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2日訊】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已經55年了。在這55年中﹐它的政治形態﹑政治口號﹑乃至政治綱領都是反復無常﹑變化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一黨專政﹑寡頭獨裁永遠不能變﹐一條道走到黑。變是為了不變﹐是為了掠權奪利﹐或是為了逃避危機﹐都是為了維持和鞏固共產黨的獨裁統治﹐最大化地滿足一黨私利。從中共政權的政治生態演變軌跡﹐可以看清它的生命氣數和必然結果。
中共政權經歷了所謂四代。這四代就標誌着四個發展階段和演變特徵:
１﹐獨夫獨權
建國之初﹐為使國人有個開明進步的假象﹐共產黨尚能兼容非類。6位國家副主席中有3位黨外人士﹐4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2個黨外人士﹐34個部委中14位黨外人士任正職。國家施政大綱由廣集黨內外人士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給人以中華民族真的要走向民主憲政嶄新歷史的假象。很多國內外的仁人志士彙聚旄下﹐躍躍欲試跟着共產黨一展宏圖。然而好景不長。共產黨一旦大權在握﹐毛澤東坐上龍椅伊始﹐立刻通過一系列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清除了幾乎所有的黨外人士（個別未被清除的花瓶﹐也被拉入共產黨內）﹐整肅了黨內外一切不甚馴服的分子﹐實現了清一色的黨天下。而毛本人也在邪教式瘋狂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個人從拜蠱惑中﹐實現了其一人的獨夫獨權。所有的中國人﹑包括與毛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腳下﹐高呼萬歲﹗萬萬歲﹗
毛是中共紅朝的始皇。儘管是政權初建﹐儘管他手中握有五百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軍隊﹐但是他沒有動用一兵一卒﹐全然通過狂熱的政治宣傳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來實現他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絕對統治。
共產黨為了能夠奪得﹑鞏固和獨佔天下權力﹐它需要這樣一個獨夫。而黨魁毛澤東﹐為了實現其教宗壇主至高無上的獨權﹐必需把共產黨的邪惡本質發揮得弓折刀盡﹐無以復加。
２﹐集團特權
由於毛澤東二十七年的極端殘酷邪惡的統治﹐中國人民付出了史無前例的慘痛代價。一方面﹐意識形態說教和共產主義天堂的神話在人們心目中徹底破產﹐一方面﹐億萬人民處於思可獲罪﹐言可獲誅的政治高壓下﹐缺衣少吃﹐經濟極端貧困。毛的辭世不僅終結了獨夫獨權的時代﹐也給共產黨的政權帶來了生死存亡的危機。紅朝二世鄧小平掌權後﹐匆忙地做了傷皮護骨的調整。對人民實行了一些寬松讓步政策﹐對共產黨的邪惡本性做了一些自我約束。然而﹐這一切只是為了修復和加固共產黨的一統天下﹐絕不要有任何誤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濟體制有了一些鬆動﹐政治上出現了所謂小陽春﹐人們以為共產黨變好了﹐或正在變好﹐可以呼籲他們開始實施民主和懲治腐敗了﹐結果喚來了八九年的六四大屠殺。其時﹐政治運動已經無能為力﹐謊言已徹底破產。唯一能夠救命的只有槍桿子了。也就是說﹐鄧的統治﹐政策上有所讓步﹐但手段上已是黔驢技窮﹐圖窮匕首見。如果說鄧時期政治上還有一點什麼“進步”的話﹐那就是從毛時期的黨魁一人的獨夫獨權﹐變到了共黨統治階層的集團特權。他宣佈要廢除領導人的終身制﹐一切為維護共產黨的統治集團的特權為最高準則。這一點小小“進步”﹐也是由於鄧看到毛的獨夫獨權已經走到了盡頭﹐持續下去就會黨毀人亡。
３﹐精英聯盟
由於六四大屠殺在國內外造成巨大的震撼﹐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到了紅朝三世江澤民﹐中共政權已是岌岌可危﹐內外交困。為了中共王朝得以延續﹐江澤民從他執政伊始就緊緊抓住共產黨的兩大看家法寶—暴力和謊言﹐當作救命草。一面傾全力強化國家暴力鎮壓機器。偷梁換柱﹐把幾十萬抵禦侵略﹑保衛國土的國防軍變換成鎮壓人民﹑殘害百姓的武裝警察（名曰裁軍）。連年大幅度提高軍費﹐實際多用于擴編國安﹑公安和特務的人員﹑武器﹑裝備﹐用以對人民實行無孔不入的監控和殘酷無情的鎮壓。一面嚴厲整肅包括因特網在內的一切媒體﹐加大力度製作和傳播謊言。作為輿論殺手和謊言製造專業戶﹐中宣部被賦予超越政府和法律的權力﹐下禁聲令﹑列黑名單﹑關閉報紙﹑封殺書刊﹑開除記者﹑處罰編輯﹑發宣傳提綱﹑定輿論導向﹑指鹿為馬﹑強姦民意﹑黑白顛倒﹑善惡倒置。更有甚者﹐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起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數萬網路警察﹐對上網的民眾實行設限﹑監視﹑跟蹤﹑逮捕﹑監禁。
然而﹐毛的謊言和鄧的暴力都已經用到了極限。時代不同了﹐國門已經打開﹐人民什麼大風大浪﹑大世面也都見識過了。江澤民殫精竭慮﹑心智用盡﹐也只能捉襟見肘﹑窮于應付﹐按下葫蘆起來瓢。更重要的是﹐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已經傷筋動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所以﹐江澤民政權﹐政治上自始至終是處在被動防守的狀態﹐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全黨都把希望押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賭盤上。在這樣的背景下就形成了中共第三代王朝的政治生態﹕通過收買和腐蝕而形成的精英聯盟。所謂精英聯盟﹐就是腐敗權力的政治精英﹑骯髒金錢的經濟精英和墮落御用的知識精英形成的社會特權集團。他們是在經濟發展中的真正受益者﹐也是中共政權的真正依靠者。不過﹐這三者並不是平等的。就像一個毒僚團伙﹐政治精英是老大﹐是主宰者﹔經濟精英是毒販子﹐買通﹑走私﹑洗黑錢﹑耍黑道﹔知識精英是跑龍套的﹐幫助偽裝﹑粉飾﹑拉龍套﹐拚臺詞。在這麼一夥所謂精英的瘋狂肆掠下﹐整個社會﹐政治上徹底腐敗﹐道德上全面墮落﹐經濟上迅速貧富兩極分化。佔人口80%以上的勞苦大眾﹐無權無助﹑無同情無話語﹐承受着沉重的經濟剝削和殘酷的政治壓迫﹐像干柴枯草﹐一點點小火星就可能引起一場大火。最近社會上多次發生的﹐一場小小街頭口角挑起萬人暴動﹐一項政績工程引發十萬人拼死抗爭﹐就是有力的證明。
４﹐揚幡招魂
到了四世胡錦濤﹐在無路可走﹑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從他上臺伊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共產政權的祖師爺﹐試圖召回毛的陰魂﹐借助毛的余蔭。
從十六大坐上黨的總書記寶座之後﹐胡錦濤向國人第一個重要的宣示就是朝拜“革命聖地”西北坡﹐重申毛的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誅不知﹐共產黨政權早已走上了封建法西斯支撐下的吸血成性﹑貪婪無度﹑道德喪盡的野蠻資本主義的不歸之路。當權者即使設下十二道盾牌去阻擋不義之財﹐架不住天上掉下來﹑地裡冒出來﹑路上鋪墊的﹑兩側埋伏的﹐金銀鈔票會砸破他們的頭顱﹑埋葬他們的身軀﹑窒息他們的呼吸。更何況﹐誰不愛錢﹑誰不盼富呢﹖現在還談“謙虛﹑謹慎”﹑“艱苦奮鬥”﹗這不是天方夜譚﹑人間笑話嗎﹖﹗
然而﹐也不能眼看中共政權的大廈腐爛坍塌﹐或被憤怒的人民推翻。胡錦濤竭江郎之才﹑搜腸刮肚﹐向黨員幹部們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的所謂新三民主義。就是不提權為民所授。因為他知道﹐如果真是實行權為民所授﹐民決不會把權授給共產黨了。可以肯定﹐現在在權的中共幹部﹐除了神經有毛病或地道的傻瓜﹐百分之百沒有人聽信胡的陳腐說教。他們之中那一個沒有經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類毛時代滌骨入髓的洗腦。除掉死在電線杆下的無知傻瓜雷鋒﹐還有那一個人記住了這些一度響徹雲霄的說教于萬一。
胡錦濤要召毛魂﹑走回頭路﹐不僅是意識形態方面﹐其實質是要回到毛時代共產黨對政權和意識形態的全面強力控制。這在胡錦濤二００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會議的講話中明確無誤。他說﹕一段時間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着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觀點提供渠道。——政治問題一旦出現﹐要嚴厲打擊﹐不要熱炒﹐不要授人以柄。宣傳上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不要讓人猜測。敵對勢力總是從輿論入手佔領宣傳陣地。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搞垮蘇聯和蘇共的主要手段是從意識形態入手的。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失敗﹐說到底﹐是其逐漸脫離﹑背離乃至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最終惡果。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而絕不是所謂的「功臣」﹐說他是「功臣」﹐那是沒有站在蘇聯人民和人類進步事業的立場講話。正是他提倡公開化﹑多元化﹐使蘇共全黨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亂﹐蘇聯﹑蘇共正是在他「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衝擊之下解體的﹐這是蘇共內部出現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胡錦濤講話還批評了黨內幹部主張推進政治改革是「製造混亂」。九月二十九日中宣部根據四中全會精神召開全國媒體會議﹐下達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條不准報導的內容﹐包括農民上訪﹑土地拆遷﹑官民衝突等。中宣部明文向各地下達通知﹐要求各級報刊「不得擅自報導有關蓄意爆炸﹑暴動﹑示威及罷工事件」﹐只可發新華社的統稿。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在會上還宣讀胡錦濤對上述文件的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父傳子的金家王朝﹑連手提電話都禁止百姓使用的北朝鮮﹐45年卡氏一言堂的獨裁統治﹑連上網和使用手機都要審批的古巴﹐都成為胡錦濤的學習榜樣。可以斷言﹐中共政權正在倒退﹐絕無新政可言。最近﹐對江澤民時期尚可容忍的獨立知識分子劉小波﹑余杰﹑張祖樺等的抓放和監管就是明顯的證明。實際上﹐胡錦濤要把中共王朝領向的境地就是江澤民的經濟和毛澤東的政治的統一。是人都會想一想﹐即使給你吃香的﹑喝辣的﹐甚至給你金屋牙床﹐在那種撒泡尿都要請示批准﹑做夢也害做錯了的政治高壓下﹐你還樂意去做臣民嗎﹖
綜上所述﹐中共一黨專政政權﹐五十多年來的演變軌跡就是﹕獨夫獨權—集團特權—精英聯盟—揚幡招魂。統治的手段就是﹕暴力支撐下的謊言—謊言掩蓋下的暴力—謊言＋暴力＋腐蝕—謊言＋暴力＋腐蝕＋招魂。
今天﹐共產黨走過半個多世紀的路和最終所面臨的結果﹐與一個世紀前清王朝末年幾乎一模一樣。從一八六一年曾國藩設立軍械所﹑標誌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開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的五十餘年當中﹐為了挽救滿清這個末世的君主王朝﹐也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洋務運動）和註定失敗命運的政治改革（戊戌變法和君主立憲）。清王朝改革派大臣李鴻章可以說是鄧小平的先師﹐他那時就開放國門﹐引進外資﹐允許合資﹐放手民營﹐建立經濟特區﹐開放通商口岸。短短的幾十年﹐一些沿海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也變成高樓大廈林立﹐洋房別墅櫛比﹐汽車火車從無到有﹐電燈電話登堂入室。然而﹐正如火車不可能持續在獨軌上行駛一樣﹐孤立的經濟改革是不可能持久的。早在一百年前的一九０五年﹐孫中山先生就說過對當時和當今都有深刻意義的一針見血的話﹕“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話﹑電報這樣一些西方的物質文明措施﹐卻不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為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經濟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必然觸犯統治者的利益。幾乎和鄧小平八九年六四血腥鎮壓人民的民主訴求一樣﹐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砍了六顆要求變法人士的頭﹐通緝了二十二個變法維新人士。唯一的區別﹐只不過慈禧那時沒有坦克機關槍﹐而只能用大刀。儘管從此政治維新和預備立憲的呼聲消聲匿跡了﹐但這絲毫沒能挽救或推遲清王朝覆滅的命運。從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苟延殘喘了十三年。鄧小平繩其祖武﹐要“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恐怕不會比老佛爺的結局好到那裡去。胡錦濤﹐不管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試圖走袁世凱倒退復辟的老路﹐不但篤定恢復不了獨夫獨權的毛時代﹐恐怕要比袁世凱三個月皇帝的命運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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