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近一段時間，官方再次收緊言論，且來勢兇猛：中宣部根據胡錦濤的內部講話精神，在9月29日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接著下發印有胡錦濤批示的紅頭文件，主要內容是加強對意識形態主導權的控制，決不手軟地打擊“自由化思潮”，並列出嚴禁擅自報道的二十九類事件。接著，黨控媒體大批“新自由主義”和 “公共知識份子”，並發出針對自由知識界的封殺令，點名封殺多位知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

中宣部，這個意識形態衙門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職業的言論殺手，除了八十年代朱厚澤先生擔任中宣部長的短暫時期內，提出過旨在解放思想和鼓勵言論自由的“三寬”政策之外，中宣部年年都要開會強調意識形態導向，也年年都要下發紅頭文件及其封殺令，對此，大陸人已經見怪不怪了。然而，胡錦濤在紅頭文件上的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

爲了維持政治穩定和言論一律，黨魁號召全黨學習古巴和朝鮮，這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掌權史上，可謂史無前例。暴君毛澤東自視共産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當然領袖，怎麽可能向被他扶上極權寶座的金家政權；泱泱大國的極權者老毛，又怎麽可能把卡斯楚治下的蕞爾小國古巴放在眼裏。毛死後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史上，即便在六四慘案後最嚴酷的時期，也沒有任何一個高官會想到學習朝鮮和古巴，更不要說向全黨提倡了。所以，胡的這段批示，大概讓國人和國際輿論感到吃驚，頓生匪夷所思之歎。無怪乎，境外媒體驚呼：“中國知識界又面對寒冷的冬天”。

然而，以目前中國的現實和黨心民意而論，這樣的批示，真會讓國人找不到北，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諸侯，大概也很難理解。南美的獨裁者卡斯楚離中國太遠，實質上對中國的內政外交無甚影響，中共高官施捨古巴，無非想證明自己是所剩無幾的共産國中的老大。金正日這張牌，除了基於外交上的地緣政治需要，特別是與美國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經濟施捨來打打之外，金家極權在大陸民間和中共黨內的評價中，皆是最失敗的國家。而且，以金正日的蠻橫加流氓的本性而論，中共的援助也未必能讓小金俯首稱臣。對中國內政來說，兩極權小國仍然是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學生，奉行那套殘暴的極權統治術，中共還用學嗎？直接回到毛時代就行了。

今日金家政權，昔日毛家專政。

對此，經歷過二十七年毛時代的國人，大都有深切的慘痛親歷。那是限量供給和饑不果腹的極端經濟貧困，是運動不斷和殘酷鬥爭的極端政治恐怖，是個人崇拜狂熱和絕對思想專制——獨裁到靈魂的全面暴政時代——連夢都不敢做錯。如今，好不容易走出毛時代的中國，有了市場，初嘗溫飽，甚至有了“半吊子自由”，爲什麽還要學習窮途末路的極爲孤立的兩個極權小國？

更現實的問題是，以當下中國的複雜狀況而論，即便只著眼於政治穩定，也根本學不了古巴和朝鮮。

1，從社會的角度講，大陸的經濟利益分化和價值觀念多元之勢已經不可逆轉，就連“三個代表”和“親民路線”的意識形態灌輸都失去了吸引力，更不要說金正日的那套“主體思想”了。

2，從官方的角度講，中共現政權已經變成毫無信念的極端機會主義者，大耍雙面統治術，既要公開作“親民秀”和“開明秀”，又要進行言論管制和秘密鎮壓。

3，從各級官員的角度講，官場腐敗的愈演愈烈，官員的毫無信念忠誠和上下級關係的徹底功利化，把公權力用於個人利益最大化，已經成爲做官的主要驅動力。而執行封殺令，乃不得人心而又獲利甚少的“髒活”，沒有多少官員肯主動爲之。加之統治效力的日益下降，官方的內部文件和封殺令，正如其他自上而下的指令一樣，無法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

4，從官民之間的關係的角度講，權力在官場而道義在民間的局面已經形成，獨立於官方的民間價值標準的形成，使“幹髒活”的官員們，個個要遭到民間的唾棄，也就等於把自己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而被官方打壓者卻變成民間英雄。基於此，這樣的文件、批示和禁令，只能以偷偷摸摸方式作內部傳達，絕不敢在媒體上大肆宣揚。打壓異見時，也只能採取類似“地下黨”的秘密方式，而不敢發動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的大批判，

所以，向朝鮮和古巴看齊，剛剛走出饑不果腹時代的民間，不會答應；已經看到過極權大帝國瞬間坍塌的小康精英們，不以爲然；中共各級別的暴富權貴們，也至多陽奉陰違。

中共黨魁的批示，類似昏話不在少數。但時代畢竟不同了，獨裁依舊而民衆再無愚忠，想壟斷一切而社會已然分化。極權時代，老毛敢大言不慚地公開宣揚“十五年趕超英國”的昏話，也敢於公開滅絕政治異見，在實際效果上更攪得全國地覆天翻、民不聊生、冤獄遍地；而在後極權時代，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雖然也講過不少昏話，但早已沒有了公開宣揚的底氣，而只能在內部縮手縮腳地喊兩嗓子，表面上卻要大講“與時俱進”、“三個代表”、“新三民主義”。

所以，胡溫上臺以來，釋放出的政治信號是多面的、複雜的，不可一概而論。比如，在人權問題上，一方面，廢除收容遣送和人權入憲，無疑是局部制度的改進；對劉荻案、杜導斌案、孫大午案、南都案等個案的溫和處理，皆是沒有先例的。另一方面，敏感時期對異見者的監控之嚴厲超過以往，對知識界的封殺和對媒體的控制也日趨嚴厲。對西方的和平演變和人權外交，一面要反復強調警惕西方霸權的“亡我之心不死”，一面見了西方政要，也不得不賣個“人情”，或承諾批准聯合國人權公約，或“人權對話”，或釋放知名的“政治人質”。

再看黨魁胡錦濤，一面在西方國家的議會廳裏公開承認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一面在中共黨內的會議上大講“反和平演變”，甚至在紅頭文件上批示“學習朝鮮和古巴”。

是的，這樣的雙面，肯定是“僞善”，但在這種不得不“僞善”的背後，卻是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的壓力，是多元的利益分化和觀念分化逼得現政權不得不作“開明秀”，是此起彼伏的民間維權逼得胡溫不得不“親民”。

所以，現在的中共黨魁說昏話，雖有“聖諭”之名，再無一言九鼎之實，人們甚至已經提不起反感或憤怒的興致，有的只是蔑視和嘲諷。再回首時，如果這類昏話還會被提起，大概只能淪爲“新民謠”的素材，在飯局上作爲佐餐調料，一笑了之。

特別是關於意識形態的昏話，黨魁幹叫，人們不動，甚至反彈。一陣風刮過，異見之草非但沒有除根，反而又長高的一點，雖然長的慢些，但也在一點點接近自由的天空。

2004年12月4日寫於北京家中

2004年12月12日14時（美國東部時間）從北京家中EMAIL發出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