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中國和達賴喇嘛的關係在1959年鎮壓與達賴流亡印度以後就斷絕，到文革結束後，中共扭轉極左路線，檢討西藏政策以後，雙方開始了接觸，為此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1979年訪問北京。胡耀邦出任總書記以後，雙方維持接觸，胡耀邦以他的開明態度表現了對西藏人與西藏宗教文化的理解與尊重，努力提高西藏的自治程度，取得藏人的好感。不幸的是胡耀邦的一系列開明態度被掌握實權的中共老人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1989年初就把他趕下臺，中共對西藏的政策自然又逐漸向左轉。1989年二、三月間，拉薩發生騷亂，作為西藏自治區區委書記的胡錦濤鎮壓絕不手軟，從此在仕途上平步青雲。但是北京與流亡政府的關係也就日益惡化。1993年雙方接觸完全停止，到2000年才逐漸恢復。前年、去年與今年，達賴喇嘛三度派特使到北京，但是成效有限。原因是克林頓總統與布希總統都曾就西藏問題當面向江澤民施壓，北京需要做給美國看，因此辜負了達賴喇嘛解決問題的誠意。

在北京的眼裏，西藏流亡政府自然是“藏獨”，但是我們所看到的，座落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以及達賴喇嘛在國際間的活動，並不像一個國家元首而是一個宗教領袖，弘揚藏傳佛教多過講西藏獨立。而實際上，他在1988年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上的講話，就提出不追求西藏獨立，只要求名副其實的自治。1993年以後，達賴喇嘛在他的一些講話中，把他的想法歸納為“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雖然與中國儒家的“中庸之道”有不謀而合之處，但是實際上是取自佛法中的“中觀論”，就是揚棄極端的左右兩派而取中間道路。因此既不尋求西藏的獨立，也不承認現有的殖民地狀態，要找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聯繫的全西藏的完全自治”。大致上它有五個內容：

一，在不必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架構下，全西藏統一為一個享有真正自治的行政體。

二，制定西藏基本法，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的自治政府。

三，西藏全境非軍事化，使西藏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和平聖地。

四，中國政府負起西藏的外交與國防責任，其他有關宗教文化、旅遊環保、自然資源、商業貿易等事務，均由西藏自治政府自行處理。

五，為了更好地保護和發展西藏獨特的文化與宗教傳統，防止大批中國人移民西藏。

可以看出這個內容裏有香港的影子。的確在中國收回香港而一再鼓吹“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時，達賴喇嘛也表示西藏所需要的，就是香港式的“高度自治”而不是獨立。其實1951年中國與西藏簽訂的17條協定也有類似意思，只是西藏到了中國手裏以後，北京就不認帳了。目前的香港不也是這個情況嗎？所以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能否成功，第一要看北京現在能否接受，第二是接受了以後能否真正執行。

實際上對達賴喇嘛的呼籲北京一直充耳不聞，還故意給他扣上“藏獨”的“分裂主義”帽子而作為拒絕談判的藉口；或者強人所難，要達賴表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同西藏問題並沒有關係的話題。上個星期出版的 “時代”雜誌訪問了達賴喇嘛，他表示，如果中國保障西藏的文化和環境，那麼西藏繼續留在中國將有利於西藏。但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在例行記者會上說，只要達賴喇嘛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開聲明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動，中國當局就可以與他進行接觸商談。達賴喇嘛早就聲明不追求西藏獨立，北京卻一而再繼續做文章，再扯進臺灣問題，表明他們根本無意解決西藏問題的蠻橫立場。

但是我們也繼續看到在西藏出現的負面東西。一是西藏的狀況比以前更壞，這是指中共以發展經濟來犧牲西藏的文化；二是中共還不信任任何藏人，包括官員；三是大批漢人繼續湧入；四是繼續鎮壓西藏的知名人士，著名西藏活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今年早些時候已經被四川當局三審裁定分裂國家而判處死刑。等等。

在談到西藏文化時，還不能不談到9月3日至5日，以許嘉璐、季□林、楊振甯、任繼愈、王蒙五位中國文化名人的名義發起，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主辦，共有平均年齡在七十多歲的72位名流參加而在北京舉行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主題是“全球化與中國文化”。閉幕會上通過和公開發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他們的“文化主張”。它呼籲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推行積極有效的文化政策：捍衛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理解和尊重異質文明；保護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實現公平的多種文化形態的表達與傳播；” “我們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弭隔閡、消弭誤解。”可惜，他們還不敢明確提出西藏文化問題，這個“高峰會議”背後還有更高的高峰。

又例如宣言認為，“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同時也有權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文化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問題就在於，藏族算不算一個民族，還是列在“中華民族”之內而必須由中共統治的“國家”來代表它是否保存自己文化與是否接受外來文化，特別是漢族文化？在藏人不能當家作主的情況下，這個宣言不是廢話？但是卻為中國政府拒絕西方民主文化提供中共御用的“民意”。而宣言是針對“全球化”而不是“漢化”，也說明了它的“御用”性質。

因此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還需要走相當長的時間。年輕的藏人可能沒有這樣的耐心而尋找更激進的手段。“激進”是相對“溫和”而言的，在民主社會，存在多樣的主張是不奇怪的，只要不是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我們也不必反對。特別針對欺軟怕硬的中共流氓政權，有些強硬的聲音和行動，才會使它變為理智一些，才會重視“溫和派”的存在。例如，中共一直認為國民黨是“反動派”，有了臺灣民進黨以後，他們就認為蔣介石也是“愛國人士”了；在香港，中共在制定23條時，拒絕與全體民主派溝通，到了連續兩年幾十萬民眾上街，它就願意與“溫和民主派”溝通了。所以西藏問題上最重要的是西藏人民的團結，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而向北京施加必要的壓力，而不能靠主觀願望對北京給予太多的期待。

謝謝各位。

（在紐約“西藏文化節”上“達賴喇嘛的中庸之道以及西藏與中國的未來” 討論會上的發言，2004年10月23日）

－－轉載自《議報》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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