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亞洲時報記者Andrei Lankov 12月14日撰文)漢城 — 一場緩慢的社會和經濟革命正在北韓潛進，並且似乎不可逆轉。幾十年以來，該國一直在盡一切可能地向理想的史達林主義靠攏。但是20世紀90年代其經濟中出現的一些變化已經徹底、也許是不可逆轉地改變了這個封閉國家的發展方向。

數十年來平壤一直自詡自己在經濟上自給自足，不依賴其他任何國家。這種宣傳使一些缺乏判斷力的第三世界國家和左翼學者信以為真。北韓所謂的自給自足的秘密很簡單：從它的盟友蘇聯和中國那裏獲得大量直接和間接援助，但從來都不公開承認。儘管莫斯科和北京經常對這種“忘恩負義”感到惱怒，但亦不願跟北韓撕破臉面，因為這兩個社會主義巨人都想與這個反復無常的小兄弟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友好關係。

但蘇聯的崩潰使北韓自給自足的神話不攻自破。從1991年起，北韓的經濟開始“自由降落”。在1991－99年間，其GNP幾乎減半。雪上加霜的是，1996年還發生了大饑荒，約60萬北韓人被活活餓死。如果北韓采納中國式的農業改革，這種悲劇也許可以避免，但這種改革不符合北韓政權的政治利益，因為這將削弱它對人民的控制力。

不過北韓政府還是失去了這種控制力。北韓過去10年呈現出來的跡象清楚表明僵硬的史達林主義開始從經濟基礎層面瓦解。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末和中國在70年代末經過深思熟慮後分別通過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摒棄了史達林－毛澤東主義。北韓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不過這種體制是從其根部開始瓦解的，而北韓政府徒勞地試圖保持其完整性。

20世紀60年代，北韓是世界上唯一規定市場交易為非法的國家。嚴格意義上的零售近乎絕跡，因為那時從短襪到蘋果幾乎一切商品都由公共部門定額分配，付款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形式。個人配額取決于你在這個錯綜複雜的社會階層中的地位。在金日成時代，市場上幾乎沒有任何東西銷售，因為在國有經濟之外幾乎不存在生產活動。

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不同，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前，北韓政府連農民在家庭菜園裏種些瓜果都不允許，個人自留地只有20－30平方米，連種些紅辣椒等蔬菜的土地都不夠。北韓政府這麼做是有目的的。在許多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農民有更多自留地並且以此為生，因此無意再為國營農場貢獻勞力。北韓政府相信，沒有自留地，農民就更有精力為國家工作。在金日成建立的這個烏托邦國家，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為國家工作，配給和工資由政府根據其表現來分配。

1969年，金日成不得不承認了這種反市場政策失敗。自此私營市場開始慢慢合法化，但仍然限制在很小的規模。即使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市場經濟仍被認為不符合“社會主義天堂”。私營市場還是不太光彩的東西，因此它們被推動向城市的邊緣發展。直到90年代初，大部分商店仍不敢放開手腳營業，只能偷偷摸摸地藏在居民大樓或高樓大院裏。在平壤，最主要的城市市場在東部一個遠離市中心的高架橋下。

但1991－95年的經濟災難和隨後的大饑荒改變了這種局勢。市場之火開始以燎原之勢在這個國家蔓延。從1995－97年，幾乎所有的國營工廠都停止運作。配額制也不再實行：在大部分地區人們依然收到配額票，但這些票已經不再能交換食品或其他配額商品。只有平壤和一些其他重要地區仍然實行食品分配制度，但執行標準也已經大大縮水。在這種情況下，做點私有買賣的能力和意願成了安身立命的主要保證。

政府還放寬了對國內旅行的限制。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每一個北韓人在離開自己的所在地前必須獲得“旅行特許證”－到周邊國家的一日游例外。但到90年代中期，當局開始對這些非法旅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尚不清楚是有意放寬限制還是士氣低落的北韓政府無暇顧及。畢竟，花5美元賄賂警官就可獲得這樣的許可證。

做小生意的浪潮席捲整個北韓，並形成了一種沒有貨幣流通的特殊經濟現象。人們成批離開自己的家鄉，奔赴那些食品更豐富、實物交易（包括往返于北韓和中國之間走私商品）活躍的地方。婦女們在這股小商品潮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許多北韓婦女都是家庭主婦，因而比男人更有閑暇時間。他們的丈夫繼續在工廠上班，但後來連工廠也停頓了，男人們得到的配額票已經不能購買票面價值那麼多的商品。但北韓男人仍相信這只是暫時現象，並且不敢輕易丟掉那個吃了幾十年的鐵飯碗。當男人們正等著“正常生活”的重續，在閑置的工廠百無聊賴地虛度光陰，他們的老婆投入了方興未艾的經商活動。很快這些婦女賺的錢就遠遠超過丈夫那點微薄的工資。

飛速發展的市場不只表現在零售業方面。一種新的服務業已經從廢墟中崛起：私人小賣部、食品店和旅館也和市場一同興盛起來。連20世紀50年代完全根除了的賣淫業也開始復興，因為一些婦女願意為暴發戶提供性服務。由于沒有銀行機構提供私人理財服務，非法的高利貸者應運而生。在90年代末，他們向借貸者索要的月息高達30－40％。但這存在很高的風險：國家不提供保護、犯罪分子勒索以及收不回來的“壞帳”。

對于幾十年來如此封閉的北韓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場革命。這種新的局勢削弱了政府控制普羅大眾的能力。積極投身新市場活動的人們開始擺脫政府施加了幾十年的約束。政府不能給一個小販升職或降職、把他調到一個更好或更壞的工作單位，或將他掃地出門－儘管大部分北韓人仍然住著政府分配的房子。

新市場的繁榮也使一些北韓權貴遭受了損失。當然，和大部分後共產主義國家一樣，許多在新體制中如魚得水者同樣來自官僚階層。國企的官員和管理者紛紛以各種方式賺外快。這些管理者經常把工廠的產品拿到市場去賣。許多迄今為止還受到歧視的群體在這10年間迅速崛起。獲得外幣的途徑非常重要，而在北韓能獲得此類投資資本的有三大群體：日裔北韓人、華裔北韓和韓裔中國人。

日裔北韓人是20世紀60年代拖家帶口進入北韓的，其人口已經由當時的約9.5萬增至20－25萬。這些人在日本的親戚願意給他們寄錢。北韓當局對日本裔北韓人的心態複雜：一方面對他們心存疑慮，一方面由于這些人從日本得到的匯款是國家硬通貨的主要來源，因此又要容忍他們的活動。這個特殊的群體在受到區別對待的同時也享有一定的特權。當北韓國家控制和分配的舊體制瓦解，這些人開始把自己的資金投入各種風險貿易中。他們中的許多有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一手經驗，這對他們的投資十分有益。

另一個是在中國有親屬的群體。中國的經濟發展意味著這些親戚也可以向北韓的窮親戚施以援手。大部分情況下，他們不是通過直接寄錢，而是商業和貿易援助的方式。北韓華人在利用這些新機遇方面具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幾十年以來，他們成了北韓唯一可以以私人身份去海外旅行的一個群體。就是早些時候，一些北韓華人還利用這種獨特的機會在中國打零工賺外快。這些群體突然降臨的經濟優勢頗具諷刺性：幾十年以來他們的海外關係一直是他們受懷疑和體制性歧視的包袱，但到90年代，同樣的海外關係卻成了他們發財致富之本

直到最近為止，政府一直沒有在這場改革運動中占據主導地位，2002年大吹大擂的改革頂多不過是對業已存在數年的一種現狀的認可。對公共分配體制的正式廢除不能算什麼，因為這種體制在1995年已經是名存實亡－平壤除外。

但北韓經濟確實遠遠偏離了史達林主義道路。現在北韓政府既沒有經濟資本，也沒有政治意志和民眾支援去復蘇一個史達林主義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這條道路不可逆轉，只能向前。史達林主義已經死了，歡迎北韓同志投入資本主義的懷抱。(//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