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我還有一個想法﹐就是我要把所有的在大陸素來非常敏感的東西﹐把它麻木掉。比如說﹐在大陸不能見外國記者﹐這對好多人都是有效的。比如說﹐陳奎迪(音)﹐費加羅報的記者跟我說﹐我們跟他們夫婦都談好了﹐結果他們不敢見我﹐說是受到上面的壓力。還有一次﹐紐約時報的記者﹐我問他約見中國人容易嗎﹐他說很難。有一次他約見一位法學教授﹐政法大學的法學教授﹐他請示了學校的黨委書記﹐結果不敢接受採訪。對於中國人不敢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我用我的行為﹐和我的理論﹐歪理邪說或者是什麼理也好﹐已經突破了這一點。中國公民沒有不能見外國記者這樣的義務。這是憲法給我們的權力﹐不是黨委書記給我們的權力﹐可以給拿走的權力﹐諸如此類的。

那麼我要做的就是﹐比如關於大選的問題﹐甚至這次到美國來﹐這是很偶然的一次機會﹐在中國大陸很敏感的人物﹐如果可能的話﹐我都見。不單見﹐見了以後我都寫﹐寫出來我見了誰。比如說﹐最著名的李洪志先生﹐如果能見到的話﹐魏京生先生﹐達賴喇嘛﹐等等。我是這樣準備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行。包括最敏感的電視臺﹐美國之音﹐亞洲國際廣播電臺等等。我為什麼這樣做呢﹖我就是想讓那些在過去什麼都是敏感的﹐好像敵對的﹐比如我最近接受亞洲國際廣播電臺的採訪說﹐你們在大陸沒有設記者站﹐大陸一直把亞洲電臺作為一個敵對臺。我說你在我眼裡不是敵對﹐我眼裡沒有敵人。所謂敵對就是不同的觀點﹐不同的信息渠道而已﹐而這些正是我們需要的。請你通過電波把我的話傳達出去。他們也確實是這麼說的。這些敏感人物﹐我不是要偷着見他們﹐而且要寫成文字發表。他們是中國人﹐就是外國人﹐要見也沒有什麼。我們去動物園﹐連洪水猛獸都見着了﹐為什麼不能看這幾個人﹖對吧﹖蟒蛇也可以見﹐獅子老虎﹐怪獸﹐蠍子﹐毒蛇都可以見﹐為什麼這麼幾個人不能見﹖他們和我們相隔有多遠﹖

我一個大的寫作計劃﹐應該說是一篇文章﹐就是中國的全社會的和解。這個和解就是﹐比如說﹐歷史上﹐日本從來沒有向我們道歉﹐那麼我們中國欠老百姓那麼多﹐誰向我們道歉了﹖我們餓死了那麼多人﹐誰向我們道歉了﹖在五十年大慶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談這個問題。我說﹐我們的五十年大慶﹐在歡天喜地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在大慶的人民大會堂舉行一個三分鐘的默哀﹐悼念這些年來﹐建國五十年來曾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甚至被屈死的﹑冤死﹑打死的人和群體。當然文章沒有地方發。這就是說﹐中國過去的﹐改革開放以前二十幾年的﹐從道義上講﹐我們沒有劃一個句號。改革開放以後有二十幾年了﹐這二十幾年裡又出現了一些敏感的問題﹐比如說﹐六四的問題﹐法輪功的問題。農民和民工的問題﹐上訪的問題﹐城市里的拆遷問題。改革開放以後﹐又出現了四大群體﹐成了大陸社會的不大祥和的四大事件。國際上﹐比如美國的人權問題﹐和台灣的關係問題﹐西藏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這些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大家能真正坐在一張桌子上﹐不要把他看成敵人﹐而是大家坐在一張桌子上談國事的氛圍。那麼從哪裡開始﹖就是不要把他隔絕起來﹐就是要說話﹐都是人﹐有什麼不可以說的呢﹖這樣的話﹐通過這樣的行為﹐就可以實現﹐不是說就可以實現﹐最起碼我們的社會走向一個祥和﹐共處﹐共容﹐能夠和平崛起。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里程。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目前這樣一個情況﹐和平崛起﹐不但非常遙遠﹐有沒有可能還很難講﹐甚至和平垮臺能不能做到都很難講。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要麻木掉一切敏感﹐把敏感變成一個在正常狀態下可以處理的一個關係。為什麼會導致現在這樣的結果呢﹖隔膜﹐不說話﹐和我們的一個鄉土﹑農業社會的信念有關係。最起碼我小時候﹐接觸的圈子裡就是東家西家不說話﹐張三李四不說話。這種不說話是農業文明社會老的一套最後導致的一個人際關係的一個方面。我們中國人﹐他做了官﹐也是農民﹐他這種觀念﹐就變成了一種形式。比如說﹐陳水扁上臺以後﹐相當長時間內﹐(大陸)根本就不提陳水扁的名字﹐只是台灣當局什麼什麼的。後來才慢慢出現陳水扁。這就象小孩子互相不提名字﹐我跟他們不說話﹐不搭腔﹐完全是一個小兒科﹐非常低的一種文明狀態的東西﹐所以我要把它突破。謝謝大家。（全文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