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美國之音記者伊藍報導) 紐約時報最近報導了中國一個農民家庭在生活壓力之下夫婦雙雙外出打工，幼小的孩子與父母，以及夫妻之間不得不長期分離的真實故事，並由此分析了農民工現象的根源和對中國的社會影響。

紐約時報12月21號刊登題為“農民工流向城市形成中國家庭分裂”的特別報導，描述一個農民工家庭無奈辛酸的真實故事。為了支付10歲女兒的學費和家中務農老父母的生活費和醫藥費，患前列腺腫大的36歲的丈夫和33歲的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在另他們望而卻步的高額醫療費用面前，丈夫只能忍受病痛，每天在建築工地工作長達12小時。而曾經另他激動的城市生活對他來說，是和家人常年離別，和妻子分居，病情日益嚴重，苛刻的老闆因為他病假而將他的生活費扣得所剩無幾，以及象許多農民工一樣，他不知道年終會不會拿到許諾的工資，或者拿到多少工資。

文章分析說，農民生活的這種狀態的大背景是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中國城鄉貧富懸殊的不斷加大。而農民工工資在低水平徘徊，教育醫療費用不斷上漲，以及農村社會保障系統的坍塌等都是導致這種局面的因素。與此同時，政府的扶貧資金常常不能落實，扶貧項目不能兌現。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這種現狀將為中國帶來的深遠的社會影響。從農民角度來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農村家庭結構的變化。就像報導中那個家庭那樣：10歲的孩子給父母寫信問道，我們的家到底怎麼了？從長期社會效應來看，中國下一代將要在農村和城市越來越割裂的兩個不同世界中成長。留守孩子，留守老人成了農村常見的現象。

香港鳳凰衛視的時事評論員何亮亮說，紐約時報報導的這類事情確實存在，但是海外記者對中國農民工生活的了解還是比較初步的。

何亮亮：“家庭分裂有這個情況。但是很多農民還是願意，即使在城市過著比較質量不是高的生活，比他鄉下的生活還是好，特別是我看過寫農民工孩子的記錄片，這些農民工的孩子，雖然他們在城市裡是屬於比較下等的地位，但還是比農村的生活好，這些農民的孩子他已經不願再回到農村去了。這就是很嚴酷的現實。”

*何清漣：*城市邊緣人的貧困生活* *

中國知名社會經濟學學者何清漣女士指出，外出打工遇到的困境和帶給農民工的失望沒有阻擋他們背井離鄉的腳步，因為他們別無選擇。

何清漣：“但是後來採訪農民工時，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出去，因為如果不出去，留在家裡呢， 就意味著整個家庭將無法生存下去。因為農村裡土地上長出來的糧食和土地能提供的全部收入已經無法支持一個農民工家庭的生存。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生存優先。所有不管怎麼樣家裡有勞動力的青壯年人都出去了。”

但是生存優先的需要和選擇的代價是過一種城市邊緣人的生活，何清漣說，這些人簡直就是在貧民窟中。

何清漣：“農民工在城市裡面得到的全部收入也無法支撐全部家庭， 我當時在深圳居住的時候曾經訪談過許多從農村來的家庭。是這樣，如果夫妻兩個都是撿垃圾衛生呢，搭一個紙棚或者數個家庭住在一間屋子，中間用布簾子隔開，一個月好歹還能剩下一兩百塊錢。這樣一年下來，回到農村去，收入要比在農村還是多得多了。但是城市過的日子那就可以說是，你可以想像是最差的貧民窟的樣子。”

紐約時報的文章說，許多農村家庭都是家中的勞力在城市顛沛流離，家庭成員難得團聚。何清漣女士也說，這種現象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中國存在下去。

*何亮亮：必須改變城鄉二元化局面*

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何亮亮則從城鄉二元化存在的歷史與現實意義的角度分析了這種現像。

何亮亮說，有學者指出，中共能夠掌握政權就是在1949年以前得到了中國農民的支持。後來中國工業也是利用農民和城鄉二元化發展起來的。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次利用了城鄉二元化，讓農民進城打工，包括在跨國公司工作，同時得不到城市人的福利，從而保證了中國產品在價格上的優勢。因此中共政權、中國經濟和跨國公司都是城鄉二元化的得益者。而在這個過程當中，農民的利益被忽略了。

何亮亮：“總體來看，城鄉二元化的問題不能解決的話，那麼農民作為一個個體，他在城市的生活是肯定沒有保障的。他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也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我是說完全，一定的保障還是有的。就是很簡單的事情，農村收入低。農村收入太少了，他在城市可以得到比農村多的收入 這樣的收入使他比在農村有了較多的尊嚴。但是這個尊嚴跟城裡人相比呢，當然還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中國目前的情況呢，不可能去改變城鄉二元化的現狀。”

但是何亮亮認為，中國上億農民遍布中國城鎮，這麼大的一個群體本身對社會就是非常重要的。雖然中國官方不會主動去改變城鄉二元化的局面，然而改變終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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