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我出生在6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才剛上小學。所以一直對中共殺人歷史並不太了解。相反﹐從課本上學到的都是“共產黨偉大﹐社會主義好”這一套。儘管自己全家都受過中共迫害﹐但從內心深處﹐每個人都對中共感恩戴德。

老實巴交的爸爸﹐一輩子從未得罪過人﹐就因為曾經是省長辦公室的秘書﹐被流放河南農村整整十年。媽媽也是建國初期的老黨員﹐一個月工資幾十元人民幣﹐拉扯我們姊妹四人﹐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可還要受鄰居壞人的欺負。那時記得媽媽上了一天班﹐回家後顧不上休息﹐趕快燒火做飯﹐好不容易安頓好我們幾個上床睡覺後﹐自己又趴在小凳上寫告狀書。爸爸在十年中把河南農村轉了個遍﹐後來他提起河南上百個縣名﹐如數家珍。爸爸一年回家一到兩次﹐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我有幾次正在家中吃飯﹐爸爸的腳步聲傳進大院﹐盡管離家幾十米遠﹐我就能聽出來﹐飛奔似的跑出家門﹐撲向爸爸。

自己出國前將近三十年的時間﹐都是在“黨的恩情”中成長。所以一聽到美國﹐台灣﹐就打心眼裡反感﹕反華﹐反共﹐臺獨……以致出國三年以後﹐當自己聽到抗日戰爭的真相﹐從不以為然到似信非信﹐當聽到越來越多不同的聲音後﹐終於大吃一驚﹕原來抗日不是共產黨打的﹗﹗﹗當自己在美國這個自由社會﹐了解到越來越多的真相後﹐終於痛心疾首﹕原來自己前半生都是生活在謊言之中﹐認賊做父﹗原來自己從小歌功頌德的黨是一個暴徒﹐流氓﹐邪教﹐恐怖主義的老窩﹗今天﹐我想贈給這個即將被歷史唾棄的﹐垂死掙扎的異類一句話﹕五毒俱全十惡不赦

下面是我親耳聽到同事黃先生所說的一段中共殺人歷史。

有一次﹐老闆請我們吃飯﹐同事黃先生也在座。黃先生在我們公司做司機﹐他為人豪爽﹐生性豁達﹐好杯中物。幾杯酒落肚後﹐他就跟我們講起了自己的家人﹕老媽媽今年80歲了﹐住在貴州﹐兄弟幾個……當談到自己的父親時﹐黃先生沉默了幾秒鐘﹐略帶傷感的說﹕“我爸爸是我們那個地區第一個被共產黨槍斃的。”什麼﹖我和老闆大吃一驚。黃先生沒有停頓﹐“而且﹐我爺爺也是被共產黨槍斃的﹗”我感到呼吸急促﹐說不出話來。以前從未聽黃先生說過此事﹐我有點不知所措。好在老闆是台灣人﹐了解一些中共殺人歷史﹐沒有表現出特別驚慌。

黃先生呷了一口酒﹐娓娓道來﹕他們家在1949年以前是貴州那個地區的一個大戶﹐因為樂善好施而聞名一方。爸爸是國民黨少校軍官﹐黃埔軍校畢業。49年那年撤退台灣﹐因為爸爸在家是獨子﹐放心不下爺爺奶奶﹐所以已經到了香港後﹐又回到貴州。當他爸爸一回到家﹐全家人都傻眼了……黃先生說到此﹐我好像看到了他們全家那萬分絕望﹐哭倒一片的場面。是呀﹗國民黨的少校軍官﹐共產黨怎麼會手下留情呢﹖

結局正像所料的﹕共產黨一來﹐他爸爸就被判死刑﹐立即槍決。這時﹐我感到驚駭的不是黃先生爸爸的死﹐而是共產黨的“審判”方式﹕黃先生告訴我們﹐共產黨對一般的犯人﹐根本不經過審判﹐他給我描述的是這樣一個場景﹕共產黨幾個小幹部﹐坐在方桌前﹐腳翹在長凳上﹐喝着酒﹐抽着煙﹐吞雲吐霧。那邊五花大綁上來一個人﹐問﹕殺不殺﹖幾個人斜眼看一下這個人﹐眼神過去一交流﹐互相就明白了（這就算商量過了）﹐這個小幹部手一揮﹕殺﹗就押下去槍決了。可憐的是﹐如果那幾個幹部喝得迷糊﹐根本看都不看犯人一眼﹐手一揮﹐倒霉的就搭上一條命﹗

黃先生的爸爸算是“待遇”好的﹐因為他是少校軍官﹐所以是經過審判的。我問黃先生﹐那時您多大﹖他說﹕也就3.4歲吧﹐很多事情都記不清了。他告訴我們他只記得兩件事情﹕一個是他和自己的哥哥背着竹筐﹐給自己下葬的父親倒土﹔一個是他的爺爺手拿刷子﹐蘸着油漆﹐給自己的兒子棺材上漆﹐嘴裡唱着山歌。唱着山歌﹖我很好奇﹕什麼山歌﹖黃先生嘆了一口氣﹕斥責解放軍的山歌。因為這一首山歌﹐爺爺也被槍斃了。

我和老闆聽後﹐沉默半晌﹐不住唏噓﹐大家都不動筷了。那以後呢﹖“以後,”黃先生苦笑起來:家裡偌大的房產,還有一大片地都被充公了。文革開始後,他成了他們那個地區最年輕的反革命,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而他媽媽,受盡迫害,“老人家,守了半個多世紀的寡﹗”

……

窺一斑可見全豹,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個殺人的歷史,一個顛倒黑白的歷史,一個欺壓良善,挑撥是非的歷史。這個惡黨,手上沾滿了善良的中國人民的鮮血,無惡不做,罄竹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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