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3日訊】最近遇到兩個朋友：一個朋友多年前因爲發些民主議論被關了兩年，放出後依然收不住嘴，雖然不關了，但走來走去總有警察跟著，弄得想跟女性獻點殷勤也好不尷尬；一個朋友本是專心開工廠的，有一次聽說美國人炸了中國使館，也是一時奇想，覺得這是中國領導人與美國政府之間默契的事情，興頭之下給報紙寫了封信表達自己的“睿見”，結果警察魚貫而來，擾得他生意也不能做，工廠停産。無論他們的觀點對否，畢竟只是言論，而言論在中國憲法裏是有著“自由”的，但他們的實際，卻是被剝奪了這自由。由此想到了維權，由維權進一步想到，在中國其實更應該提一個“反監視、反騷擾、反消滅、反株連”的主張。

維權有兩層意義：一是維護人之所以爲人的權利，這一權利根據的基礎是自然法；一是維護公民之所以爲公民的權利，這一權利根據的基礎是國家法，特別是國家最高法——憲法。維權的基本特徵，是依照法律的訴求，除了追求目的和結果的正義，也追求程式的合法性，因此，維權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非暴力的和平抗爭，較少是群體的行爲，更多是個體的行動。

明智的政權，絕不會拒絕維權，更會持歡迎維權的態度。在人類有國家以來的任何一個政權之下，傷害人權和公民權的事情總是經常出現，差別只是多少而已。在將來的歷史中，這一點也不可避免。因此，社會只要以國家的形式存在，有著一定的人口，存在著統治與被統治、管理與被管理、約束與被約束，維權便會發生。倘是一個社會不能維權、不許維權，維權者就沒有希望和出路，人生的短暫性和當下性會造就出頑強的爆發力，會被逼出暴力的革命。每個人都只有一生，既然不行動是被毀了一生，那麽，就只能“不自由，毋寧死”，讓自由女神率領著，從腥風血雨裏走出條光明大道。因此，理智的政權不會希望因了有傷害人權和公民權的事情而出現暴力革命，總是會歡迎人們的維權。當人們能夠維權時，暴力革命也就不會發生。

但是，中國的現狀卻是執政黨和政府並不明智，官僚們面對維權充滿恐懼，習慣於用種種的方法壓制、取締維權。其基本的方法，便是監視、騷擾、消滅、株連。

監視在中國，本是體制的一個特點。雖然所謂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名義上是自治組織，其實卻是社會最基層的政權形式。以控制了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的“村”來說，所謂“村幹部”的職位和職能一般就有黨支部書記、村長、大隊長（主管農業）、團書記、婦女主任、老齡委、衛生、計劃生育、治安、民兵連長、民房、宣傳、文體、調解、會計、出納、組長（小隊長）等等，簡直難以計數。這種組織與戶口、公章制度相結合，形成了一張巨大的、無孔不入的社區監視網。中共與政府對民衆的監視，幾乎滲透在了每一個社會單位的運行過程中，比如，所有的新聞機構都是黨和政府的眼睛和耳朵，而不是人民的眼睛和耳朵。隨著技術的進步，步入了因特網時代，但是這新的空間也迅速被監視，人們去網吧要登記身份證還不夠，文化部還要明目張膽學明朝的東廠，在全國佈置一個全面的監控系統。在中國，電話線是不保密的，牆是不隔音的，即使夫妻之間也會被人逼著“告密”。

監視而發現和懷疑了有“問題”，騷擾也就接踵而至。警察、聯防隊員、單位領導、裏委幹部等等，幾把門檻踏破。騷擾向來是中國社會的惡習，民國前稱爲“無賴”，一夥人到門口吵吵鬧鬧，非要你滿足了他們的要求不可，否則就是無法安寧。這惡習現在成了腐敗的手法，比如穿著警察制服的人虎著臉站在店家門口，顧客以爲這店出了問題，不再踏進店堂，店家非要塞了紅包才能請走這門口的菩薩，倘是不塞紅包，穿警服的菩薩就時常來立著、坐著曬太陽，直到店家完全沒了“信譽”倒閉爲止。現在這黑的手段也被學成了白的手段，一當有人要維權，無論工作還是生活，都失去了常態，各種冠冕堂皇的人都來做思想工作，曉以團結穩定的“大義”，分析個人利益的得失，逼著維權者答應放棄自己的主張才罷休。

要是騷擾而不能達到目的，或是被騷擾者受了刺激而激進，或是維權者排斥萬難竟然暫時獲得了成功，對維權者的消滅行動就展開了起來。消滅之法，第一是剝奪言論工具，切斷電話和寬帶線路，收掉維權者的電腦、書籍，等等，使他無法成爲維權者；第二是軟禁、跟蹤、綁架、驅逐，使維權者不能“上達天聽”，無法完成維權的程式；第三是破壞生存，有職業的讓他失去工作，有企業的讓他失去企業，使維權者失去生存基礎，讓他在貧病交加中走向死亡；第四是拘之捕之，讓維權者到看守所裏“維權”；第五是送去勞教或施以刑罰，把維權者變作苦役犯或刑徒；第六是製造牢犯鬥毆、疾病甚至直接進行暴力逼供乃至虐殺，從肉體上消滅維權者。過去還有乾脆予以槍斃的，比如對張志新、林昭之類，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僅僅這樣還不足以征服維權者，更不能防止星火燎原，於是便予以株連。株連之法，也是監視、騷擾、消滅，所要達到的目的，首先是逼使被株連者成爲幫兇；其次是用被株連者的遭遇恐嚇維權者；再次是壓迫被株連者禁（口旁）聲、匍匐。

以上這些，都是在“消滅于萌芽狀態”的宗旨下進行的，其根本是消滅，因而就格外暴虐、殘酷。似乎這是吸取了中國革命時代的經驗，很是避免暴力革命的英明謀略，其實卻十分地愚蠢。今天的中國與革命時代的中國，各種社會歷史因素都有了巨大的變化，當年的經驗套用到今天，實在是很機械、教條的主義。那時是革命，現在是維權，是要求把人們應該有的權利落實給人們。更何況這經驗本就談不上經驗，蔣介石當初未嘗沒有設法“消滅于萌芽狀態”，結果卻是越消滅，星星之火越燎原，革命的力量越強大。“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政治家的智慧和膽略，在中國向來是一代不如一代。對維權予以消滅，結果只會連蔣介石都不如。因此，“反監視、反騷擾、反消滅、反株連”的主張不僅是維權者的主張，而且更應該是中國當政者的主張。中國當政者只有實行了“反監視、反騷擾、反消滅、反株連”主張，才會避免暴力革命，才會獲得社會的真正穩定，才會有將來。

但是，中國的官僚們離接受“反監視、反騷擾、反消滅、反株連”主張的距離，實在會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今天的官僚，並沒有理想主義精神，在信仰危機的熏陶下，嘴上叫著共産主義理想，心底卻鄙視共産主義爲虛幻，在政治人格的真誠程度上遠不如從戰場上走出來的老一輩，他們更習慣於機會主義地認同眼前的功利，追求一時的社會“穩定”，悄悄地爲出現危機時溜出國門做準備，或者持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當下享樂主義，或者沈浸在威權主義的自慰快感當中不能自拔。因此，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是烈度日益強化的監視、騷擾、消滅、株連。在這前提下，維權者就格外需要主張“反監視、反騷擾、反消滅、反株連”，限制官僚們腐敗的穩定和穩定的腐敗。畢竟，維權者們都是有信仰和信念的，是中國最真誠的一群，沒有人願意中國發生暴力革命。@(//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