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

政治危機

一，一黨專政體制下的制度性腐敗已經使中共官僚集團完全黑社會化。

制度性的腐敗，簡而言之就是把腐敗作為官僚的生存方式，任何拒絕腐敗的官員將不可避免的要被踢出官僚體制——因為一個廉潔的官員對於他周圍的一群腐敗的官員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威脅。這種逆向淘汰的必然結果就是：在這個官僚體制中，有政治理念和社會責任感的官員越來越少，而醉心於攫取權利和金錢的政治流氓則是越來越多。在1989年之前，中共的官僚體制之內還有以趙紫陽和胡耀邦為代表的開明派與以鄧小平和陳雲為代表的保守派之分，且不論他們之間政治理念和治國策略上孰對孰錯以及是否牽涉到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的就是他們中為數不少的人還是擁有起碼的政治理念和社會責任感。然而89年之後，開明派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已經不復存在，保守的政治力量完全統治了中共政壇，並且日趨腐朽沒落。隨著中共製度性腐敗的愈演愈烈，不擇手段的鞏固和擴大自身的權力並且不惜以損害民眾和民族利益的方式來謀求自身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成為了中共官僚普遍的行為方式。

中共官僚利用職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搜刮民脂民膏，同時秘密將財產轉移到海外，一有風吹草動就攜款潛逃或移民到其他國家。中國官方的新華社播發消息指出：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卷50多億元公款在逃。以上僅僅是根據被立案調查的案例所得出來的數據，加上那些沒有立案或沒有暴露的，實際出逃或移民海外的腐敗官員的人數和攜卷的金額要大的多。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1997年以各種方式非法轉移至國外的資金總金額為364億美元，1998年為386億美元，1999年為383億美元， 2000年中國資金外逃高達480億美元（超過當年外商對華投資總額407億美元），而實施這種轉移的主體正是中共官僚。

中國目前已經有數以百萬的中共各級官員及其親屬潛逃或移民到了海外，靠掠奪中國民眾用血汗創造的財富過著揮霍無度、窮奢極侈的生活，形成了一支不斷膨脹的「海外腐敗兵團」——越來越多腐敗中共官僚將卷款潛逃或移民作為逃避法律制裁和政治惡果的首選方式。正如何清漣女士所言：「由於這種另類『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兩大精英集團的成員不必與本國人民共同承受必將到來的各種社會危機，共享嚴重污染的生態環境。對於統治集團來說，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儘量維持眼前的政治社會穩定，將目前政治體制所賦予的權利資本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保證自己最大限度的攫取財富，積累『退出』所必須的本錢。」20

制度性的腐敗和退出機制的存在，使得中共官僚對於中國民眾的壓搾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其行為模式已經黑社會化。中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的解釋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徵：１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幹成員基本固定；２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３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４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我們參照以上中共對於「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特徵概括，來考察中共官僚集團的特徵：

（一）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中共官僚集團；人數多達5000萬以上；該集團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幹成員基本固定，而且等級制度森嚴，有比較系統的選拔和懲罰制度。

（二）通過行賄受賄，欺行霸市，侵吞國有資產等有組織地違法犯罪活動和經營國有企業，收取保護費（稅金），攫取權力租金的方式獲取經濟利益，具有超強的經濟實力，控制中國社會絕大部份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以支持中共官僚集團對中國民眾的殘暴掠奪和壓搾。（1）在中共的倡導之下，行賄受賄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而且為了給中共官僚創造尋租機會，不惜犧牲民眾和國家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於租金的利益（例如國有資產的流失，許多天怒人怨的公共工程的上馬，像三峽工程，國家大劇院，還有無數其它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和房屋拆遷項目）；（2）從80年代至今，每年都有1000萬以上的國有資產被中共官僚集團所侵吞，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3）為了掩蓋罪行，維護自身的利益，中共壟斷電視、電台和報紙等傳統媒介，並且耗費大量的社會資源來嚴密監控互聯網。

（三）以暴力、威脅或者以栽贓嫁禍、捏造罪名等手段，依靠中共的警察、軍隊等暴力組織無數次的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1）從中共建政以來，中共官僚集團就不斷實施國家恐怖主義，濫用國家暴力殘害群眾和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以及任何威脅到中共極權統治的組織和個人，比如反右、文革、鎮壓「六四」學生運動。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推算，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21），而其中大部份是被中共殘忍迫害至死的。（2）自1997年以來，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肆無忌憚的迫害「法輪功」學員，其手段之殘忍達到令人髮指的程度；（3）面對國際社會要求改善人權的壓力，中共政權屢屢利用政治黑牢中關押的異議人士（如王丹，魏京生，王有才等），以挾持本國公民的方式與國際社會進行人質外交。（4）而近幾年來，對於上訪民眾的大規模組織化的鎮壓和迫害則是中共官僚黑社會集團「末日瘋狂」的真實寫照：中共地方政府派出大批鷹犬對上訪人員進行圍追堵截和公然綁架，而北京當局對於上訪群眾卻是麻木不仁，甚至於指使警察對上訪群眾進行毆打或逮捕，污蔑部份上訪群眾是精神病人，或捏造罪名把一些上訪者投入監獄。例如，2004年8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法警將正在高院上訪的59歲老漢王元順毆打至死，而該法警至今仍逍遙法外；2004年9月十四屆四中全會召開期間，為了營造「穩定」的氛圍，中共綁架了數以萬計在北京的上訪民眾。（22）

（四）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並且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和縱容，稱霸全中國，在整個中國的所有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響，嚴重破壞了中國社會的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和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生態環境。（1）中共官僚集團肆意踐踏憲法和法律，利用中共控制下的傳媒和政法系統包庇和縱容違法犯罪行為；（2）中共官僚集團對政治，經濟和文化等領域內的幾乎所有行業形成了嚴密的控制；（3）中共官僚集團始終將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作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據，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會不惜犧牲民眾、國家和民族的利益：a.以殘酷掠奪和破壞自然資源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不惜以犧牲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為代價來維護中共的專制統治；b.通過毀滅整個民族、社會的良知和道德秩序來削弱民眾的凝聚力和反抗意識；c.分化和瓦解中國社會民眾，通過「分而治之」的手段來維護中共的統治（例如不允許任何獨立非政府組織的存在；實施的劫貧濟富的政策，收買所謂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d.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中央繼承了中共「賣國求榮」的傳統，大肆出賣國土和民族尊嚴（例如1998年印尼發生大規模殘暴的反華騷亂，無恥無能的中共政權以不干涉別國內政為由坐視不理，甚至沒有進行譴責； 1999年江澤民與葉利欽簽定《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 將總面積約三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相當於一百多個台灣島的面積）出賣給了俄羅斯（23）。）

由此可見，中共官僚集團已經具備了中國刑法所界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所有特徵，而且是當之無愧的超級黑社會性質組織。當前，中共官僚架構的維繫依靠的不是憲法法律，不是政治綱領，更不是責任意識，而是如同維持一般的黑社會組織成員之間關係一樣——進行赤裸裸的利益交換。由於中共官僚集團具有其它的黑社會性質組織不可比擬的實力，它對中國民眾和中華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滅絕人性的殘暴，足以讓其它所有的黑社會組織都自愧不如。

二，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絕對貧困問題以及中共政權統治合法性的喪失，正在促使中國民眾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

馬克斯．韋伯概括的政權合法性有三種：１傳統性，這種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對傳統道德和教義的尊崇和繼承；２領袖魅力型，基於政治領袖個人的魅力和英雄色彩；３法理性，這種合法性來源於人民的選舉和當權者對於憲法、法律的遵守。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政權的合法性——政績型：依靠政治和經濟建設的成就，改善民眾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來贏得統治的合法性。

中共是依靠領導農民起義，顛覆中國的傳統文化、道德和統治秩序攫取政權的，因此不是傳統性。在建立政權之後，中共拒絕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民主選舉制度，而且肆意踐踏憲法和法律，當然也就沒有任何法理可言。毛澤東依靠土地改革，在建立政權的初期使多數農民的經濟地位得到提高，並且依靠成功的輿論欺騙，使普通民眾產生了自身的政治地位獲得提高的錯覺，縱然毛澤東在其統治期間犯下了許多滔天罪行，他仍然使無數的中國民眾為之頂禮膜拜；鄧小平則是依靠其軍戎生涯，打倒「四人幫」以及平反文革和「反右「的冤案，開啟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同樣也藉助於輿論宣傳，為自己贏得了不少的個人魅力，而且在改革開放的初期，相對於毛時代而言大部份民眾的生活狀況都有了改善。因此，藉助成功的輿論欺騙，毛時代和鄧時代的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兼有領袖魅力型和政績型兩種性質。

而依靠幫助鄧小平鎮壓「六四」爬上了中共政權頂峰的江澤民，除了擅長吹拉彈唱、賣弄風騷以及結黨營私、中飽私禳、賣國求榮以外，在治理國家上則是一塌糊塗，貽害無窮——在許多民眾眼中，江澤民不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而且是中共畸形的政治舞台上最大的政治小丑。就是在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共官僚集團完成了黑社會化的進程，中國的自然和社會生態環境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少數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所掠奪，而沉重的自然和社會代價則由中國的絕大多數普通民眾來承擔。中共的殘暴統治已經引起了中國民眾對中共官僚、政府和法律的不滿和反抗，對於多數中國民眾而言，江澤民領導下的中共官僚集團對於中國的統治已經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礎。

從1993年至今，由於新的冤案和腐敗案件層出不窮，而大部份舊的冤案和腐敗案件沒有得到及時公正的處理，中國信訪和上訪的事件總數在不斷增加。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民眾主要是個體以信訪和上訪的方式向政府反映他們所受到的冤屈，以及表達對政府和官僚的意見和不滿，希望完全依靠中共體制內的力量來尋求正義、維護權益。九十年代中期之後，越來越多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中國民眾已經從對於中共的幻想中覺醒，走上與中共進行抗爭的道路——罷工、遊行示威、圍攻腐敗的基層政府機構，抵抗中共暴力機構人員（公安、武警、軍隊等）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肖唐鏢（江西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主任）在《二十餘來大陸農村的政治穩定狀況——以農民行動的變化為視角》一文中指出：「據中央政法委員會研究室的調查，近年來國內「群體性事件的現狀與特徵」表現為：「參與人數增多，規模擴大」；「涉及範圍廣泛，工人、農民參與突出」；「行為激烈;對抗性加劇」；「有組織傾向明顯，波及力強」……,另一項研究表明，從1997年起我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開始大幅度飆升，1993年發生群體性事件（絕大部份是民眾與中共進行對抗的事件）8700多起，1995年發生1.1萬多起，1997年則上升到1.5萬多起，1999年劇增3.2萬多起，而2000年1月至9月就突破了3萬起。」（24）　《華盛頓郵報》援引中共刊物《瞭望》的官方統計數字指出：2003年，以上所稱的「群體性事件」總共發生了大約五萬八千起。從1993年到2003間，群體性事件平均每年增長21％，而且從總體趨勢看，增長的速度在上升。

2004年，中國民眾與中共進行群體抗爭的事件就總體而言，在規模、組織傾向和激烈程度上比以往的事件要明顯增強。例如10月底到11月初，因為不滿賠償條件，反對修建水電壩，四川漢源縣將近十萬的農民和少數學生參與了抗議和示威行動，並與當局派來鎮壓的上萬名公安、武警和軍隊發生對峙和流血衝突。這是中國自89年六四以來，中國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事件。10月18日，重慶萬州四五萬市民衝擊政府大樓，焚燒多輛警車及消防車，當局動用了上千防暴警察進行了鎮壓，而該事件的起因僅僅是一個小事故：一位挑夫，不慎讓扁擔碰到一個女人，而女人的丈夫將挑夫的腿打斷，並揚言自己是政府官員可以花錢買命，從而觸怒了圍觀的民眾。萬州事件以及不斷發生的民眾圍攻中共基層組織的事件，表明中共的腐敗和殘暴已經深入人心，中國部份地區已經形成了發動暴動的民意基礎。

愈演愈烈的民眾與中共的對抗事件已經說明中共官僚集團與中國民眾的矛盾逐漸達到白熱化程度，許多中國民眾已經喪失了對中國法律和中共政權的信心——中共官僚集團正在迫使越來越多的民眾不得不依靠暴力來維護權利、尋求公正。而且在持續不斷的洶湧波濤下面，中國社會正在醞釀著一場驚濤駭浪——大規模的武裝暴動！

中國在短短的二十幾年時間裏就已經從收入比較平均的國家變成了貧富最懸殊的國家之一，佔人口總數僅15%的以中共官僚特權階層為主體的富有者，佔有了85%的社會總財富（25）。2003年，中國官方所承認的中國社會基尼係數（26）就達到了0.45, 如果考慮到灰色和黑色收入、隱形財產以及大規模財產轉移的問題，實際基尼係數要大於0.45,超過了 0.4的貧富差距警戒線水平。而且以中國在過去二十幾年時間裏的貧富差距發展狀況來預測，不出10年時間，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將達到0.6的危險水平，這也就意味著從理論上講，不出10年中國就將處於隨時可能發生民眾暴動的社會狀態當中。

在當今的中國，少數的特權階層通過侵吞國有資產，壓搾普通民眾過著荒淫無度，聲色犬馬的生活，而數以億計的底層民眾卻在生死線上掙扎著。中國政府宣稱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已經下降到了3000萬，然而這個數字是按照人均年收入低於625元人民幣的中共自己制定的標準來劃定的（人均年收入625也就意味著人均日消費不足2元人民幣，在中國養一條寵物狗每天平均費用都不只2元人民幣，難道中國民眾卑賤得連條狗都不如嗎！？）。 實際上，按照人均年收入低於365美元（約3030元人民幣，人均日消費約8.3元人民幣）的國際貧困線標準，中國的絕對貧困率遠遠超過了50%。根據《南方都市報》的一篇文章（27）指出，中國50%以上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人均日消費低於5.5元人民幣，僅能夠維持溫飽水平）,如果我們把年平均收入低於2000元作為界定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的標準，那麼絕對貧困人口總數也在6.5億以上。

由於造成當今中共社會貧富貧差距懸殊局面的主要因素是中共製度性腐敗、機會不均等以及社會財富分配不公，而且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無法為其中的大多數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因此處於絕對貧困地位的底層民眾往往對中共政權懷有強烈的不滿甚至怨恨，一旦時機成熟，許多底層民眾就會參與到反抗中共的武裝暴動當中。粗略估算：6.5億以上處於絕對貧困當中的底層民眾已經為中國社會的武裝暴動準備了1.5億以上的潛在主力軍（28），其中包括了2000到3000萬以上的城鎮居民；而且，日益嚴重的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正在為武裝暴動準備潛在的中堅力量——中國社會正在逐漸向武裝暴動的臨界點靠近，而這場武裝暴動的催化劑將是經濟衰退。如果中國社會繼續沿襲江澤民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那麼大規模武裝暴動將在10到20年之內爆發。

20 何清漣，「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www.tvsmo.com/b5/4/8/3/n615290.htm

（21）曹長青，「不能忘記，不能饒恕——中共建黨80年殺人記錄」， //www.laojiao.org/essay/article0665.html

（22）伊川評論﹕警察暴力與國家恐怖主義──試評「穩定壓倒一切」的法西斯主義色彩，//www.rfa.org/cantonese/pinglun/2004/09/28/commentary_yichuan/；關於在北京的上訪民眾的悲慘處境，請參閱「誰的眼淚在飛？——北京上訪群眾的悲慘生活!」,（作者：wfpin ）　//www.xici.net/main.asp?doc=35764848。

（23）天意，「中共南邊祖國統一台灣是假，北邊國土大出賣以求強是真」， //www.future-china.org/links/rsrch/gsw/smzd20010212.htm；關於中共賣國求榮的傳統和事例，請參閱 「慈禧太后賠光，蔣介石打光，毛澤東送光，鄧小平賣光」， （原作 蘆笛 改寫 newwild）， //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mychina&MsgID=57729

（24）肖唐鏢，《二十餘來大陸農村的政治穩定狀況——以農民行動的變化為視角》，//www.gongfa.com/xiaotb20niannongcunwending.htm，「另一項研究」指公安部第四研究所「群體性事件」課題組的《我國發生群體性事件的調查與思考 》，原載人民日報總編室《內部參閱》2001年8月10日，第31期。

（25）殷明輝，大陸普通民眾生存環境險惡自殺者呈上升趨勢，//www.boxun.com/hero/yinminghui/44_1.shtml

（26）基尼係數：國際上通用的用於衡量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狀況的指數，數值在0到1之間，數值越大代表貧富差距越大，

（27）我國貧富差距超國際警戒 民建提出八大對策，//www.china.org.cn/chinese/jingji/291892.htm。（原載《南方都市報》，2003年3月12日版）。中國政府往往喜歡用「購買力平價論」來為中國官方拒絕採用國際通行的貧困標準進行辯護，但是聯合國的貧困線主要是針對貧窮國家制定的，對於這些國家而言，貨幣的官方匯率和購買力平價之間的差別是基本相似的。

（28）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我國15到65歲的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70.15%,而男性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51.6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www.cass.net.cn/chinese/s06_rks/rkzl.htm），15到65歲之間的男性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5%，那麼估計占總人口25%以上的18到50歲之間的男性是最有可能參與革命的人群，將6.5億貧困人口乘以25%，得出的數值是約1.6億。

（待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