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紐約12月10日訊】 12月5日﹐《當代中國雜誌》主編程曉農在紐約『評共產黨』研討會上做了《共產黨和農民問題》的專題演講﹐並于會後接受本報記者的採訪。

程曉農屬老三屆初中生﹐于1969年從上海去安徽農村插隊六年﹐「因此對農村情況比較熟悉」。程曉農稱自己插隊的地區在中國是物產豐富的魚米之鄉﹐但在共產黨統治下﹐五十﹑六十年代該地卻變成全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在安徽這個貧窮地區生活六年後程曉農到地質隊工作。1978年﹐程曉農考取中國人民大學本科﹐在該校繼續念研究生﹐取得碩士後去全國人大常委會研究室工作。「原以為那裡是中國憲法所說的最高權力機關﹐可以為中國改革多做點事情。但去了之後﹐方知它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共產黨官僚機關」。不久後程先生又轉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幾年後輾轉來美。以下是記者根據記錄整理的講話內容。

程曉農﹕

今天很高興有這樣機會和大家共同探討共產黨和農民問題。

眾所週知﹐中國是農業大國﹐現在約有8-9億農村人口。

從歷史上看﹐中共是靠農民運動起家的。那麼自共產黨掌權統治中國五十多年來﹐中國農民是不是過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中國農民在這五十年當中﹐只在中共建政的最初階段和毛澤東死後分別過了幾年好日子。首先﹐現在中國的大部份農民光靠種地是沒有辦法養活家庭的。許多地方的農村人若不到城里打工掙血汗錢就無法養活自己。不管城市如何現代化﹐其實中國農村經濟情況並沒有顯著改善。這麼長時間﹐農民沒有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這究竟是由於政策的短暫失誤還是有其他制度性的必然原因﹖

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初期﹐大陸學者做過研究﹐其結果表明﹕中國曆史上農民比較自由的年代是二﹑三十年代﹐那個時候政府基本上不管農民。如果沒有天災﹐農民的生活基本上還過得下去。以後因為有了戰亂﹐接下來是日本侵略中國﹐農村情況開始惡化。但從來還沒有糟糕到1959至1961年那種嚴重程度﹐當時全國農村人口共餓死三千萬。我當年插隊的村子﹐那時農民就有一半人餓死了。在九十年代後期﹐農民生活水準進一步下降﹐這是因為生態環境惡化﹐農村人口上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昇﹐農產品價格下跌等綜合因素。所有對農民不利的因素﹐在九十年代後期都集中壓向農民。要比較農民的狀況﹐不能單純是縱向比較﹐而應該是橫向比較﹐與其他國家的農民狀況相比﹐這樣才有意義。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情況發生﹐從根本上來說﹐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從來都是為共產黨自己着想﹐決不是從農民的利益着想。

中國共產黨人早期是在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支持下出來闖蕩﹐參加革命。早期周恩來領導的工人運動失敗了﹐他在城市混不下去時就跑去了農村﹐投奔了毛澤東建立的農村根據地。毛澤東搞的農民起義和中國的傳統農民造反沒有區別﹐是梁山泊式的佔山為王。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革命不同與歷史上的農民造反的地方在於﹐中共把農民造反和馬克思主義揉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意識形態宣傳﹐很容易在農村產生擴散瀰漫效應。

毛在中共革命時期發動過農村的土改﹐目的是動員農民為共產黨提供兵員和糧食。抗戰期間﹐共產黨借日本侵入中國﹑日軍沒辦法顧及農村的時候﹐在農村發動動員民眾。很重要的是﹐共產黨運用兩個手段﹐一是用政策許諾吸引他人。如許諾北方農民的“幾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就是許諾農民安逸的生活和基本的溫飽。另一個手段是通過發動土地改革﹑均分土地去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同時人為製造農村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對立﹐通過組織階級鬥爭調動了農村中的流氓無產者的政治積極性。很多這樣的人通過組織農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為中共的基層幹部﹐形成了中共嚴密控制農村社會的政治基礎。其實﹐在農村的許多地方﹐農民之間本來並沒有嚴重的階級衝突﹐但共產黨需要有政治骨幹並且能從事動員﹐通過階級鬥爭就把這些基層幹部變成了農村中共產黨的主要依靠力量。正是在土改﹑斗地主當中﹐這些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得到提拔﹐這些人只有依靠共產黨才能保證有未來。

中共在革命時期對城市知識分子用的是另外一個承諾﹐就是實行美國式的民主﹐那時﹐中共關於民主的調子唱得很高。

中共建立了政權﹐土地改革之後﹐短短的幾年裡﹐從1949年到1952﹑1953年﹐分到農民手裡的土地又被中共收回去了。中共之所以急于推行農業合作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之後﹐那些勤懇務農的農民的生活迅速改善﹐但那些本質特性上不喜歡老老實實種地的農村基層幹部的日子卻越來越差﹐這些幹部着急了﹐覺得他們跟着共產黨並沒什麼好處。於是毛澤東決定儘快發動土地合作化﹐這樣基層幹部有事做了﹐又可以發號施令﹑耀武揚威了﹐而勤懇務農的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只能聽命于基層幹部。所以﹐從1955年到1958年﹐中共先是推行農業合作化﹐實行初級社﹑高級社﹐然後轉為人民公社﹐土地變為完全公有﹐徹底剝奪農民的自由﹐使他們變成變相的農奴﹐做飯的自由都沒有了。大家一齊吃大鍋飯﹐鍋灶砸掉﹐家庭不許養雞鴨﹐一切走向極端的共產主義模式。當然﹐毛澤東急于這樣做﹐還有別的野心﹐就是在斯大林死後﹐毛想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要當這個領袖﹐就得有本錢﹐所以他要讓中國快速工業化﹐同時糧食產量翻幾番。於是毛就通過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大煉鋼鐵”﹑“放糧食單產衛星”﹐胡折騰的結果是導致三年大飢荒﹐餓死三千萬農民。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中國共產黨達到自己的執政目標後﹐就徹底剝奪了農民的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戶籍控制制度﹐把城市和鄉村的戶籍區分(在國民政府時期從來都沒有這樣的限制)。60年代初﹐周恩來幫毛澤東設計了這一套歧視農民的戶籍控制制度。印度歷史上殘留有賤民制度。而中國的賤民制度卻是中共在1960年後新製造出來的。設計這套制度的原因是﹐“大躍進”之後﹐糧食沒有了﹐農民只好逃荒﹐但共產黨怕逃荒要飯的農民進入城市﹐影響黨的形像﹐就用農村裡僅有的糧食養活民兵﹐在交通要道口設崗放哨﹐不許農民離開家鄉。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躍進”後走投無路的農民才被迫餓死在自己家裡。從那時開始﹐農民就不能自由遷入城市居住﹐除了當兵提干或者上大學中專這些特殊管道﹐農民通常情況下不能自己搬到城市里正式落戶。農民的孩子結果被共產黨變成了世代的賤民﹐完全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一切福利。

毛澤東死後﹐農民都希望改變毛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鄧小平也發現人民公社制度對中國的經濟只有破壞性的影響﹐於是政府就開始農村改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分配土地給農民耕種﹐並恢復了農民耕作經營的自由。但到了80年代後期﹐農村生活水平又開始下降。據我的研究﹐用中國官方的資料分析發現﹐安徽﹑貴州等7省農民從1987年到1994年的年平均收入實際上是下降的﹐政府把金融資源向城市傾斜。

從90年代開始﹐農民要改善生活處境﹐就只能進城打工﹐拿的是最低工資﹐所有的外資和私營企業能賺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僱佣只能拿最低工資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的工資只能糊本人的口。同時﹐九十年代農村基層政權對農民的攤派大幅度增加﹐農村的基層官員也想發財﹐他們的子女親屬如果不想進城去當農民工﹐就留在農村當幹部﹐於是農村幹部的數量在短短的十年內從2千萬上昇到6千萬。

中國農村鄉政府的幹部﹐70年代都住在鄉下﹐而到了1998年﹐95%的鄉鎮負責人的家都在縣城里。每年這些鄉幹部坐着公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購車﹑司機工資﹑汽油﹑保險總共要花去五千個億。他們買手機﹐出國旅遊的花費也全都壓在農民頭上。這樣農民的經濟狀態當然就越來越困難。農民務農不能養家﹐只好外出打工﹐讓垂老的父母留在家鄉應付地方官。最極端的例子是﹐湖北的一個鄉出現全鄉大批農民逃亡﹐躲避鄉幹部的攤派﹐這個鄉不少農民逃到海南省海口市揀破爛﹐但鄉幹部為了從本鄉農民頭上刮錢﹐追到海口去要外逃的農民交各種攤派費用﹐理由是不管你們在哪個天涯海角﹐家鄉的稅錢還得交﹐不然我們幹部就沒錢拿了。

有人擔心﹐中國如果沒有了共產黨﹐民眾該怎麼辦﹖這是城市人關心的問題。在農村﹐農民們不會這樣問問題。共產黨政府對農民是基本上不提供任何幫助的﹐卻只是給農民製造捐稅負擔的枷鎖。沒有共產黨﹐農民的日子會好過得多。而在城市里﹐有些人要靠共產黨的體系養活他們﹐所以擔心沒有了共產黨﹐就衣食無着。

共產黨靠農村起家﹐但當今中國社會裡犧牲最大的就是農民﹐付出最慘重代價的是農民。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從來都是為它自己着想﹐而不是為農民着想。@

12/21/2004 經發言者本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