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0日訊】〔自由時報記者陳曉宜╱台北報導〕飽受塞車之苦的人很多,但會因此付諸行動研究如何解決道路塞車的人卻很少,住在台北內湖的三總醫師趙興隆,就是願意付出心力研究、提出台北交通問題的專家。
趙興隆住在台北市廿年,經常飽受塞車之苦,從扁到馬長達近十年,他認真研究每個路口塞車的原因,並做成研究報告向市府陳情,希望市府正視改進,他會傳真、打電話到市政府,也會Call-in到廣播節目,甚至參加「市長與民有約」陳情,他鍥而不捨的精神令人佩服,馬英九看到他的研究報告更是驚嘆不已,並公開要求市府首長向他好好學習。
但是,他陳情的交通問題大多沒有解決,例如趙興隆會打電話到市府交工處,告訴他們那個路口的標誌不清、標線錯誤、燈號不對,或是機車停等區劃設不佳等,但他說,接電話的人聽聽之後,經常過了好幾個月還是沒有解決,所以他才會報名「市長與民有約」,希望馬英九能好好督促他的部屬改善。
他說,陳水扁的部屬就比馬英九的有行動力,過去他曾陳情羅斯福路和新生南路口因車流量太大,又沒有左轉燈,使得車輛都無法左轉成功,經他陳情後,扁市府立刻加裝了左轉燈解決問題,但從馬上任至今,他不知打了多少次電話,對台北市各路口問題提出建議,但他們從來沒改。
有一回,他向馬市府陳情三總前的路口禁止左轉,導致所有從成功路要左轉三總的車輛,都得多行駛二個紅綠燈到高速公路圓環,才能再繞回三總,上班時間塞車來回一趟,就又耗時二十分鐘以上,但經他陳情都沒下文,最後只好向市議員陳情才改善,這就是馬市府團隊的行政效率。
趙興隆說,他真的非常喜歡住在台北,所以才會很痛心為什麼塞車問題總是沒有辦法解決;他說,「只要站在某個路口十分鐘,你就可以發現很多問題,但這些官員只會坐在辦公室想辦法,卻不知道站在民眾的立場去想問題,想要解決交通問題,就去問問路人、駕駛、計程車司機,試著結合廣大市民的力量,就看你做不做而已」。
趙興隆說,路口是交通能否順暢的關鍵,如何爭取更多時間讓車流順利通行,是思考問題的前提,所以他發現,現行綠燈左轉出現的時間並不統一,也就是有些路口是先綠燈後再閃左轉燈,有些是先閃左轉燈再亮直行綠燈,很多車就會因不知情在路中間等了半天要左轉,等到最後竟變成紅燈,只好卡在路中間。
趙興隆說,這只是台北路口號誌問題的冰山一角,他還發現,有些道路接近路口後就是雙白線,所以如果是準備左轉的車輛就會跨線違規,因此應該提早掛設道路指示牌或提早標線清楚,讓駕駛人提早靠左;他也發現有些路口可以紅燈右轉,但機車停等區卻劃設在外車道前,使得右轉車被機車堵住,根本無法爭取時間右轉。
趙興隆說,政府官員總覺得這些小細節不重要,但事實上這些就是路口車流能否順暢的關鍵,如果號誌、標誌清楚,一定可以讓駕駛人通行得更為快速,如果每次燈號變換時都可以多爭取一秒,累積爭取的時間就不得了。
他認為,有些路口應該縮短行人穿越時間,讓右轉車可以爭取時間趕快通行,不要堵住路口;他也反對在交通尖峰時間取締紅線停車,警察此時應該是趕快要這些車離開,而不是堵在那開單;他認為,台北交通燈號應統一以箭頭燈指示行車方向,讓駕駛人可快速分辨自己行進的方向。
他說這個道理就是在說明,不論交通號誌或交警指揮,目的是要讓交通更順暢,不是以取締駕駛人為目的,如何能使交通順暢,就要怎麼做。
可是他說,這些管交通的人,研究精神都不夠,沒有人願意去測量一下,每一條路的連續號誌時間要維持多久,交通才會最順暢,也沒有人願意實地去觀察、統計每個路口塞車的原因是什麼、應該如何改善。
因為愛台灣 希望它更好
〔記者陳曉宜╱台北報導〕很多人一定覺得奇怪,一位工作如此繁忙的醫師,為何天天有時間在管惱人的交通問題?趙興隆的太太說,因為他太愛台灣,而且太有正義感。
趙太太說,有一次晚上快十點時他們開車去接小孩,看到路邊有人車子被拖吊,因為已經過了拖吊時間,趙興隆看了很生氣,就主動幫人家打電話到交大抗議,直問他們怎麼可以逾時拖吊別人的車。
趙興隆說,台北交通取締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他認為,馬市長如果有魄力,就該取消現在的拖吊制度,應該在停車位充足的區域,才可對違規車輛拖吊,否則政府都無法提供足夠車位,卻要人民守法,非常不合理。
趙興隆總是能大聲說出台北市民的心聲,除了正義感,還有研究精神,他可以在等紅燈時,觀察、思考這個路口塞車的原因是什麼;他可以在半夜帶著妻子,去把號誌不當的路口拍下;他可以每到一個外國城市,就去觀察當地的交通號誌是如何處理,交通規則是如何訂定。
但趙興隆卻笑說,「因為我很喜歡Call-in到廣播或電視台,所以才可以常打電話給官員啦!不過我曾Call-in拿到棒球賽門票,但打給官員,改善卻不多」。
趙太太說,「其實是因為他太愛住在台灣,所以他對這個國家,對這個城市有用不完的正義感與熱情,孩子們都想移民,但他就是不肯」。
趙興隆說,「沒有任何地方比台灣更方便,但生活品質不好是大缺點,所以他希望自己的一點力量,可以改善這種狀況,他也相信馬英九是個聽得進建言的人,所以他願意不辭辛勞,拍照、製作台北交通研究報告,一直到首都交通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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