林先生確實表示飯桌上談的一些話就可以作為採訪內容，再補充點內容就可以作為一篇採訪了。他這一建議立刻被我堅決否定，我說不能將飯桌上的閒聊由記者事後憑記憶寫成採訪文章發表。他只好表示，會後即當天（6日）晚上他將採訪我，我的回答是「到時再說吧」（中文語境中此語即表示婉拒）。然而，事實上會後他並未對我做任何採訪，也未與我電話聯繫。據高伐林先生在「由來」一文中自述行蹤，他當天下午會後（這一天下午何頻先生在會上發言後，多維的辦報傾向等受到與會者質詢）離開康州回到紐約，這表明他實際上自動取消了中午的採訪建議。高伐林先生在「由來」一文中就「採訪約定成立」作出的事後解釋，並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即他談到的11月6日何頻談話風波之前的單方面採訪約定應該說無疾而終，我作為當事人確實未感覺到高先生真有採訪誠意。

　　 至於後來高先生對我的採訪，是在11月6日何頻先生在「信息時代的族群關係」研討會上的講話引起軒然大波之後的一周以後。記得何頻先生先給我打電話，然後高伐林先生才來電表示要採訪。如果高先生記憶不錯的話，我對「發生在特殊時期的」這次採訪接受得確實比較勉強，經高先生反覆要求後，我表示決不接受電話採訪，最多只能接受筆訪，而週末幾天我無時間就筆訪寫作，可能要等到星期二才能給他，並且希望貴社編輯不要更動文字。高伐林先生同意我的意見，並表示希望快一點，因為有發稿時間限制。我遵從他的意思，盡可能提前發送。這並非因為我對這次採訪態度積極，而是因為他採訪的內容恰好是我近期寫的幾篇短文中的內容，完成起來容易。

　　 希望我對事實的回憶和補充敘述有助於高先生回憶起全部經過，也便於大家瞭解事情的真相。顯然，高先生11月6日自動取消的單方面口頭採訪約定與11月12日約定的筆訪（11月19日刊發）相差一周，並非同一約定。後一次採訪的確是「三一學院講話風波」後進行的。

　　 至於貴社在來函中指責說，多維社這次採訪「無論是決策、還是高伐林先生向您提出意願，都在三一學院何頻先生與其他與會者就多維辦媒體方向交換意見之前。但《大紀元》對您的採訪記中錯置事件的時間順序，以曲解多維這一舉措的動機。」筆者認為，出於對事實的尊重，這種指責不能成立。

　　 在此我還要談談我對多維在處理此次採訪稿時所表現的「技巧」的一點意見。儘管我非常小心謹慎地要求只做筆訪且加上不改文字的要求，但最後多維時報在製作標題時還是作了誤導讀者的「技術性」處理，讓我感到很不愉快。《多維時報》（2004年11月19日A13版）刊登的採訪文章的最後一段中，我寫的原文是，「中國政府的智囊們也很清楚，中國經濟的這種擴張引起的摩擦日益加劇的結果，總會導致國際爭端四起，所以他們斷言，目前中國應該趁美國對全球主要石油資源實施控制的戰略還未完成的幾年所謂「戰略機遇期」，趕緊發展經濟，穩定社會。一旦2010年這一「戰略機遇期」結束，中國的事情就不再那麼好辦了。」然而，《多維時報》的編輯在製作該文標題的引題（即主標題上端的文字）時，把這段我引用的「中國政府的智囊們」的看法去掉「中國政府的智囊們也很清楚」，變成了我的話，並與我自己的結論「這麼多潛在的不安定因素，何者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誰也無法預測」混在一起。做為（引題主標題的上方）的第二段，讓讀者覺得這是我的觀點，對這種張冠李戴的做法我表示遺憾且希望《多維時報》能負責地更正。

　　 四、貴社來函談到,「訪談中說，您說被多維『雪藏』是事實，『多維近年確實沒有報導與轉載過您甚麼文章』」，然後貴社提供了你們內部的統計數據。下面我就此問題加以說明。

　　 這裡必須首先界定大紀元採訪中提到的「雪藏」一詞的定義，並聯繫我的回答中所舉的具體例子，才不至於曲解我談的「雪藏「究竟是何意思。我理解的「雪藏」指的是我事關中國形勢全局性分析判斷的重要文章未被多維選擇刊登，比如「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及其前景」、「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等文章，這些文章在海外中文網站上轉載率很高，而貴社在「三一學院講話風波」之前則不予轉載。特別是當貴社刊登其他批評我上述文章的評論時，也未按照平衡報導的原則，將上述文章刊登出來，以便讀者瞭解相關雙方的觀點。據我觀察，在國內網站上也有類似情況。例如，「冼巖」（又以「閒言」為名）在國內網站貼出曾載於國外的辱罵我的文章後，有多名國內網友要求「閒言」貼出我的原文，以作對照；但是在「閒言」充當版主的凱迪網站及「閒言」活動頻繁的其他幾家文化網站上，我的上述文章始終不能公之於眾。這些文章在其他國內網站上倒是可以偶而見之，但很快就會被刪掉，我曾多次看到文章名字卻無法打開網頁，被告知「網頁已經刪除」，我真的很感謝國內那些勇敢的網友和能夠讓這些文章留存一段時間，哪怕只有十幾分鐘、半小時的網站編輯。

　　上述文章不同於筆者就一時一事發表的時評短文，是作者經過長期研究，搜集分析了大量數據資料，據此就有關中國現狀與前景的重大問題作深入討論的學術成果，其重要性和可參考價值完全不同於時事短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這一研究報告是迄今為止對中國的媒體管制體系和政策作全方位分析研究的首部中文著作，多維新聞社設立在以新聞自由為立國之本的美國，側重報導與中國相關的新聞，在此報告刊登後一個多月內一直未轉載這一報告，與海外其他中文媒體的做法顯然不同。

　　 正因為上述文章對中國的現狀與未來走向的剖析受到海內外讀者的關注，其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因此這些文章成了中國當局盡力封殺的對象。下面特將國內有關部門封殺我的狀況略作說明，以供參考。中宣部和國家安全部多次下令封殺我的重頭文章，我手頭就有國內網站版主對貼我重頭文章的網民的回函，該版主坦承，有關部門下達了禁止刊登我文章的命令。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有關部門的禁令並非涵蓋我的所有文章，而是有針對性地嚴禁我的重要文章在國內網站上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我過去在國內發表過的文章以及海外媒體上刊登的我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章，仍能出現在國內網站上；再加上國內讀者經常鑽空子把從海外網站上下載的我的重要文章貼到不太引人注目的網站，所以目前在國內仍然能找到許多我的文章，甚至包括許多貴社未曾刊登的文章。當然，像「中國政府如何控制媒體」這樣的文章，要想在國內成為網管的漏網之魚是幾乎不可能的。有關我的文章在國內網站上刊登的情形，任何人都可以用國內的「百度」搜索服務器找到答案。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多維網未刊載的我的幾篇重用文章恰好也是國內網站不能登載的。至於貴社這次來函開列的曾轉載的我的時評文章，與我從Google搜索所獲知的結果不同。根據用Google搜索的結果，除了11月初上述康州三一學院會議之後貴社補登的我的文章和採訪之外，能夠檢索到的貴社過去兩年中轉載的我的文章之數量，確實非常之少。我無從瞭解貴社的內部記錄，只能根據公開信息作判斷。Google的搜索結果是具有公信力的，我沒有理由對此表示懷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何頻先生得知我的批評意見後貴社補登我的兩篇文章（「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分成兩次登載），表明貴社確實瞭解這兩篇文章的重要性，我在此對這一補充措施表示感謝。但我與貴社雙方都不能否認，這只是一個事後的補救措施，並不代表貴社此前的選稿取向。

　　五、貴社在來函的第三條中指責「您在訪談中說，多維發表了冼巖先生批評您在美國思想枯竭，可能發生精神崩潰的文章。」我在訪談中並未說過這段話，希望貴社就此仔細查證。貴社沒有理由要求本人對我沒有講過的話負責。

　　 關於「冼巖」，我只想再說幾句，「冼巖」是甚麼，具有甚麼樣的學術能力，我要講的已經在《大紀元》對我的採訪中談到了。本人不願意再多談與這個筆名有關的事。貴社既然對冼巖有如此之高的評價與興趣，大可以讓信息更透明，在貴網站或報紙上刊登一則消息，詳細介紹「冼巖」的來歷，並刊登「冼巖」的照片、簡歷，此君如今人在何方，從事何種職業，通聯方式，平生以真名發表過甚麼著作，以慰讀者渴慕之心。以其如此天才，竟然英風埋沒，讓世人無從瞻仰其風采，誠為可惜之至。

　　 六、貴社如果希望刊登雙方這次來往的信件，應該本著忠實的原則，全文刊登，不作任何更動，在制做標題時亦請勿再發生11月19日刊登採訪文章時引題用語張冠李戴的錯誤。並請事先將刊登內容及標題通知我，並取得我的同意。同時，因貴社的信件涉及對大紀元時報的指責，本著對等原則，應在當事的另一方大紀元時報及其網站上也刊登同樣的內容。

　　謹祝事業發達

　　何清漣

　　12/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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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多維稱何清漣對多維的評論失實

(博訊2004年12月07日)

//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4/12/2004120709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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