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用什麼理念、什麼價值立國，就培養什麼樣的產品。 立國之本是錯的，法是錯的，教育的結果不可能是善的。

《北京晚報》：4個未成年人因綁架人質，索要150萬贖金，並在贖金到手前把人質殺害，於11月11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在聽到法庭到決時，4個少年相視而笑，慶倖自己逃過了死刑。

這些涉世未深，正值花季的青少年犯的殺人、輪姦、綁架等罪行，讓人們驚心，特別是四少年逃過死刑後的微笑，更令人感到震驚，是什麼使這些少年的心靈如此邪惡？

如何使法律更具有威懾力，如何使法律沒有漏洞可鑽，正是這一笑為我們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新問題。

這一笑也是對教育的挑戰，在四個少年身上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此文的作者叫陳魯民，他提出一個現實的，尖銳的，同時也是立國戰略的問題，具有重大意義。但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卻是根本不得要領的，連方向也摸不著。把這個問題歸綹於教育失敗也不貼邊際。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遠比教育更基礎，更深邃。

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作者：是我們現實的社會環境—-構造了這個社會的那些聯繫原則，這個社會裡各色人眾在爭取自身生存時所使用的那些原則— -也就是構成為叫做共產主義意識的那個形態，它對人發生作用後又由人反轉來貫徹在行為中造成的文化發酵和輻射，做為孩子們受育的範模，當然也只能翻出這樣的殘廢劣質產品。

做為規範孩子們的精神的原料就是邪惡的。

國家所強力貫徹的最高理念就是邪惡的。

用來立國的那個本就是邪惡的。

做為社會精神出發點和立法基點的共產主義就是邪惡的。

它們作用出的產品能夠不邪不惡嗎？

這是一個用什麼理念、什麼價值來立國的問題，什麼價值觀就造成什麼品質的機制剌激。什麼樣的機制剌激就培養什麼樣的產品。

這是孟母早用身教回答了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裡引證過遼寧遼河的王憲風做為例子—-證明是環境造成人的品性。她落了地，就被扔在豬群裡，喝豬奶長到十三歲，她完全成了一個豬。這個例子裡沒有“教”只有“育”。“教”能夠造成“育”，“不教”也不是“不育”。可見，“教”是致“育”的一種努力，但成“育”的條件卻不只是“教”，只要發生剌激，就會被感應，含著信號的剌激，就會使感應成為感知。一個純粹動物的初生兒，被浸泡在什麼品質的染缸裡，多般就成什麼品質的個性人品。被扔在豬群裡的王顯風成了豬孩，落在狠堆裡的（印度）xxx則了成了狼孩—-由什麼品質的信號所剌激，就由該品質來規定它的性，就成就為該品質的人品道德。影片《流浪者》中的拉滋，就是很好的例子。

試問：這四個殺人的少年犯人“性本惡”嗎？那雷鋒就是性本善的嗎？不！他們來到世上時都無惡無善，只是待染的白板，周圍環境品質的善惡就是他們道德善惡的決定條件。人只是一種能感應，能被剌激所規定的物質，道德品位的高下善惡是由環境來提供。

呀呀學語的孟子摸倣過殺豬宰牛，又摸倣吹鼓手，最後摸倣讀書—-嬰兒沒有招架能力，哪一剌激近水樓臺，它就先於為主；哪一剌激強烈深刻，烙印就難以抹掉。

毛澤東時代有句：“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紅旗的血浸泡了這些孩子。

在“傷痕文學”時期，一位叫金河的作家寫一個從小被祖父（老幹部）訓練著用紅纓槍放哨抓漢奸的孩子，紅纓槍就對他發生了深刻剌激，培養了他的仇恨心。

我們這個現實社會，向四周輻射著的是什麼信號啊！

安徽蚌埠的張林這幾天的遭遇：那幫黑社會只憑拳頭就可以掠去上十萬的錢，政府秩安機關竟膽怯地在黑道流氓面前屈膝，這對正發育的孩子輻射出什麼教導呢？

1、拳頭大的是哥哥，有力打遍天下；

2、搶劫遠比勞動來得痛快；

3、心要狠、要硬；

4、要培養仇恨；

5、只要我想要就是理由，不需通過倫理；

6、“該”出手時就出手

7、當官不要負責任……

……

我們沒有辦法考證出一個行為，一個事件究意能輻射出多少樣式的信號。

我們這個社會的孩子們：從小就耳濡目染地看著父輩們怎麼去賣官買官，或者怎麼被人追逼；怎麼裝假酒，制假貨；看著寶馬怎麼壓死人卻揚長而去；看著警察叔叔怎麼強取豪奪，行兇動武；看著書記市長怎麼與黑社會兄弟往來，相得益彰；看著總書記爺爺怎麼編“三個代表”，怎麼編造家世，他家的雞狗又是怎麼升天；不知科學為何物的兒子怎麼當上科院副院長……，他怎麼男盜和女娼…… 。

我們這個社會，行為雖是千變萬化著，它沉澱的摸式卻只是恃力型，如打、逼、搶、劫、掠；恃智型，如坑、騙、滿、拐；權力的運用則是好話對外無邊無沿地說，利益歸己多多亦善填不滿的貪婪洞；六親不認，橫豎不分……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文化，它也就是行為發生所依仗的根據，它最集中地表現為道德上不要羞恥，利欲上貪得無厭，手段上不須選擇；一是欺騙，二是搶奪……這就是孩子們受育的心靈氛圍，相當於鑄造的範模，試想一下：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第二代，殺了人還說一個沒死；一個從來不知什麼是誠信，什麼是羞恥的第三代……這種無邊無際的精神範模又怎麼會鑄出伯夷、齊叔；俞伯牙呢？怎麼會造出梁啟超、蔡元培、胡適、沈從文呢？說了實話就有六、七十萬右派，幾百萬反革命的背景裡又哪來的信如燕尾生呢？

從一個根本上拒斥實話的政權下能結出誠信果？誰信。

對於“育”來說，這“教”才佔了多點比例？有多點的力量呢？而且，這教育的本身也是這霸佔、欺騙文化的一個環節，到哪裡找淡泊明志呢？

共產之下無蘭天，就別指望在不除共產為立國之本的條件下能造出大勇大智與大善！

就別提法律的威懾力啦，它夠威夠懾啦，咱到了問問中國的法律合法不合法的時侯了。也不是少年們鑽了法律的空子，而是法律違背了人的性質和生命的價值。共產黨自已不正在長嘆：執政能力趕不上形勢需要嗎，能力原本就是一個功能問題，功能的強弱是由機制上的可靠不可靠來決定，而機制的可靠性就是道理上的合法性。這個政權是正當還是失當，這個理念是可證還是不可證？這才是好孩子或壞孩子的根源。

立國之本是錯的，法是錯的，產品不可能是善的。

2004-11-30

－－轉自《人與人權》2004年12月28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