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殺人嫌犯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
【大紀元11月26日訊】有一個殺人嫌疑犯,是個唱歌的,很有名,他與我姐姐之死有直接關係。
我們家從來不看他的演出,電視裡一有他的鏡頭馬上換台。有關他的消息,一概不聽。在我們家裡,他成了活死屍,已消失了29年。
最近,因為寫東西,上網要查他的一些情況,看後不禁大吃一驚。
由於我們家的不聞不問,竭力想把他忘記,他的名氣急劇膨脹,四處出頭露面,頻頻上電視,上新年聯歡會,上各種文藝演出活動。
比如,今年1月19日到20日,在民族宮大劇院,有他唱《我為祖國獻石油》;今年7月31日到8月1日,在民族宮大劇院,有他唱《我為祖國獻石油》; 今年國慶節,9月28日到30日,在民族宮大劇院,第一個就是他唱《我為祖國獻石油》。
更讓我吃驚的是,這樣一個殺人嫌疑犯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
我瞠目結舌。
中國的新鮮事太多了,真是無奇不有。
姐姐小胖是1975年1月21日遇害的,年僅29歲,到現在已經29年。
她遇害時,我還在內蒙古兵團。我回北京後,父母才向我講了前後經過。並告訴我殺人嫌犯是唱歌的劉秉義,小胖死後不久就給抓了起來。
我姐姐文革中從外語學院畢業,分到徐州,結婚後有一子。但不久即離婚,於1973年調回北京,分到了石景山區金頂山中學教英文。小胖不安心在這個條件很差的中學當老師。她想調動工作,可教育口缺人,很難調出來。她喜歡唱歌,想通過唱歌,考進文工團,就拚命地練發聲,天天早上都在家裡「鬼哭狼嚎」地練。母親對她這樣做表示懷疑,認為她歲數有些太大,小胖卻說朱逢博就是大學畢業後才轉學聲樂的。她先拜了兩三位女老師,都是比較有名的歌唱家。後來,母親把劉秉義介紹給她。劉秉義曾演過話劇《青春之歌》裡的於永澤,認識母親。
小胖很快就崇拜上劉秉義,儘管劉只比她大10歲,還稱他為「劉叔叔」。在與朋友聊天時,張口閉口都是劉秉義。小胖還勸說母親支援了她一筆錢,買了架鋼琴,這樣劉秉義就可以來家裡教她。儘管劉秉義已有老婆,小胖卻全然不顧,不斷地向劉秉義討好。兩人來往密切,關係迅速升溫,很快就發生了關係。
小胖多次勸劉秉義離婚。劉卻以種種借口搪塞。推說有困難,暫時離不了。
他那時候很有名,他的《我為祖國獻石油》深深博得江青的喜愛。據說,多次接見他,誇他的聲音好。他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譽,他跟小胖來往不敢公開,鬼鬼祟祟地背著老婆,生怕離婚會帶來嚴重後果。
漸漸的,他開始有點想往後縮。
於是小胖對他產生不滿,在爭吵之時,小胖說了一些威脅他的話。如:你不離婚,我就把這事捅到你的單位,讓你身敗名裂。甚至還說:我要像毒蛇一樣死死地纏著你,讓你沒有好下場。
小胖跟劉秉義有了關係後,已流產幾次。
與此同時,劉秉義被選中為中國藝術團訪美成員,正準備去美國訪問,已經在民族宮進行出國前的集訓。時1975年中美剛剛接觸,去美國的機會非常難得,萬人所盼。劉秉義自然不願錯過這個機會。可是小胖還三天兩頭找他,不斷地給他打電話,催他離婚……劉秉義為此又和她爭吵,讓她不要去單位找。
於是,1月23日家裡人突然發現小胖死在家中的床上:蒙頭蓋著被子,只露些頭髮,嘴角微笑,流著口水。第二天,市公安局13處的人來家裡勘查現場。
我大姐回憶起小胖曾說,她最近跟劉秉義吵了架,劉秉義有家裡的大門鑰匙, 遂向公安局反映,再根據小胖的日記,馬處長親口對我母親表示:馬豁然(小胖)是他殺。小胖解剖後,發現肚裡還有一個3個月的胎兒。死亡原因是過量的安眠酮所致。
在大會上把劉秉義抓起來的那天特別冷,寒冬臘月,他滿頭大汗。
1975年初,這個消息在北京轟動了一時。社會上流傳了很多小道消息。有的說我姐姐作風不好;有的說我姐姐腐蝕樣板團革命演員。
所以,父母悲痛之餘,還很緊張,不敢催公安局太緊。因為知道劉秉義是江青的大紅人,怕催緊了,得罪了江青,招來大禍。
3年後,1978年6月13日,我母親楊沫在給文化部長黃鎮的一封信中說:「1975年,我的小女兒馬豁然被中央樂團—江青的紅人劉秉義謀殺慘死,但浩亮卻反說是我叫女兒去腐蝕樣板團。」
可見,母親當時除了悲痛,還相當的恐懼,相當的提心吊膽。
果然,劉秉義仗著江青的厚愛,死不承認。一切作案的構成要件都承認了,就是最後結論不承認。
他說,他要是公安局的,也認為他自己是最大的嫌疑人,可偏偏就不是他。
幾個重要疑點:
1、小胖死的那天晚上,他去了我們家,是小胖生前所見到的最後一個人。
2、那晚上,他何時離開我們家,離開後又去了哪兒,都找不出證明人(不排除是眼看著小胖睡過去,並確認停止呼吸後,精心消除了一切犯罪痕跡,早上才走)。
3、放安眠藥的玻璃杯上沒有他的指紋,但他可以帶著手套往裡放藥。
4、他有一個人在屋,往杯子裡放藥的機會——小胖會上廁所,會到我父親的房間接電話,會去廚房打水。
5、小胖死後,所蓋被子極平,兩隻鞋排列整齊,這不符合她的生活習慣,似是有人整理過。
6、特別是小胖嘴角掛著微笑,無任何痛苦表情,不是自殺的樣子。分明是在劉秉義的呵護下,甜蜜地進入了夢鄉。
……
劉秉義在關押期間,江青還特地托人給劉秉義送了一件軍大衣。這件事,看守所的干警們都知道。江青雖然一句話沒有說,但此舉意義重大。市公安局對此案的態度開始起了微妙的變化,生怕證據不足,惹怒了中央首長。
這件大衣對劉秉義是個極大鼓舞和支持。他信心倍增,士氣大增,死不承認。
他絞盡腦汁,希圖說明,他們吵了架,小胖一時想不開,喝藥自殺。雖然小胖自殺的可能僅僅是萬分之一,劉秉義就抓住這萬分之一的可能,為自己辯解。
在那個年代,如果劉秉義是個普通農民,早給定罪槍斃了。但他是江青的大紅人,著名的歌唱家,抓起來後江青又托人專門給他送了一件軍大衣,公安局怎麼敢輕易地給他定個殺人罪?儘管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他,卻因為沒有直接證據而遲遲不敢定。
這個案子就擱置下來。我的父母也不敢向公安局表示不滿。
一年半後,江青雖然給抓了起來,但是劉秉義已挺過了這最關鍵的一年半。經過了多次與公安人員的交鋒,他已編圓滿了一套說法,穩住了陣腳。
於是,此案一年一年地往後拖。
1979年7月頒布了刑法和刑訴法之後,劉秉義說心臟不好,多次要求保外就醫。又拖了一段後,大約1980年左右,北京市公安局以時間久遠,證據不足,批准其出獄。他在獄中共關了5年。
可以說,江青的軍大衣救了劉秉義一條命。
為掩飾自己畏懼江青和辦案的無能,個別辦案人員竟也散佈我姐姐是自殺的論調。公安局對此案的定性,前後態度矛盾,無法自圓其說。
只有我們家裡人知道,小胖是不會自殺的。她是個怕死怕疼的人。她多次公開說:好死不如賴活著。她要忙調動工作,她積極練唱歌,想考進文藝團體;她思念自己的小兒子。她才29歲,身心健康,沒有任何精神疾病和抑鬱症。
小胖的好友趙玉娥(中國音樂學院教師)被殺死斬首之後,她曾對很多人說過:太可怕了,我可別是這樣的下場!
所有認識小胖,瞭解她的人,沒有一個會相信她自殺。
長久以來,一想到小胖的冤死,想到謀殺他的兇犯逍遙法外,我們全家心裡上就籠罩著一層陰影。我們拒絕一切有關這個殺人嫌犯的消息。
《我為祖國獻石油》一歌,誕生於1964年。它能讓很多50歲以上的人回憶起文革前的那段歲月,有一種親切感。但對我們家來說,一聽這首歌卻十分的刺耳。因為這首歌是殺人嫌犯的代表唱。恨屋及烏,我們都不喜歡這首歌。它讓我們想起了殺人嫌犯的虛偽和狡詐,讓我們想起了冤死的姐姐。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歌唱家都銷聲匿跡,唯劉秉義還能出來唱歌,靠這首歌,風靡全國,並深受江青的賞識,僅憑這一條,也讓我們討厭聽這首歌。
這些年來,我一直閉門隱居,集中精力寫自己的東西。從不看中央電視台的新年聯歡晚會,對那些歌星甚少注意。所以,孤陋寡聞,對此人的情況一點也不瞭解。劉秉義當上全國政協委員,而且還是兩屆,讓我萬萬沒有料到。
再也克制不住了,不得不為冤死的姐姐說幾句話。不得不再提一提29年前發生在我們家的這個案子。
小胖為了劉秉義,變賣了自己所有值錢的衣物。為劉秉義買這買那,她死後,櫃裡空蕩蕩的。小胖是有錯誤,不該破壞別人的家庭,但她沒有死罪。
有人說,現在的中國社會,誰壞誰提拔,誰壞誰吃香,可能有些絕對。但趙忠祥私下亂搞,卻人摸狗樣的充當中央電視台的主播;劉秉義精心策划行凶,卻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整天上電視,上舞台,上人民大會堂,紅極一時……又讓人不得不這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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