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十月三日

日本的外交目標•社民黨的衰落•班忠義

上午九點，與劉怡約在三菱研究所大門外見面。我們轉了兩次地鐵，一出地鐵口步行數十米，便是這著高聳雲天的大樓。

劉怡還約了一位對我們的片子很感興趣的朋友——“日本經濟新聞社”的研究員中井豐先生。中井是一位在中國居住了多年的“中國通”，亦對日本財界、政界和學界的情況了如指掌。中井表示，以後可以幫助我們聯繫一些日本知名人士，對他們進行深入的採訪。

我對中井流暢的中文感到吃驚，中井告訴我，他的妻子是上海人，他天天在家中跟妻子說中文，因此中文才有了進步。

今天上午，我們將採訪“三菱研究所”海外開發事業部的研究員宇佐美曉先生。宇佐家世顯赫，其父是日本銀行的總裁，他畢業於私立名校慶應大學，致力於研究中國的軍事問題。宇佐曾在日本外交部工作，現在的身份可以說是日本外交界、財界和政界的“智庫”，運用學術研究的成果對高層發揮某種影響力。此種日本之青年精英，進入中國傳媒和學術視野並不多，這次是一個與之交流的好機會。

戰後以來，日本出現了的四股政治潮流，它們相互作用、衝突並融合。

第一股政治潮流是親美國際派。他們肯定戰後民主改革，並主張外交上緊跟美國。親美國際派認爲，在近代史上，日本什麽時候與美國關係好，什麽時候日本就繁榮昌盛，什麽時候關係不好，什麽時候就遭到挫折。何況，現在美國是唯一超級大國，日本的國家利益就在於緊緊地追隨美國，視《日美安保條約》爲至上。這一派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一直占主流，小泉首相的所作所爲基本上沿襲這派主張。

第二股政治潮流是亞洲國際派。他們也基本上肯定戰後民主改革，並主張國際協調。但他們重視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這一派又可分爲舊亞洲國際派和新亞洲國際派，前者是在意識形態上同情社會主義，以舊社會黨和共產黨爲代表，而新亞洲國際派是從二十一世紀日本國家利益考慮積極主張與亞洲國家加強團結，其代表性政治家就是加藤紘一。他主張美中日之間建立正三角關係，以利於開展獨立自主的日本外交。

第三股政治潮流是理性民族派。他們在國內政治上傾向於民族主義，對戰後民主改革採取批判態度，認爲美國強加於日本的《和平憲法》應該修改，戰後教育改革使日本失去民族精神，亦要重新審查。但在國際關係上能夠理性對待，認爲日本必須與亞洲國家搞好關係，特別是要與新崛起的中國搞好關係，共同努力構築東亞經濟圈，甚至東亞共同體。這一派的代表性政治家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第四股潮流是極端（或者右翼）民族派。他們在國內政治問題上的觀點基本上與理性國際派相同，但感情色彩濃厚，呈現新國粹主義傾向。因而在對外關係上以日本爲中心考慮問題，既有反美情緒，又有強烈的反華情緒和言行。他們老是想構築以日本爲中心的、排除中國在外的東亞經濟圈，以對抗中國的崛起和美國對日本的壓力。其代表性政治家是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與中曾根一樣強調日本的國家理念和國家戰略，不同點主要表現在對外關係上。

宇佐的觀點屬於哪一派呢？

宇佐西裝革履，打扮一絲不苟，典型的日本“銀領”作風。我們的談話圍繞中日關係和日本的外交目標展開。

談及西方盛行之“中國威脅論”時，宇佐認爲：中日經濟合作良好，日本政府認爲中國經濟發展對亞洲不可缺少，但是需要均衡發展。他強調的“均衡”一詞，顯然背後存在著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某種隱憂。他同時指出，日本許多企業在中國投資，導致日本本土空洞化，有人表示擔憂。近年來，日本政府也開始興辦開發區，反過來引進中國企業。兩國經濟有了新的合作。

軍事問題是宇佐的研究重點。我便問道：“您認爲中國威脅論在日本有多大的市場？這種看法正確嗎？”

宇佐回答說：“我認爲中國需要更多地公開軍事方面的資訊，以消除鄰國的擔憂。資訊透明之後，互相之間反倒不猜忌了。最近中國方面宣佈裁軍二十萬人，這是一個好的措施。”他亦認爲，比兩國政府關係更重要的是兩國國民之間的關係，兩國國民之間是否感到對方是威脅？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關於釣魚島問題，宇佐認爲這是一個海域劃分問題，關係兩國漁民的生活，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之。

就靖國神社問題，宇佐說：“這是宗教信仰自由，政府無權干涉。況且神社並不是單單供奉二戰戰犯的。同時，對於二戰的性質，國際上和日本政府已經有定論，靖國神社的觀點並不代表國家和政府。”我個人認爲，他的這種說法依舊避重就輕，言下之意是中國人動不動就提靖國神社，有點小題大做。

我最後問道：“您對亞洲合作的前景作何展望？”

宇佐回答說：“兩國的現任領導人都沒有直接參加過戰爭，新一代正視歷史、仰望未來完全是可能的。建立亞洲共同體不僅是歷史問題，而且也是現實問題。東南亞各國及中國的政治、經濟要進入國際標準之後才有可能。日本已經與東南亞各國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未來也能夠與韓國和中國建立良好的關係。”這段回答也是話中有話。作爲一個現實主義者，他顯然對歷史問題不感興趣，他更多地注意到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而對日本自身的責任避而不談；同時，他也指出日本與東南亞各國已經達成了諒解，剩下的就是韓國和中國了。其自我中心主義的視角包含在言語之中。

與宇佐談了大約兩個小時，其人思維頗縝密，綿裏藏針，受過極好的學術訓練。他的主要觀點比較接近第三種“理性民族派”。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和政客正在日本學界和政壇崛起。

我喜歡與聰明人談話，宇佐就是這樣一個好的交談物件。瞭解青年一代精英分子的想法，方能瞭解日本政壇的走向和日本外交的目標。國內研究日本問題的學者過於重視日本左翼和右翼的聲音，其實這兩種聲音在日本都是少數和邊緣的聲音，根本無法左右日本的政局。而像以宇佐爲代表的“政策新人類”，方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是，這批人的想法尚未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之中。

再比如，年僅四十九歲的自民党幹事長安倍晉三，被政界看作是小泉的接班人。其父安倍晉太郎曾在中曾根內閣時期出任外相，是當年自民黨內的實力人物。其母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女，岸信介曾經加入東條英機內閣，戰後被列入甲級戰犯，後來卻出任首相。這樣的家庭出身，使安倍晉三被稱爲“純種政治家”。這一方面說明日本現代政壇揮之不去的“封建性”和“世襲制”，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社會思潮趨於保守化。

採訪結束之後，我們順便與宇佐的助手、一位名叫柳本的女孩聊了一陣。柳本曾留學西歐，對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瞭解，只知道中國菜好吃，連歐洲的小鎮上都有中國菜館。她爲中國人頑強的生存能力而感歎。

柳本告訴我們，文部省教科書中關於二戰的內容不多，她的大多數同學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都知之甚少。在中日關係上，她認爲個人層面交朋友很容易做到，但是發展論到政府和組織就很難建立良好的關係。儘管如此，中日都是亞洲國家，文化相似，長相相似，應當友好和睦地相處。當然，對於受害者的家屬來說，感情上不可能很快扭轉對日本的看法。她的觀點，頗能代表日本的年輕白領們。

中午，我們在附近的一家餐廳就餐。各自點一份套餐。這裏是大阪主要的辦公區之一，來此就餐的多是在寫字樓內工作的白領階級。因此，中午餐廳的生意十分紅火。

午飯時，劉怡說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到日本的中國人中，女性一般都很喜歡日本，男性卻大多數都不喜歡日本。我想，這也說明女性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女性看重日常生活的質量，因此喜歡日常生活充滿詩意的日本；而男性擺脫不了種族、國家的“宏大敍事”，以及對民族文化的關懷，因此難以真正融入日本社會。

生爲女性，在日本確實是幸福的。大部分日本的女性，在結婚之後都不必繼續工作，而在家中操持簡單的家務。閒暇時候，去學校學習插花、茶道等藝術門類，去商店購買衣服和化妝品。在日本的商店裏面，女性用品種類繁多、精美絕倫。

飯後，與劉怡和中井豐告別。張導和小林到附近拍攝外景，我與秦導坐地鐵回到賓館。下午三點，劉怡又來到賓館，特意給我帶來一件生日禮物。這是一個紅色的小豬，背上有格子，可以放置CD唱片。這次在日本，我與劉怡是第一次見面，卻像是老友般親切。我們是同齡人，她畢業自復旦，也經歷過一年軍訓，故有一樣的“切膚之痛”。我感謝她這樣有心，他鄉的新知，尤爲珍貴。

下午四點，我與秦導一起去日本國會，拜見邀請我們訪日的參議員田英夫先生。在參議院會館大門口，我們與班忠義碰頭。

幾個月前，我在鳳凰臺上看到過班忠義的事迹，他多年來自費從事性暴力受害者的調查和救助工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留學生。燕子也曾經告訴我，班忠義是在日五十萬留學生中的異數，一定要見一見。於是，我們一路上都在想方設法與之聯繫，聽說他這段時間在國內。

今天，班忠義剛剛從中國回來，風塵僕僕地趕來與我們會面。一聽口音，就知道他是東北人。其人身材高大而英俊，有豪俠之氣。

我們一起來到田英夫的辦公室。國會議員的辦公室幾乎是隨意進出，只要取一張路條即可，並不詳細盤查來客的證件，比進美國國會的手續還要鬆散。日本國會議員的辦公室沒有美國國會議員那麽龐大豪華，裏面也只有三五位工作人員。

不巧，田英夫正在出席會議，便由他的秘書片山美智子負責接待我們。片山女士在此工作多年，對中日關係也相當關注。

片山美智子向我們介紹了田英夫先生所作的一些中日友好的工作。田英夫先生親身體驗過戰爭，切身知道戰爭的殘酷性，所以自從一九七一年當選國會議員之後，一直在議會主張和平外交。他走訪過中國許多遭受日軍戰爭蹂躪的地方，更是對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深惡痛絕。不久前，在日本國會討論派兵伊拉克問題時，田英夫是委員之一，他作了反對派兵的演講，但遺憾的是派兵法案最後還是得以通過。

談及日本政壇右傾化的狀況，片山美智子亦頗爲擔心，她認爲國會中年輕一代議員增多，他們不像田英夫先生那樣曾經當過兵、深知戰爭的殘酷。這些議員支援修改和平憲法，如果修改憲法成功，和平將受到巨大的威脅。她還談及日本年輕人對政治的疏遠，他們一般都袖手旁觀，許多政黨都拿不出好的政策來吸引年輕一代。現在三十至四十歲的年輕人，一般對國際事務不瞭解，對國內事務也不瞭解，他們都以“無黨派”自居。

“那麽，社民黨有什麽策略來應對這樣的變化呢？”

片山女士說，這次小泉在議會選舉獲得高票，這說明日本國民還沒有意識到其政策的危險性。社民党要讓國民瞭解其政黨宣言，瞭解其反對戰爭、維護和平的主張。但是，社民黨現在是少數黨，其政見也不爲媒體所重視。

在與片山女士的談話中，我明顯感受到：社民黨對其不斷衰落的命運頗感困惑，尚無明確對策來應對日本國內局勢的變化。如此反應遲緩，對其未來的發展將産生相當負面的影響。十多年前，社會民主黨一度非常輝煌，其黨魁村山富士出任首相。在村山擔任首相的時候，出臺諸多改革政策，亦主動就當年的侵略罪行向亞洲各國表示道歉。但是，很快社民黨便進入了衰敗的怪圈，不僅無法與第一大黨自民黨抗衡，而且被新興的民主黨也遠遠地抛在了身後。此次國會選舉的慘敗，估計短期之內無法恢復元氣。

這種情勢，固然跟國際格局的變更有關，更重要的還在於日本國內經濟、政治狀況的變化。由於社民黨無法拿出一套新的治國理念來，便迅速被選民所抛棄。這也是民主政治殘酷無情的一面。

拜會完畢之後，班忠義隨同我們回到賓館。在計程車上，班忠義簡單向我們介紹了他的履歷：他一九五八年生於遼寧撫順，一九七八年考入黑龍江大學外語系日語專業，一九八七年到日本留學，先在上智大學攻讀新聞碩士，後到東京大學主修宗教。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班忠義在東京參加了一次關於日本戰後賠償問題國際聽證會。這次偶然參加的會議，改變了班忠義的一生。一位來自中國山西的一位老人，以她三次被日軍抓去做慰安婦的血淚經歷，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當老人講到當年她在被日軍滅絕人性的摧殘後並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生殘疾時，當場昏倒在聽證臺上。這無比悲慘的一幕，深深地震撼了班忠義的心。從那以後，他開始關注起慰安婦的遭遇，並展開了救援行動。

強烈的信念促使班忠義踏上了尋訪慰安婦的漫漫征程。從一九九二年開始，班忠義走遍大半個中國，尋訪戰後殘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當年被日軍強迫淪爲慰安婦的中國和韓國婦女。他用筆和攝影機把這些不幸老人的淒涼晚景在日本通過各種媒體廣爲傳播，號召民衆捐資。班忠義用這些善款和自己的收入救助了戰後殘留中國的日本婦女十多人、中國和韓國慰安婦近六十人。

一邊交談一邊進了房間。我去樓梯間的自動售貨機裏買來幾瓶飲料，繼續聽班忠義講述十一年來爲戰爭中性暴力受害者所做的一切。

班忠義特別使用了“性暴力受害者”這個詞語，他不同用“慰安婦”這個傳統定義。他說，許多受害者根本不是正式的慰安婦，她們就是被擄掠去供日軍強暴的無辜婦女，她們也從來沒有獲得任何的錢物。用“慰安婦”這種說法不足以概括所有的受害者。

說起十一年來的救助之路，班忠義只是淡淡一笑，絲毫沒有英雄的慷慨激昂。他輕描淡寫地說：“我只做了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事情，這些老人已經被戰爭這架畸形機器給鑄造成悲慘的人生，如果沒有人去管她們，她們最終也會和其他人一樣死去，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麽不同，但多一個關心她們的人，她們本來已經麻木、冷卻的內心就會多一絲溫暖，那一顆顆飽經創傷的心靈就會多得到幾許愛撫。”

爲了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性暴力受害者的行動中，班忠義辭去了在日本都算得上是收入豐厚的職位。當年和他一道來日本的同學，八九年後大多在東京混得很不錯，都有了自己的洋樓、小車、理想職業和家庭，有的還當上了課長、社長。每當同學聚會，就有人說他傻，不好好掙錢，去管什麽“殘留婦女”、“慰安婦”！也有人說：老班，咱們合夥吧，憑你的名氣，幹點啥不行呢？班忠義這時總是淡淡一笑。的確，他也大把大把地掙過錢，可轉身又都花在自費回國採訪、幫助那些不幸婦女的身上。

班忠義是五十萬留日華人中的“異數”，他是一位最後的理想主義者。他在一篇文章裏寫道：“並非我這人天生對久遠的、陰森的主題感興趣，寫完了日本‘殘留’婦女，又去寫中國慰安婦，因爲她們中的部分人還活著，活得很痛苦，在她們有生之年能爲她們‘鳴冤叫屈’也算得上做件好事。有的‘老鬼子’說慰安婦是中國人自願的，爲了使那些不幸的中國婦女五十年後不再受日本人的污蔑，我決定回去，曆盡千難萬險也一定要找到她們本人，錄下她們的證言，攝下她們的傷痕，作爲對日本人的控訴材料，恢復歷史的真實與公正……”

班忠義高興地告訴我，目前他們已經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基金會，主要的資助分爲三個部分：一是給受害者基本的生活費，二是作爲醫療費，三是幫助建房賣房使之有一個安身之所。目前基金會杯水車薪，壓力很大。而受害者一個個進入高齡，健康惡化，所需的救助資金越來越多。

當然，最困難的不是缺錢，而是腳踏實地地爲那些受害者服務。爲了保證每一分錢都能夠直接達到受害者手中，班忠義每年都會回國，深入窮山惡水，把每一筆錢帶到那些絕望的老媽媽的家中。班忠義還要幫助她們買各種生活用品，花幾天時間與她們一起同吃同住，耐心地進行採訪。說到這裏，班忠義的眼中閃爍著淚花：“這些老媽媽既需要錢，也需要愛，可惜她們身邊幾乎沒有人願意去愛她們……”那些在網路上嚷著掃蕩日本、報仇雪恨的“愛國糞青”們到哪里去了呢？他們爲什麽不來愛一愛這些被淩辱和被傷害的老媽媽呢？

我聽了班忠義的講述之後，感動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將身上帶的四百元人民幣捐給他們的基金會，並表示以後回國的時候可以跟我聯繫，我願意做更多的奉獻。

班忠義鄭重地收下這點微薄的捐款，對我說：“這是我收到的第一筆中國同胞的捐款。”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無法爲自己獲得的這個“第一”的稱號而驕傲，恰恰相反，我感到了痛苦和恥辱。五十萬旅日的華人何以如此沈默？十幾億的中國同胞爲何如此冷漠？

有人說中國人是最功利的民族。九十年代以來，這個說法幾乎不會有人懷疑。許多中國同胞不相信班忠義僅僅是憑著“良心”來做這件事情，反倒是他的日本妻子無怨無悔地支援丈夫的事業。班忠義說：“我妻子是基督徒，她的信仰讓她能夠理解我所做的一切。”有一個他的同學曾直率地問他說：“你做這些事究竟有什麽另有目的和企圖？”班忠義回答說：“我去過美國、臺灣，看到過物質文明的極致，那都是在貧困和歧視中長大的我夢寐以求的。然而，真的置身其中，又會感到一種不踏實，一種渴望慰藉心靈的願望又會滋生。人也許就是這樣，得到物質的，渴望精神的，有了精神滿足，又渴望物質的。我現在只想幫這些老人，真的不圖其他什麽，只覺得這麽做才心安。”

班忠義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和愛國者。他說：“我就像一棵樹，不論長多大，根是不變的，這個根就是勞動者吃苦耐勞的本質，枝、杈是我個人的知識和才華，我要讓它枝繁葉茂，最後葉子落下來，還於這片土地。”行走在異國的土地上，班忠義身影孤單。有時候爲了省錢，他連地鐵也捨不得坐，一直走幾公里的路從他任教的學校回家。

我很想聽班忠義談談對日本的看法，他在這個國家生活了十六年，一定有許多像我們這樣的“過客”所沒有的特殊感受。於是，班忠義講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他經常帶著小女兒乘坐東京地鐵，地鐵裏的日本人，不管男女老幼，個個面無表情，閉目養神。女兒童心無邪，走上前去對這個人笑笑，拍拍那個人的臉頰，但是沒有一個人理會孩子。女孩便問父親說：“他們都是泥菩薩嗎？”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香港、美國、歐洲等地乘坐地鐵時，大人們都會主動逗這個可愛的女孩玩。班忠義的結論是：一個沒有童心的民族很容易陷入邪惡的深淵。

談起日本的近代史，班忠義認爲，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次“半截子的維新”，是一次只有硬體而沒有軟體的維新。日本人重技術而輕精神，迅速學到了西方富國強兵的辦法，而沒有受到西方尊重人權、尊重個性的文化的浸染。其軍隊訓練極其殘忍，乃是將人變成魔鬼。雖然裝備了現代化的武器，仍然要使用武士刀殺人，直到一九四零年，日軍的訓練手冊中還明目張膽地寫道，要訓練戰士拿刀殺人，目的是培養一顆武士道的心。

同時，日本有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班忠義稱之爲“國家地方主義”。日本人沒有安全感，不斷地尋找假想敵。他們在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從來不敢光明正大，每次要製造出一些極其荒唐的藉口來，如“七•七事變”、“九•一八事變”均是如此，他們發動戰爭的藉口比納粹的手段還要拙劣。全世界都感到可笑和可恥，唯有他們自己不覺得，演戲演得津津有味。

班忠義還談到漢奸現象，他痛心地指出，“中國的漢奸比任何一個國家的賣國賊都多”。漢奸遍佈每一個階層，有高級官員、文化人、軍人和普通百姓。他舉例說，在山西發生過一起集體投敵的事件。在一個共產黨員被捕招供之後，日軍公佈此消息，並嚴令其他地下黨員立即自首，否則殺無赦。在此情況下，當地三百多名共產黨員向日軍自首。這批人當中，許多人淪爲“鐵杆漢奸”，他們完全死心塌地跟著日本人幹，因爲他們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得到同胞的原諒，而只能以變本加厲地荼毒同胞來獲得日本人的信任。這樣的事件是不會在歷史書上出現的，我們這個民族太諱疾忌醫了，沒有願意去對漢奸問題作深入的研究。

我們談話的時候，王選也在對面的房間中大聲談話，她正在痛斥日本政府對東京地方法院細菌戰判決進行上訴的決定。於是，我們轉移陣地，過去參加他們那邊的討論。王選與班忠義從事的是相似的事業，他們是老熟人了。坐在床邊的是一位來自哈爾濱的女士，姓羅。談及今天日本政府的上訴，羅律師極其生動地形容說：“日本政府簡直像一隻王八，剛剛往前爬了一步，又縮回去了。”

談到深夜，班忠義告辭回家，我們約定保持聯繫。

我也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前打開電視，螢幕上正在報道日本政府上訴的新聞，中國受害者李臣接受記者訪問表示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受害者們一起到首相官邸表示抗議，小泉則在警察的護送下匆匆離開，根本無視中國受害者的存在。

今天是我三十歲的生日，這個特殊的生日在異國的忙忙碌碌中度過，也別有一番意義。“三十而立”，總算沒有辜負這句話。下午抽空給妻子打了一通電話，也給母親打了一個電話，今天更是母親的受難日呢。

──轉自《觀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