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毅然澳大利亞報導) 不久前，以旅遊簽證進入澳大利亞，並且申請庇護者簽證的中國異見人士袁洪冰雖然目前申請還沒有任何著落，但是他的兩本書籍已經由台灣的博大出版社出版。雖然袁洪冰本人無法參加新書的發行儀式，但是他表示他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尋求政治庇護，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他的幾部小說能有一天得到發表。

本星期三，台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正在澳大利亞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學者袁紅冰的兩本新書《文殤》和《自由在落日中》。袁紅冰是於今年7月21日借著組團旅遊的機會在抵達澳大利亞之後，申請政治庇護的。曾任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後來成為貴州師範大學法學院院長的袁洪冰說他希望藉新書的出版讓世界明白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墮落中，還有一些人堅持著自由的理念。據報導，袁紅冰的《文殤》是自傳體小說，《自由在落日中》描寫蒙古青年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故事。

*紀錄蒙古族人的苦難*

袁紅冰介紹說：“《自由在落日中》主要講的是以文化大革命中，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當局對內蒙古的蒙古族人所犯下的種族滅絕罪為背景，來撰寫的一部表現蒙古人的心理、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藝術、他們的靈魂追求等的這樣一部小說。《自由在落日中》這本書的素材是我少年時候就看到的這些悲慘景象。而當時那些蒙古人，特別是很多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蒙古人，他們的家庭和他們自身所遭受的那些苦難深深的震撼了我當時少年的心靈。所以我在19歲的時候，就已經向內蒙古的蒼天和大地發誓我一定要把他們的悲慘遭遇寫出來。讓那些美麗、善良、自由和高貴的的生命在我的小說中得到復活，使他們的靈魂通過我的小說成為永恆。

第二步小說叫《文殤》。《文殤》主要是我個人的一部傳記性的小說。這個傳記從我12歲開始，一直到96年，我被發配到貴州省以後，幾十年過程中我所經歷的中國的民主運動，和我所看到的人民反抗暴政的種種事情。”

*因寫小說受迫害*

袁紅冰表示他正是因為寫這些小說而受到了迫害：“當時，北京大學才叫做法律系，我是法律系訴訟教研室的負責人。當時把我發配到貴州是94年3月2日，逮捕我的。逮捕我的理由，在審訊的過程中一共有18項，主要的是兩項。第一個就是我撰寫了‘反動小說’ 《自由在落日中》。第二個罪名就是我組織了自由工會式的組織-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那它之所以沒有把我判重刑，一個基本的原因就是他們害怕通過審判程序，我撰寫《自由在落日中》這本小說的事情會被公諸於眾。”

記者：“那麼很多象這樣的事件，慘無人道的事件在漢族人中也發生過。因為當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那個時候這種互相的殘殺，缺少人性，不光是蒙古族人、藏族人遇到了這樣的遭遇，漢族人也有這樣的遭遇。”

*共產黨要消滅其他的文化現象*

袁洪冰：“首先，共產黨把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叫做毛澤東的個人錯誤，這是我絕對不可以同意的。因為當時在這樣蒙古人的時候，就是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作出的。第二點，盡管漢族也有這樣的迫害，但是和蒙古人的迫害在性質上不同。對於漢族人的迫害在更多的程度上是有一些很複雜的原因。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對自由思想者的迫害。但是對於蒙古族人，包括對藏族人的迫害那就是從共產黨黨義，或者是教義上出發，就是要消滅一切跟共產黨所謂的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不相容的其他的文化現象。”

記者：“但是有些人會認為向您這樣，有蒙古族的血統，但是您最終也成為了北京大學法學系的一位負責人之一。那這是不是說明中國政府還是十分重視像您這樣有才華的蒙古族人？”

袁洪冰：“是這樣的，就是說我撰寫這些和蒙古人的歷史和悲慘的遭遇有關的小說和我的民族無關，也和我的種族無關，只和我的良知有關。包括我撰寫的第三部小說，叫做《金色的聖山》，那是反映藏族人民所遭受的苦難。那也和我的民族無關。”

據報導，原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現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阮銘和北京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出席了這兩本新書的發布會。不過，到目前為止，袁紅冰的政治庇護申請還沒有一個音訊。他相信澳大利亞政府是會以自由和民主的原則作為自己立國之本的。他的助理趙晶現在也在走難民申請遭到拒絕的上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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