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十六屆四中全會以前，出於對江澤民的厭惡，加之胡錦濤有別于江澤民的一些親民舉動，也由於胡錦濤曾強調依法治國，尊重憲法，人們下意識地對胡錦濤充滿期望；在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的權力之後，人們又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胡錦濤的政策和動向好像越來越不明確了，與此相反，一些左的言論卻不時沉渣泛起。

什麼“不斷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什麼“要實現和諧社會主義”，什麼“要警惕西方和境外敵對勢力對中共的顛覆”，什麼“反西化”和“反分化”等等。與這種言論相對應的是，官方授意組織的“毛劉家人聚會 ”也奇怪登場了，令人作嘔的是，王光美逢人便說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中共越來越加強輿論控制的時候，最近《工農天地?主人公論壇》竟然出現了《為江青同志昭雪平反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的呼喊。

面對這“為江青同志昭雪平反”的呼喊，中共充耳不聞，而對《南風窗》、《同舟共進》等今年八月份登載了中共元老、今年已逾九十高齡的任仲夷紀念鄧小平的訪問稿，卻如臨大敵，北京主管宣傳和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也南下廣東，整肅《南風窗》、《同舟共進》。

而與此呼應的是，潘岳的新文——《環保與社會公平》，這篇強調“社會主義不僅要滿足人的需要，更要改變人的需要，使人們從自然屬性中逐步解脫出來，從注重物質生活轉向注重精神生活”，要求改造思想的文章卻被大陸眾多報紙和網站轉載。聯繫社科院正式定題發動對“新自由主義”的清理批判，以及開啟“國企改制”大爭論，這一系列不尋常的舉動，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對中共當局最近的一些現象，一些敏感的觀察家也發出了，“中共現政權向左轉”的警惕。

雖然現在對胡錦濤作出判斷還為時尚早，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的現象的確值得警惕。

由於胡錦濤在中共最高層的地位並未徹底鞏固下來，加之胡錦濤一貫低調，深居簡出的做法，左派非常可能成為胡一支比較倚重的力量。雖然胡錦濤在中央高層多年，由於胡的性格和做法，自己的勢力，還沒有完全形成，因此左派勢力也不得不成為胡手中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胡錦濤雖然不太可能和這支力量融合，但至少可以利用這支力量，平衡派系，抵禦江系勢力。不論胡錦濤在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這一重大事件上，扮演了什麼角色，也不論胡錦濤怎麼隱蔽，至少這支力量在胡錦濤全面接管權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基於這一點，胡錦濤至少現在不可能和左派距離的太遠。因此，警惕中共現政權向左轉，不僅有必要，而且非常急迫。

由於中共專制落後的體制，越來越龐大的腐敗隊伍，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分化，幹群對立，貧富對立，廣大人民的不滿，社會的不公，都成為左派攻擊改革，懷念過去的基礎。胡錦濤需要依靠這支力量，來整治腐敗的官僚隊伍，需要這支力量制衡江系勢力的發難，需要利用這支力量在下層民眾的號召力，佔據批判社會不公的制高點，為民眾做一些妥協、讓步，平息一下民眾的不滿，維護所謂的社會穩定。

對社會分化的批判，對鄧小平的質疑，以及對“三個代表”的質疑，無疑主要來自左派陣營，左派陣營為了發揮他們的影響力，必須要向胡錦濤靠近，這是左派陣營的動力源泉；長期的邊緣化，為他們積累了足夠的憤懣和不滿，改革過程中被邊緣化，也讓他們成為發對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不過這支力量和以任仲夷為代表的改革派對鄧小平的質疑，有著本質的不同。原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對鄧小平的質疑，是質疑鄧小平改革不徹底，左派陣營對鄧小平的質疑，是因為他們認為鄧小平的改革太急進，觸動了他們的神經。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中共所謂的提高執政能力，這應該是一種相互妥協的產物。對於提高執政能力，各派有各派的打算，左派希望通過加強中央集權，恢復毛式體系下的一些做法，江系人馬希望通過提高執政能力，來加強中央政權對民眾的的控制，來維護江系人馬對現局的控制。胡錦濤則希望把“提高執政能力”整合為加強中央權威，鞏固胡溫體制，抵禦江系勢力，維護政令的統一。

胡錦濤上臺以後，之所以被稱為胡溫政權，就是因為溫家寶胡錦濤有別于江澤民，談胡錦濤不能不談溫家寶。溫家寶之所以能被各方接受，成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自然有著江系人馬比不了的優勢，不論江系人馬如何利用腐敗問題，還是利用地方諸侯對宏觀調控的不滿，來圍攻溫，都不可能動搖溫家寶的執政基礎。最近中央調息政策的出臺，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胡錦濤需要溫家寶在前面衝鋒陷陣，溫家寶更需要胡錦濤的支援，陳良宇在政治局會議上圍攻溫家寶之後，胡錦濤一改往日的低調，上江蘇，下上海，直接走到前臺支持溫家寶的宏觀調控，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胡錦濤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前夕，冒著與上海幫決裂的危險，支持溫家寶的宏觀調控，肯定有深厚的政治背景，這深厚的政治背景不排除主要來自左派力量的支持，以及元老派的支持。

到底溫家寶的宏觀調控，左派以及中央元老們起了多大的作用，我們還不好判斷。雖然中共的宏觀調控的確是中國經濟的需要，但這種需要有必須讓各派接受，又要避免經濟問題政治化，被上海幫利用，這當然需要冒更大的風險。

據新華社１０月２０日報導：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０日，曾慶紅從南昌開始，驅車１０００多公里，先後考察了宜春、萍鄉、新余、吉安等十多個市、縣,新華社報導說,他“對江西這幾年在不爭論中發展、在不折騰中前進、在不甘落後中奮起，推動城鄉面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給予高度評價。”

勿庸置疑，曾慶紅這裏強調的“在不爭論中發展”，肯定是別有所指。這爭論來自哪里？大家可以判斷。“在不折騰中前進”，這“不折騰”是不是就是“向左轉”？這“折騰”是不是來自左派？大家可以分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跑到江西，發出這種信號，這肯定不是無的放矢。

曾慶紅這種“信號”的背後又是什麼？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大家可以想一想，十六大剛剛結束，胡錦濤就在曾慶紅的陪同下，去了西柏坡，這不應該僅僅是一種禮儀，由於胡錦濤長期受到左派以及中央元老們的支持，胡錦濤迎合左派以及中央元老們可能理由更充分一點。

基於胡錦濤的政策和動向好像越來越不明確，我們有理由杞人憂天地問一句：胡錦濤能否抵擋“左”的誘惑？

2004年10月31日于山東

－－轉載自《議報》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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