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7日訊】徐水良﹐男﹐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生于浙江富陽。一九六三年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高分子專業。一九六八年畢業分配到南京製藥廠工作。在浙大期間﹐曾任浙江大學紅暴負責人和浙大革委會常委。由於反對林彪﹑四人幫及其在浙江代理人而遭迫害。及到一九七零年﹐浙江方面還三次派人到南京抓捕徐水良﹐因許世友將軍下令有關方面給予保護﹐才未被抓走。浙大及浙江紅暴主要負責人大多曾經因反對林彪﹑四人幫及毛澤東而被關押。1967年﹐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以毛澤東安全為名﹐由中共最高領導毛﹑林等下令﹐派出兩個建制師﹐橫掃浙江十多個縣﹐屠殺無數老百姓。連當時參與行動的軍人﹐事後為向上反映情況﹐秘密到南京參加座談時﹐也對當時燒殺搶掠的慘象痛哭流涕。之後﹐無數人被投入監獄﹐浙江全省陷入一片恐怖。徐水良和他的浙大同學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不斷抗爭。壓力最大時﹐只剩下很少幾個人。（後來浙江地縣傳奇色彩傳說中﹐說全省剩下浙大三個人。）後來毛澤東對紅暴指示下達﹐部份糾正以前的迫害﹐浙大數千師生自發齊集操場﹐將徐水良等三人抬起歡呼慶祝。

徐水良分到南京之後﹐繼續與逃亡到南京的浙江朋友一起反對浙江省委﹑省革委會的做法。林彪垮臺後﹐一九七二年五月﹐徐水良曾回浙江參與有關問題的處理。之後在繼續反對王洪文等四人幫的同時﹐開始宣傳民主理念。

由於對文革及大量社會問題的迷茫﹐從一九六七年起﹐徐水良開始刻苦鑽研理論著作。(此前﹐從一九六零年起開始了社會科學理論的一般性學習)。在工廠裡﹐徐曾因”上班看書﹑下班看書﹑睡覺看書﹑走路看書﹑吃飯看書”及反對浙江省革會等問題遭全廠批判。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以後﹐徐水良開始認識到﹕”問題不在其它﹐問題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制度。”(當時多篇文章中用語)﹐此後﹐開始準備一篇全面闡述有關問題的文章﹐文章開始定的題目是《為社會主義自由民主而奮鬥》﹐從策略考慮﹐改為《為實現巴黎公社式民主制而奮鬥》﹐最後定名為《反對特權》。一九七三年九月寫成部份章節﹐數萬字﹐(其中許多章節一直沒有完成)﹐抄寫後﹐于十月份寄往《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等報刊。《反對特權》一文則交給杭州朋友刻印。在一些朋友中流傳。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一月﹐徐水良探親回浙江﹐參與浙江活動﹐建議浙江朋友採用”暫時放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集中力量反對王洪文﹐為避免雞蛋碰石頭﹐對毛澤東的問題暫時避免觸及”。此後浙江的朋友集中力量半公開地反對王洪文﹐隨後十個月中先是王洪文支持翁森鶴以民兵指揮部在全省實行恐怖統治﹐後來浙江老百姓奮起反抗﹐包括武裝反抗﹐最後打敗民兵指揮部﹐翁森鶴等垮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徐水良與另外兩個同事一起﹐為策略起見﹐使用”批林批孔”小組名義﹐在南京以大字報形式公佈《戰鬥宣言》（約五千字）﹐集中闡明中國處于大變革時期﹐中國的”問題不在其他﹐在於制度”﹐在於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等等問題。大字報貼出後﹐南京市公安局對大字報拍了照﹐不久﹐省委書記吳大勝﹐南京市委書記方敏下令對大字報進行批判﹐於是在南京製藥廠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判《戰鬥宣言》﹐但徐水良抓住這些大字報批判的﹐是徐水良引用的馬﹑列﹑毛澤東的觀點問題﹐進行反擊﹐擊退了圍攻。當時新華社江蘇分社對此事寫成內參﹐並附大字報全文。這是迄今看到的﹐文革後期最早最直接以民主為訴求的大字報。其後﹐南京兩個朋友接受徐水良觀點﹐一九七四年五﹑六月﹐鉛印三千份四開小報﹐在南京街頭出售﹐着重談反對特權﹐反對專制腐敗﹐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以及權力制衡如公檢法分開等問題。這是最早關於民主和法制的提法。報紙很快一銷而空﹐這些觀點隨購買這些小報的旅客散往全國各地。大字報和報紙均早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著名的李一哲大字報。但由於在南京﹐影響小於李一哲大字報。後者造成世界性影響。

一九七四年二月以後﹐徐水良鼓動南京有關朋友﹐開始為江蘇”五‧一六”平反的呼籲工作。三月﹐徐水良起草了《告全市人民書》﹐經南京朋友們討論通過後﹐在南京各地張貼﹐散往全省各地。從此開始了為江蘇數十萬慘遭關押﹑迫害的”五‧一六”分子平反的工作。徐水良從事此事數月之久。與此同時﹐徐水良還接待了被浙江翁森鶴等人武力鎮壓而出逃南京的許多浙江朋友。當時徐水良還委託朋友抄寫《反對特權》等文章﹐準備在南京街頭貼出﹐但因朋友較忙﹐因故拖延而未能貼出。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徐水良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貼出數萬字的四份大字報。大字報點名批判了張春橋﹑姚文元及當時的理論體體系﹐闡明反對特權官僚專制制度﹐實現民主制度等一系列問題。隨後﹐江蘇省委派出七十餘人的工作隊﹐進駐南京製藥廠﹐限制徐水良的行動自由﹐組織各工廠及大專院校對徐水良進行批判﹐但遭到南京製藥廠工人強烈抵制。著名的南京大學﹐也以”批判徐水良﹐我們沒有這個能力和水平”為名﹐拒絕參與。江蘇省理論權威﹑省委黨校的陳紹輝到廠裡作報告﹐但不到一個回合﹐即遭到徐水良的反擊﹐大敗而回。從九月十一日到十一月二十七日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徐水良寫了理論論戰文章數十萬字。當時的省委書記彭沖說﹕”徐水良在南京製藥廠的勢力很大﹐但批不倒徐水良﹐就不是共產黨員”。許家屯先生在向全省廣播的五臺山十萬人大會上﹐也以很長篇幅對徐水良進行批判。但官方的批判遭到失敗。在以後好幾個月時間內﹐及到”四‧五”運動爆發﹐這一事件成為南京人日常議論的話題。連駐廠的工作隊員回家回單位以後﹐都說他們輸了。這些議論﹐還往往帶有傳奇色彩。例如說徐水良對馬列及其它理論著作倒背如流﹐這當然不是真的。借此簡歷﹐徐水良再次澄清。事實上﹐不大可能有人對長篇著作倒背如流。這一事件終於成為南京事件的先導﹐而南京事件則成為天安門事件及全國”四‧五”運動的先導。南京事件被捕朋友認為自己是受徐水良影響而發起南京事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工作隊在論戰一再失敗的情況下﹐終於指使看管徐水良的人﹐製造事端﹐將徐水良關進監獄。

在獄中﹐徐水良堅持自己的觀點﹐拒不低頭﹐並在南京事件被捕朋友入獄後﹐要他們不要屈服交待﹐鼓勵他們堅持鬥爭﹐繼續反對四人幫﹐預言半年到十個月內四人幫將遭到失敗﹐同時又對毛的一些錯誤進行批判。這些話被公安部門整理成材料﹐因此其後被長期戴背銬﹐開始時戴緊銬﹐手腫得像饅頭﹐手銬幾乎完全陷入肉中﹐及到四人幫垮臺後﹐才拿下銬子。

四人幫垮臺後﹐社會各界強烈要求釋放徐水良﹐但已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許家屯先生認為﹐徐水良雖然是反對四人幫的﹐但比四人幫更壞﹐因為徐水良要求實現民主﹐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七八年四月還從拘留轉為逮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由浙大領導派出的代表﹐浙大團委書記﹐與南京事件被捕朋友一起﹐在南京街頭貼出大字報﹐強烈要求釋放徐水良。中紀委副書記劉順元先生也關注此事﹐要求放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徐水良平反出獄。出獄後﹐徐水良回到浙江老家休養一段時間﹐不久後﹐即投入當時的民主牆運動﹐並自然成為南京事件被捕人員及江蘇﹑南京地區實際負責人。

一九八一年五月﹐徐水良再次被捕入獄﹐入獄後﹐徐水良堅持自己觀點﹐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以後又寫了兩萬多字《批判四個堅持》的長篇文章﹐請公安局上送中央。文章附件中指出﹐奉行”四個堅持”﹐十年之內﹐必然發生像波蘭那樣的大規模全面衝突。這篇文章及其它文章和材料﹐後來均託人帶到胡耀邦先生手中。一九八二年四月﹐以”出版非法刊物﹐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被判刑十年。在獄中﹐徐水良繼續撰寫了許多文章﹐批判四個堅持﹑批判基本路線﹑抨擊”反自由化”做法﹐提出以人為發展中心的”一二三理論”和”一一四理論”﹐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還上書建議恢復胡耀邦職務﹐鄧小平﹑趙紫陽辭職﹐釋放政治犯﹐解除黨禁﹑報禁﹐召開民族團結和解會議等等﹐指出一場大規模衝突迫在眉睫﹐這是避免衝突的最後機會。

在獄中﹐徐水良受到胡耀邦﹑閻明複等許多領導人的關心﹐胡耀邦多次過問﹐要求放人。從1983年起﹐監獄領導多次告訴徐即將釋放﹐然而多次落空。及到1986年﹐徐的一個朋友﹐是當時公安部部長阮崇武先生的同學﹐還告訴徐妻子﹐他問了阮﹐阮說即將釋放﹐全國當時還在獄中的一百多異議人士﹐最遲明年底全部釋放。但因為以鄧小平為首的頑固派的反對﹐釋放徐水良及其它異議人士的事﹐全部泡湯。胡耀邦先生下臺﹐釋放的事也就沒有可能了。雖然及到”六‧四”以後﹐閻明復先生在被撤銷書記處職務以後﹐還以統戰部的名義批文江蘇法院解決﹐後來法院去人找徐﹐但實際上已經沒有可能了﹐當時不加刑就不錯了。胡耀邦先生明知徐水良批判四個堅持﹐但仍然一再要求放人﹐確實不容易。他們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卻大幅度地改善了徐水良在獄中的生活待遇。徐水良還非常感謝其它人的關心﹐包括一些理論家﹐著名學者和知識分子﹐不少領導幹部﹐原浙大老前輩等等的關心﹐尤其許良英先生等浙大地下黨老前輩﹐和浙大老領導非常熱心的幫助。感謝多次為徐水良募捐的浙大校友﹐感謝在當局壓力下支持徐的藥廠職工和南京市民。對所有正直的人在自己力能所及的範圍內給予的同情和幫助﹐徐水良都衷心地表示感謝。

徐水良兩次入獄﹐家屬也受牽連﹐父母失去生活來源﹐處境淒慘。妻子懷孕剛兩月﹐當局先是強迫離婚﹐強迫墮胎﹐遭徐妻拒絕﹐並引起製藥廠職工對當局公憤﹐當局改而對她進行批判﹐撤銷職務﹐開除團籍﹐下放袋子組從事手工勞動。所幸工人市民普遍同情﹐大大抵消了當局對其妻兒的迫害歧視。

一九九一年五月﹐徐水良刑滿出獄﹐出獄後﹐一再尋找工作﹐在公安局干擾下﹐一再失去工作﹐一九九五年並因外出工作﹐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徐水良主要興趣是進行理論研究﹐其研究重點﹐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兼及其某些專業理論及策略科學﹐以及民運理論﹐經過三十多年研究﹐徐水良逐步否定並全面批判毛澤東﹑列寧﹑馬克思的理論﹐他主張一種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新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的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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