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1日訊】記不得今天有沒有太陽了。忙著趕路，總是不經意頭頂上的天空，到底有多少明亮。 12月18日這一天，距離元旦還不到兩周時間，到中國新年還有近兩個月時間。我們這群自由 人士，卻早早地搞起了一場貌似快樂莊重，實則嚴肅沈重的新春團拜會，就在北京東北一角一間溫暖的大房子裏開始了。

場面有點小陽春的意味，氣氛是熱烈的，言論是自由的。

我們的話題似乎與“氣候”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繫，熱了冷了，自己的鼻孔最敏感，作家 王光澤說他的鼻子一受到刺激就會打幾個噴嚏，確實不假，他從美國演講回來以後就受 了點小刺激，辭去了某報社論撰稿人的職務；而律師浦志強的一句“天有點冷”，或多 或少透露了當下的實際情況，或自然，或政治。

打幾個噴嚏，得幾次感冒，總是人生難免的，既然不能躲得過，又何必太在意呢。

天氣變化是一回事，我們自己所選擇的沈重則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好消息和壞消息一樣 ，都是消息，但有時候沒有消息傳來就是好消息，而一旦有消息傳來肯定就是壞消息， 比如中文獨立作家筆會的作家會員劉曉波、餘傑12月13日被傳喚，北大副教授焦國標想 成爲“陽光男孩”而付出的代價，以及餘下的無奈，早些時候同是筆會會員和記者的師 濤被捕……轉眼快過年了，總有些人過得不踏實。

團拜會開始不久，來自北京愛源彙教育研究中心的胡佳就在衆人的提議下，以最平穩的 速度一口氣道出了一大堆好消息壞消息。比如他經常到河南艾滋病疫區，某次一趕到河 南，就受到當地“保衛人員”熱情接待，那保衛人員毫不含糊地說“你從北京一上列車 我們就安排人等你了”。

當地政府如此快速反應，及其付出高昂代價動用嚴密的組織網路系統，卻是爲了封鎖消 息，爲了對付一個文弱的青年胡佳，難道河南全省就沒有等待救治的艾滋病人需要政府 的操心嗎？難道當今政府就可以把前任卸下的責任再一次推卸嗎？

胡佳說，1995、1996年的時候，河南就已經有“血漿經濟”了，有口號是“要想快步進 小康，全家上下賣血漿”（大意如此），買血者從16歲到55歲都有，很多人的艾滋病都 是那個時候交叉感染上的。那個時候由於賣血上升到“血漿經濟”的政治高度，百姓熱 情很高，很多人用送禮、“走後門”的方式來討好血站的人，以便儘快安排賣血。如今 ，河南疫區的嚴峻情況已經無法用“不容樂觀”這樣的詞句來敷衍了。他通過調查，推 算河南省就有100萬人的感染者，但具體數位官方說出來的還不到10萬人，而且僅僅是 河南的38個艾滋村。事實上全國到底有多少萬個感染者，有多少個村，有誰能夠有能力 統計出來呢？只能是政府，但政府現在公佈的數位是否就一定準確地符合事實呢？

拿全國公開的數位看：2003年、2004年官方連續兩年公佈的全國艾滋病感染者數位都是 84萬人，到底有多少人死於艾滋病，沒有一個全國的數位。至於這個數位會不會有漏， 需要用另外一組數位來說話：國內公開媒體上提到的艾滋病感染者是以每年40%的速度 增長的，又說到2010年如不能有效控制全國艾滋病感染者將達到1000萬人，而眼下的 2004年底使用的數位還是2003年公佈的84萬，到即將到來的2005年，距離2010年尚有6 年光陰，時間並不漫長，將來艾滋病真能控制住嗎？再者，如果艾滋病感染者的數位不 能如實掌握，又怎能有效防治艾滋病和避免更多的人感染艾滋病呢？人們不能坐等2010 年1000萬名艾滋病感染者“如約”出現，必須把眼前的真實情況搞清楚，否則不但不能 治病救人，還危害整個中華民族。

早在1998年10月26日，就由衛生部、國家計委、科技部、財政部制定出《中國預防與控 制艾滋病中長期規劃（1998-2010年）》，其中提到：“我國艾滋病感染率已呈逐年大 幅度上升趨勢……自1985年6月發現第1例艾滋病病人以來，至1998年6月底，31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已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0676例，其中，艾滋病病人301例，死亡174 例（注：死亡率超過50%）。據國內有關專家以組分法和德爾菲法測算，（到1998年） 我國艾滋病病毒實際感染人數已超過30萬。以此爲基礎，用世界衛生組織艾滋病病毒感 染人數加倍時間法推算，到2000年，我國艾滋病病毒實際感染人數有可能超過120萬 人。自70年代末以來，報告病例數逐年增加，1989－1992年間平均增長率在11.27－ 13.79％，而1993－1995年間增長率在20.58－24.75%。1997年報告病例數46萬，發病率 爲37/10萬，比1996年增長了15.81％……到2010年，把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控制在 150萬人以內。”

根據2004年12月8日出版的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一國際組織質疑中國愛之病（ 艾滋病）感染者資料已過時”。報道稱：全球愛之病、結核和瘧疾基金執行主任費徹姆 說，愛之病正在中國迅速擴散，如果官方的數位反映中國愛之病疫情穩定，那這些數位 “肯定是錯誤的”。2003年上半年，中國政府在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愛之病規劃署的 技術支援下，進行了全國範圍的愛之病流行病學調查，測算出當時的中國愛之病病毒感 染者約有84萬人，直到今天，中國官方仍繼續沿用這個數位——中國和俄羅斯及印度一 樣，已經瀕臨愛之病疫情大規模爆發的臨界點，中國的愛之病病毒感染人數“毫無機會 ”也“絕對不可能”經過一兩年的時間還維持在同一水平。造成中國衛生部資料這麽快 過時的原因是愛之病疫情的迅速擴散。中國衛生部專家較早時透露，中國的愛之病感染 人數正在以每年40％的速度遞增。按這一增速計算，中國的愛之病感染人數早已突破百 萬大關。地廣人多也給當局確診感染者帶來很大的困難。例如，官方去年估計已感染上 愛之病病毒的人數約84萬人，但實際上當局真正檢測出來的感染者只有6萬2000人左右 ，其他人都是用流行病學理論推算出來的。也就是說，93％的感染者不在當局的掌握 中。中國衛生部12月較早時公佈，截至2004年9月份，經檢測發現的愛之病病毒陽性者 已增加到8萬9000人。如果按93％的感染者沒有被發現的比例計算，那在3個月前，中國 感染愛之病病毒的人數已超過120萬人。聯合國警告，如果中國無法採取有效措施控制 愛之病擴散的勢頭，那麽到了2010年，將有1000萬中國人感染上這個世紀絕症的病毒。

而對於國內媒體，如2004年12月6日出版的《外灘畫報》也在報道中公開了一些更爲確 切的資料：“1985年，北京發現了中國首例輸入型艾滋病病例，至今共19年的時間裏， 中國的艾滋病感染人數幾乎是以平均每年30%至40%的速度遞增。從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公佈的資料看，到2003年12月，中國出現了近84萬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艾滋病 患者約8萬例。這個數位處在亞洲第2位元，全球第14位。”

如此嚴峻的事實面前，無論是84萬，還是120萬，都是一個可怕的數位，任何意義上的 掩耳盜鈴，都是對人民生命健康的極端不負責任。還有，任何封鎖媒體的行爲，都是一 種致他人於死地的可怕行爲。

當然，從另外角度看，公開媒體也應該審視其公信力。如我們在媒體上不難看到這樣的 口號，如“把人民群衆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講或忽略該口號背後 的事實真相，如“到2005年底將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年增長幅度控制在10%以內”—— 而不清楚如何實現這一數位，有哪些具體措施和實施步驟。

在並不遙遠的歷史上，如此口號式的嚴重警告很多，但多半會口號誤國。如“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如“某年內淮河治汙達標”，但淮河對沿岸人民的危害和威脅，似乎一年 高過一年。再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長的人們都不能忘記“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 這句偉大而響亮口號，仿佛全國人民的惟一目的就是爲了這一實現。後來隨著2000年的 慢慢到來，實現“四化”已經沒有目的性的意義了，口號慢慢淡化，成爲歷史。或許， 當時這一口號式的籠統目標早已實現了，或許這個“四化”從來不曾有過，僅僅是在特 定的年代起著晃在馬兒眼前的胡蘿蔔的作用而已。可是眼下對於防治艾滋病這樣的傳染 病，全民政府應該以對人民生命高度負責的態度，採取實事求是的措施治病救人，而不 能像強調“實現四化”這樣的空泛口號一樣警告“如不能有效控制到2010年艾滋病感染 者將達到1000萬人”。眼下，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是如何採取有效控制的措施，只要眼下 控制得力了將來肯定也得力。但如僅僅是口號式的警告，而回避真實的資料和忽視潛在 的威脅，進行掩耳盜鈴，未來將不可想像，而且不可救藥。

作爲非營利民間機構的創辦人，胡佳把防治艾滋病等同于保衛國家安全的高度來對待， 這個國家安全就應該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安全。胡佳當場還說出了一些同樣沈重的好消息 ，比如2003年SARS以後中央政府對艾滋病防治的投入增加了，2004年4月6日吳儀公開承 認中國艾滋病疫情正處於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積擴散的臨界點，吳儀副總理在避 開地方高官陪同的情況下單獨約見了河南78歲高齡的高耀潔醫生，聽她說真話，講實情 ；吳儀還親自看望了河南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患者張老太太，並承諾“政府不會不管 你們的”。後來，張老太太全家除僅存一個小孫子外，都因病逝去。已經被病魔折磨得 難以忍受的老太太無奈地喊著“我的娘啊，我的娘啊”，在臨死之前還在等待著再見到 一次吳儀副總理，她知道吳儀是個好人。可是，她沒有等到那一天，胡佳說，副總理兼 衛生部部長吳儀的這一承諾已經落空。

對於宣傳部門和新聞管理部門對媒體反映艾滋病實情的封鎖和控制，以及地方政府安全 和治安部門封鎖消息的惡劣做法，胡佳忍不住指責他們是在殺人，殺人……很多艾滋病 患者得不到社會援助和社會關懷，得不到及時醫治，他所去的很多村子每年都有很多艾 滋病人死去，尤其是有一次走到一個村子裏，通過春聯可以看出，貼紅色春聯的是指家 裏沒有人逝去，而貼紫色春聯的是指三年內家裏有人去世，更多貼綠色春聯的是指家裏 剛剛有人去世……

不過，胡佳的痛苦、無奈和煩惱不僅僅是這些，還有很多，比如“國保”和安全部門對 他的“特別關照”讓他不敢接受，有時候他不能去他要去的地方；每年“特別時候”他 人不能待在北京，只能到外地；有時候他的手機電話已經充值了，可別人給他打電話卻 接到“你所撥的手機已停機”的提示語……

不光胡佳，就是對於獨立作家筆會這樣的民間組織北京開會來說，據說都有人“特別關 照著”，而今天律師浦志強甚至開玩笑地說也應該讓這些人享受會議特設的“雅座”— —以示尊重。

在一個變態社會，尋找一個常態社會的空間，總是艱難的，律師浦志強正在體驗著。安 徽阜陽市政協副主席張西德起訴“爲農民說實話、向世界說真話”的《中國農民調查》 作者陳桂隸、春桃名譽侵權一案，作爲被告的辯護律師浦志強最近掌握了一個非常有利 的證據：原告張西德花5000元錢收買證人，這一醜聞得以暴露，浦志強律師以書面形式 向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正常又不正常的是，卻一直沒有下文。浦志強說，他希望 打贏這場官司，無論天氣如何變化，都應該一如既往，先把自己的官司打好。社會風向 如何變，並不重要，而自己能夠把事做好，最重要。

大約是在團拜會進行到時間過半的時候，召集人余世存和劉檸兩位作家一直試圖把新春 團拜會的氣氛調和一下，至少輕鬆一些，但事實上卻沒有那麽容易，就連我也說了哪能 法院不能叫法院而只能叫“人民法院”的道理，難道有了“人民法院”法院就可以實現 “人民打官司”、“民告官”一律免費？多多少少，我也對當下的變態社會談出了一點 略顯沈重的評論。似乎，大家的話題一下子還不能適應輕鬆，看來只能這樣了。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李白詩《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這就是本 次新春團拜會的輕鬆主題，在沈重的語境壓力下，有點時空交錯的味道。由於在場的人 “五、六、七三代都有”（1950、1960、1970年代出生），不少人發出了“時光匆匆， 歲月不饒人”的感慨，尤其是三十多歲的人更爲明顯，我們已經不是應該應該做什麽、 不應該做什麽的年齡了，而是已經到了再不做就來不及了的人生關鍵時刻，做好做不好 ，有結果無結果，並不重要，問題的關鍵是一定要去做，直到堅持最後。

不過，看看身邊三十五六歲人的實際生存狀態，使我想起《史記》中司馬遷對孔老夫子 ——也就是知識份子典型人物的描述，確實有類似的同感：孔子到宋國，在大樹下講習 禮儀，有人想加害他就把大樹給砍了；孔子又來到鄭國，卻又和弟子彼此失散了，他一 個人站在外城的東門口，鄭國人形容他“惶惶如喪家之犬”，也就是說他一副疲憊倒楣 的樣子，真像個失去主人家的狗。後來子貢據實告訴孔子，孔子笑著說：“倒是他說我 像只失去主人家的狗，那可真是呵。”我覺得孔子就是偉大，其偉大之處在於對國家清 明、百姓太平有著強烈的道德使命感，執著的態度，不妥協的勇氣，真不愧爲赤子之 心。

今天，從孔子的人生際遇回到眼下的現實生活來看，知識界五六十年代出生、三四十歲 的自由知識份子，何嘗過得不是“失去主人家的狗”的生活，胸膛裏何時不是藏著赤子 之心？倡導民主，看到與得到的卻是反民主；熱愛自由，看到和得到的卻又是不自由。 言論自由、新聞和出版自由權利無法實現，掩耳盜鈴之類的事端卻頻頻發生。面臨如此 種種，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呢？沒有民主和自由這個“主人家”，知識份子的痛 苦就會與日俱增，同樣其赤子之心受到的壓力更大，所以更加惶惶不可終日，如喪家之 犬。既然孔子能夠承認自己“真像”，我們後人會承認自己“不像”嗎？即使是條愛國 勝於愛家的狗，也要叫喚幾聲。中國人民大學新聘教授周星弛不是曾經在《大話西遊》 裏對著至尊寶的背影說“你看那個人，好奇怪喲，樣子好像一條狗。”作爲一條有靈性 的狗，一條忠實於腳下這片土地的狗，能夠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也是難能 可貴的。

其實，自由知識份子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是大家背著沈重的歷史和 現實包袱，在這麽一個複雜的空間、沈重的氛圍裏掙扎。這就是現實，無法選擇，不能 逃避——因爲無處可以逃避。

幾個小時過去，一度熱烈進行著的新春團拜會，慢慢進入終場，曲終人散時，天色已黃昏。

走出這個名爲“北京國際航空俱樂部”的主樓大門口，才發現腳下的廣場上已經落上了 一層薄薄的亮晶晶的雪影，顯示著衆多朋友們剛剛度過的，是一段有點白色的柔軟時光 ……這白色是令人清醒的，這柔軟其實一點也不柔軟，而是無比堅硬，無比沈重的。

2004年12月18日夜記於北京六裏橋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