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5日訊】奧威爾在寫作《一九八四》時，斯大林還健在，希特勒也只剛死幾年。他認為技術作為擴張權力的重要手段，今後的獨裁者將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等技術來控制信息的傳播，以操縱人們的視聽，達到統治的目的。然而，技術的發展雖一如奧威爾所料的那樣被獨裁者用來壓制人們，但人們也從中獲得了巨大的抵抗力量。國際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就是很好的證明。據中國互聯網中心最新統計，中國上網的總人數已達到8700萬。上網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工作的一部分。網絡媒體所具有的廣泛性、即時性、開放性、共享性、互動性等優勢，決定了互聯網愈益成為獲取信息的重要陣地。這對於依靠封鎖信息來茍延殘喘的政權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沒有哪一種技術象網絡這樣使每一個個人成為獨立的主體，雖然當權者耗費了龐大的財力物力圍追堵截，在被大眾化的技術面前，終是徒勞無功。當一切公共信息和權利透過虛擬的世界按照它本來的屬性歸還給人們時，獨裁困獸也終於撕下了貌似溫和的偽裝。

12月8日，《人民日報》第四版發表《營造網上輿論強勢：網上有政治，網上有較量》。該文聲稱，凡是與主旋律不適應、不協調的就要堅決抵制，“我們一定要從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來認識，做好意識形態工作，積極占領互聯網陣地，形成網上正面輿論的強勢。” 所謂正面輿論，又叫宏揚主旋律，即由一幫記者及其新聞從業人員刻意制造的聒噪，歌功頌德、粉飾太平。這是一個惡性的毒瘤，在輿論與公眾之間的人為地設置出一道屏障進行阻隔和過濾，他們用一種淺薄的思想模式和弱智的時髦語言冒充時代精神生活的全能智者，並以“直擊報導”和“熱點評述”而成為“社會觀察家”、“評論家”，胡言亂語、嘩眾取寵。這些在“伊拉克戰爭”的所有報導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們冒充知識分子，卻以消滅知識分子為己任，凡稍具深度思想和人文關懷的批判話語總是被其踐踏得一無是處。這些人，我們稱之為黨奴。

黨奴需要仰仗槍桿子、軍警和監獄撐腰，他們把各種公共媒體據為己有，一舉取代了知識分子而成為了獨裁統治的發言人。黨奴的發言雷同於流氓話語。如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華北座談會我操了四十天娘，補足了二十天，這次也四十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為迎合毛澤東稱霸天下的野心，江青詛咒道：“劉少奇是……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他應該千刀割、萬刀割！”江澤民對鎮壓法輪功人員所做的指示說，“打死白打死，不查屍源，就地火化。”黨奴們就是這樣絞盡腦汁地羅織罪名，捕風捉影。其語言惡毒和粗暴，令人毛骨悚然。而知識分子卻是他們天然的克星。托尼.本尼特在《文化：改革者的科學》里把“知識分子”視作是一個社會內部的表達反抗之聲，指引反抗之路，提供反抗方向的人，一個被別人視作、同時也被自己視作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上對權力說“不”的人。

知識分子由於深切地關懷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經常超越於個人私利之上。所以與黨奴水火不容，大有不共戴天之勢。毛澤東把知識分子詆毀為“牛鬼蛇神”，鄧小平把知識分子歸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文革到六四，知識分子幾乎消滅殆盡。獨裁者都明白，消滅知識分子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壟斷媒體不讓其發聲。從毛澤東拍桌子罵娘到中共黨報的社評，黨奴們總是挾語言暴力以審判一切的姿態連番攻擊和丑化知識分子的形象，無孔不入地灌輸著自身的意識形態。曹長青在《語言暴力：集權統治的威懾力量》中提及，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時，“斬斷章伸進戲劇界的魔爪，揭露記者隊伍中的敗類”、“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暴力語言在《人民日報》觸目皆是。暴力語言經過媒體的夸張和擴散，再加上黨報黨刊一統天下的局面使得任何辯護或異議都銷聲匿跡，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恐懼氣氛和心理威懾籠罩著全社會。

暴力語言一旦得逞，知識分子便尊嚴盡失，無地自容，很容易形成一種殺一儆百的恐怖氛圍，從而在黨奴的威逼利誘下，達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恐怖共識。經暴力語言的肢解和扭曲，知識分子面目全非，被迫冠著“臭老九”之名穢行於世。這也就是許多不甘為奴的知識分子寧肯自殺的原因。近年來，網絡技術的發展給知識分子的發言提供了部分空間，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自由、民主的呼聲響徹各個網絡論壇。前段時間，《南方人物周刊》推選出五十名“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前綴一個“公共”有些多余，但對於成批的假冒“知識分子”的黨奴而言，這“公共”二字就是一個明顯的區分。王怡解釋說：“‘公共知識分子’的意思，就是一個人的反對黨。我說自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意味著我在意識形態、政治立場、公共政策上，都是這個政權的反對派。”（《一個人的反對派》）這是“六四”後，中國知識分子向當權者首次公開宣明自身的態度和立場。

11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吉方平的文章謬論：“‘公共’的本質在於‘獨立’，而這種‘獨立’是從來也不存在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是黨領導下的一個群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透過表象看實質——析“公共知識分子”論》）皮毛之說早成垃圾，該文蒼白無力，雖把暴力語言改頭換面，但在各個論壇仍招致一片鞭撻。胡錦濤在加強輿論管理的文件上批示要向朝鮮學習，認為朝鮮在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事實上，學習朝鮮是假，要回到毛澤東那用槍桿子配合語言暴力一統輿論才是真。嫡傳的金正日一貫正確，生民涂炭。隔代欽點的胡錦濤也讓人們大失所望，終非孟子所言，“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學習朝鮮，黔驢技窮。套用一句廣告語：水是自由的，空氣是自由的，網絡也是自由的。企圖封堵網絡來控制知識分子實跟抽刀斷流一樣愚不可及。

網絡如照妖鏡，讓黨奴們的丑態原形畢露。在網絡的較量中最具典型意義的事件是：12月7日，原中宣部文藝局局長孟偉哉通過互聯網發表了退黨聲明，他表示，“我必須在共產黨和自己的生命之中做一個選擇。現在我為了自己，宣布退出中共，做一個乾乾凈凈的中國人！”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冒著當權者的種種恐嚇，終於在垂暮之年利用網絡技術洗刷去黨奴的恥辱並重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然而，對更對的知識分子來說，真正要實現其生存價值卻是一種相當艱難的理想，布爾迪厄在《自由交流》中指出：“知識分子必須無所顧忌地，毫無內疚地一致努力，以增加對國家的介入程度，同時對國家的控制提高警惕。”這是一種宿命的安排，感謝網絡技術給了我們千載難逢的機遇和力量，我們必須珍惜，不僅要努力真實地闡述世界的本來面目和恢復漢語的純潔，還要積極勇敢地與那些熱衷於扼殺自由和阻礙民主的“黨奴”作戰。

2004年12月12日

──原載《議報》第1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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