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8日訊】不同品質的增長

一些國人誇誇其談乃至無限陶醉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其各個組成部分並非同質的，而是具有不同的品質。對一個確定的GDP增長而言，當某一部分人的GDP增長不以損害任何人的利益為條件，而又能帶動其他人的利益增長時，就是一種優良的GDP增長；相反，當一部分人的GDP增長以損害他人的利益為條件時，就是一種惡劣的GDP增長。如果惡劣的增長損害的僅僅是其收入在平均值之上的那部分人，其惡劣的程度不過是以損人利己為特徵的一般性的惡劣而已。如果惡劣的增長損害的是其收入在平均線以下的社會貧困階層的利益，其惡劣的程度就特別嚴重，具有缺德的性質；因為這種所謂的「增長」不僅從絕對值上增加社會的痛苦，而且使社會動亂因素增長，最終會導致社會災難，甚至出現毀滅性後果，因而它損害的是全社會的利益。我們的選擇當然是鼓勵優良的GDP增長，抑制惡劣的GDP增長，消滅缺德的GDP增長，無情地揭露它，與之進行不懈的鬥爭。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由缺德性增長產生的社會問題特別嚴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露和批判的就是這種情況。他譴責資本「每個毛孔都充滿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的譴責泛指所有的資本，未免有失偏頗，但專指缺德性的惡劣增長，卻是一針見血。

本文並非一般地反對GDP增長，而僅僅是反對惡劣的GDP增長，特別是堅決反對缺德的GDP增長。

說到缺德的GDP增長，可謂多矣，用「罄竹難書」形容恐不為過。

犧牲勞動者安全的增長

繼今年十月二十日河南大平煤礦爆炸導致一百四十八人死亡，河北省沙河市一個只有九名礦工作業的小鐵礦失火，竟然造成了世間罕見的「火燒連營」式礦難，吞噬了至少六十八個鮮活的生命。十一月二十八日，陝西省銅川陳家山煤礦又發生了特大瓦斯爆炸礦難，一百六十六名工人慘死井下。從有關報導中得知，這些可憐的工人月工資只有九百元，他們不僅被剝奪了在安全條件下生產的權利，而且被剝奪了依法休假的權利，而投了人壽險的死難者從保險公司僅僅得到六萬元的賠償。幸虧這是轟動國內外的特大型事故，其賠償牽涉到國家的面子問題，自然比一般性的事故要「好」一些。但能「好」到哪裡去呢？有消息說，一條人命的賠償額不過4.464萬元而已。事故頻發的根本原因，是勞動者的生命太不值錢；而勞動者的生命太不值錢，並非是他們生來賤命，而是因為他們的生命價值被化作缺德性的GDP增長；或者換一種說法，他們的生命被缺德性的GDP增長吞沒了。

寫到此處，青年雜文家陳倉先生為我發來一篇《為人命設立百萬賠償底線》的文章，說出了我想說而沒有說出的話：

在道德敗壞，漠視人的生命權、健康權、休息權和人格尊嚴的工礦企業，在金錢至上，「用錢可以擺平一切」的經濟領域，強調「加強領導，加強管理，加強監督制度」既是空洞的，也是天真幼稚的；強調「以人為本」、「人文人本人性精神」是荒誕的、更是徒勞無益滿C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加大草菅人命的成本，為人命加價。一個人要活下去，每月應有二百元的「低保線」，一百年生存成本為二十四萬元；工作三十年，每月平均掙二千元，幹三十年應得七十二萬元，加上各種「淨福利」、文化教育投資、撫養費和贍養義務，一個正常人的生命至少值一百萬元。因此，安全事故死傷一人，最低賠償線應為一百萬元。隨著人民生活水準和文化教育的提高，一百萬元的賠償底線繼續上浮。設立一百萬元的賠償底線，不僅僅是用錢財對事故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補償、救濟和安慰，關鍵是用經濟手段強化工礦企業經營管理者對員工生命的敬畏，強化全社會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尊重，使廣大弱勢群體的生命權得到應有的關懷和保護。

我很贊成陳倉先生關於一百萬元賠償底線的意見。但關鍵還不是「用經濟手段強化工礦企業經營管理者對員工生命的敬畏」，而是強化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對員工生命的敬畏，要把一個人的生命看得比GDP更高更重要。隋朝大思想家王通先生在社會大亂來臨前曾說過：「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就是說，不犧牲一個老百姓的生命換取對天下的統治權。在上帝的天平上，在一個有信仰的國度裡，沒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重要。陳家山煤礦原設計年產一百二十萬噸煤，今年十月份就超負荷（工人的勞動力、生產設備、安全設施全面超負荷）地完成了二百二十萬噸。銅川市礦務局又下了四十萬噸任務，而且金錢開路，完成任務的領導每人獎勵四十萬元。重賞之下，礦長們當然不顧礦工死活地把他們往死路上逼了！GDP絕不是一個「利國利民」的抽象物，當它成為某些官員私人利益的載體時，它的缺德性就是不可避免的，每個毛孔充滿血和骯髒的東西就是必然的。不幸的是，人們視為神聖的GDP增長，早已蛻化成了官僚利益的載體，而成為人民利益的對立物。

強佔農民土地居民房地的增長

通過欺騙性的股市，圈股民的錢；通過臭名遠揚的「教育產業化」，圈家長的錢；通過「醫療制度改革」使職工「人命危淺」，把職工的病痛和縮短了的壽命變為GDP的缺德性增長。當這些方面的「潛力」已經挖空，膽子更大、規模也更大的圈地運動就以愈演愈烈之勢迅速蔓延開來。在農村是低價強佔土地，例如陝西省榆林市的山岔灣村，官商勾結以每畝五百元的價格強行「購買」農民一萬多畝林地，轉手以每畝三十五萬元出賣給開發商，導致狼官指揮惡警開槍打傷五十多農民的流血事件。本來，開發商以每畝三十五萬元從政府手中買地和從農民手中買地，對於GDP的增長來說是一樣的。區別隻是，從農民手中買地，政府只能依法收稅，貪官無所施其伎，只有農民和國家得好處。從政府手中買地，固然使農民應得的豐厚收入轉為政府不光彩的財政收入，但最大的「好處」卻是便於貪官汙吏渾水摸魚。結果吃虧的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國家。國家多得幾個錢何喜之有，最大的禍害是激化了和農民的矛盾，造成了禍延後代的積怨和社會動亂的潛在危險。

土地價格飛漲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對土地的壟斷。每畝土地三十五萬元高價，是土地的市場價格加上政府壟斷價格的結果。如果讓山岔灣村的農民作主，每畝地價不會超過十五萬元。但這樣以來，GDP就下降了。然而開發商的建築成本和房產價格也都會跟著降下來。開發商花同樣的錢可以蓋更多的房子，居民花同樣的錢也可以買更多的房子。從表面上看，GDP下降了，但是社會的實際財富卻增長了。農民、開發商、購房戶都得到實惠，房地產市場會變得真正活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稅收總額反而會大大增加，並超過由政府壟斷地產獲得的泡沫價格。但這條能使市場繁榮、人民得好處的路太費事，官員們不屑於或竟不懂得這麼幹，不如從農民手裡搶地更直截了當，尤其是能為自己撈到特權利益。

城鎮的拆遷比從土地上驅趕農民更惡劣。翁彪和朱正亮的自焚，並沒有使事情有絲毫好轉。區別僅僅在於，以前的強迫拆遷只在牆壁上塗一個黑色的「拆」字，現在卻要用大字寫上「堅決落實拆遷政策」、「充分尊重拆遷戶權益」的標語，進行比過去更野蠻的拆遷。只因為城鎮的地價，不是幾十萬元一畝，而是幾百萬、上千萬元一畝。GDP吃人，比「猛於虎」的「苛政」更有過之。

發生在四川省漢源縣水庫移民區政府開槍打死人的慘案，在新聞封鎖下，至今絕大多數國人毫不知情。事情起因於給移民的補償，只能建原住房面積的一半。而移民的遷徙損失又何只這些？劉邦在長安做了皇帝後，把他老子從沛縣的豐邑遷到長安住宮殿，可這位劉太公說什麼也住不慣，硬要將豐邑整個搬來長安附近，住著才舒適。臨潼的新豐鎮就是這麼來的。劉太公從豐邑的簡陋民居搬到長安宮殿，住房價值提高了何至十倍！但他不舒服，因為對他來說，人文環境這個「軟件」的損失，遠遠大於獲得的宮殿價值的「硬體」。照此計算，對移民的補償，除了人文環境，還有他們的經濟環境，統統算上，應該大於十倍才對。但對一個水電站來說，移民的補償是要計入成本的。補償額越高，GDP就越低；補償額越低，GDP就越高。因此漢源的慘案，是GDP殺人的又一血淋淋的例證。由漢源水電站生出的GDP，從娘胎裡就「充滿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是無論怎麼也洗刷不掉的。

從工齡價值克扣出來的增長

在計劃經濟「低工資高福利」體制下，職工的工齡具有價值的觀點，是筆者在十七年前首先提出的。一九八七年的《經濟改革》雜誌第三期，發表了筆者《關於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案》一文。在這篇文章中，筆者用數學推導的方法，以當時寶雞長嶺機器廠提供的數據為實例，計算出了工齡價值與工資累計額之比為0.3763。工資累計額以一年計算，則一年工齡的價值等於12Ｘ0.3763=4.5156（月工資）。

這個結論的前提是：工齡平均三十五年，退休後平均壽命二十年，銀行月利息為6/1000。前兩項假設和現在的實際情況基本相符，惟銀行利息已遠低於6/1000。而銀行利息越低，工齡價值就越高。按推導出來的公式，如銀行利息由6/1000降至3/1000，則工齡價值應增加2.5%，一年工齡的價值變為4.6285個月的工資。退休時的工齡，隨地區和工種變化，以男女平均的工齡而言，一般都少於三十五年，這個事實對工齡價值的影響恰恰是增加而非減少。退休後的壽命也是一個隨行業和地區變化的值。但平均而言，退休後再活二十年是符合中國實際的。

結論：每年工齡的價值等於4.6個月的工資，是一個符合中國實際的科學結論。

但許多地方的國營企業，買斷職工的工齡往往只按一年一個月工資片面決定，這樣做當然拿不出任何根據，不過是官員和商人主觀隨意的決定罷了。不過這種「主觀隨意」，卻以盡量壓低工齡價值，盡量增加商人利潤，盡量增加GDP為宗旨。工人自然要盡量維護自己的利益，但他們也拿不出確切的依據，只是憑「活不下去了」的直覺行事。雖然經濟科學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但不知道這個科學結論的工人們卻是「有理說不出」。

把職工每年4.6個月工資的工齡價值克扣3.6月，變戲法似的使之只剩下一個月的工資，是職工陷入飢寒交迫貧困境地的直接原因。由此獲得的GDP增長，全然是「充滿了血和骯髒的東西」。

以上列舉的三項，僅僅是惡劣的、缺德的GDP增長的冰山一角。這樣的GDP越增長，人民的痛苦也越增加，不但不值得慶幸，反而令人擔憂，簡直已成為社會痛苦和未來動亂之源。中國人，首先是中國政府，應及時從GDP崇拜的迷誤中警醒過來。目前中國人民的福音，已經不是GDP的高速增長，而是它的下降，是剔除GDP中惡劣的、缺德的因素，使用來鋪墊增長的大量資金回到工人、農民、家長、病人、死傷者家屬、移民和拆遷戶的手中。如果把GDP的增長幅度往下調兩個百分點，中國人就有福了。

──轉載自《動向》月刊2004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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