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4日訊】這幾天，很多人在懷念剛去世的女作家張純如。我—一個慘遭日本軍人殺戮的祖父留下來的孫女兒，遙向那位撰寫了《南京大屠殺》，揭露日軍強姦、虐待、殺害大批中國平民詳情的傑出女性，致以一份心祭：我們都欠你—張純如，一個深深地感謝。

許多像本人一樣的日寇侵華時中國受難者的後代，都沒有為尋求歷史公正做一些什麼，但這位在美國出生的年輕女性做了。她全力以赴地開掘這些被人遺忘的塵封往事，鍥而不捨追究邪惡犯罪者的歷史責任，還歷史以公道，在世界上產生廣泛的影響，成為我們的代言人。

在撰寫歷史真相中，張純如成長為一位真誠的人道主義者，一位傑出的民主宣傳者。她認識到人類有犯下最邪惡罪行的潛能，而權力的集中最易導致違反人性的罪行發生，只有「民主是預防暴力的最好方式」。

然而，力求探究歷史黑暗以根除黑暗的人，卻在黑暗未消失之前，卻自己倒下了。張純如自殺身亡的事件，彰顯了一個平時為人們所忽視的問題：人道主義者在面對歷史和現實的極端殘忍時，他們怎麼保護自己的心靈不受傷害？

正如張純如的朋友所談到的，張純如之死，與她的研究工作有一定關係。一個在自由國家、幸福家庭裏長大的純真少女，出於強烈的責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對歷史罪惡的揭露中去，大量血淚斑斑的圖片資料的發掘，使她接觸一般人很少接觸到的人性殘忍，這一切折磨了她的身心。

據說，張純如常常不解地問她的朋友：「為什麼世界上會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人會是這樣？」面對著慘絕人寰的恐怖歷史，她對人性產生了深刻的懷疑，悲哀和辛苦損害了她的健康。早在1997年，《南京大屠殺》一書完成之後，她就說自己「身體變得很差，體重下降，還掉了很多頭髮，常常生病，心情也很鬱悶。」五個月前，她寫作第四本書—關於美國二戰被俘軍人受日軍虐待的歷史時，終於精神崩潰—這本書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是人權工作者普遍悲劇中的一個。筆者在北歐，接觸到一些為人權組織和慈善事業工作的人們，他們中就有人因為接觸到過多的人類苦難，因心理上難以承受，導致身心受損甚至喪命。例如，奔赴世界發生天災人禍之地的「無國界醫生」，為營救難民而工作的基督教教會牧師， 經歷過椎心慘痛的事件，他們原本正常的幸福生活不再存在。筆者曾經在中國的監獄裏關注死囚，面對死囚遭受的殘酷極刑，自己也曾一度陷入絕望與虛脫之中。

憂鬱症這一黑色幽靈，已經成為21世紀的隱性殺手，其嘴臉猙獰兇惡，令千百萬人倍受困擾。而人道主義者由於他們的工作性質，由於他們對他人痛苦的高度敏感，因此更容易成為這一疾病光顧的對象。美國心理學家史培勒曾說：「這種病往往襲擊那些最有抱負，最有創意，工作最認真的人。」

張純如的自殺悲劇與心理疾患有關，這就向所有的人道主義者提出了一個心理素質的問題：我們不能不直面人性之惡，不能不去研究它，不能不向邪惡的受害者伸出援手，但是，我們也是常人，也有一顆脆弱的心。若是我們被人類的苦難或者人性的惡劣所擊倒，不但對不起自己，也讓所愛的人們失望傷心。

這就需要我們對人性之惡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對人性的估計悲觀一些，其沮喪感和挫折感就要少一點。在保持一顆溫熱的人類同情之心時，我們也可以從動物那裏學習耐力和適應力，像它們那樣，接受各種自然的洗禮和事態的轉變，毫無怨言地承受著黑夜、暴風、饑餓與意外。

人們遭遇到的各種苦難與不幸，有的可以改變，有的可以挽回，有的則是我們所無能為力的。如果有改變的希望，絕對不要放棄，如果沒有改變的可能，就不要耿耿入懷。這樣，人道主義者應該為自己的介入，定下某種程度的負擔極限。一旦超越了極限，妨礙了生活，就要暫時迴避一下。

一位基督教牧師在講道時說：「一個能夠支配自己心理的人，遠比一個統治城邦的主帥要來得偉大。」然而，人們要怎樣才能支配自己的心靈，使之不因為現實的黑暗而沮喪萬分？

這就需要我們發揮人類的一個最神奇的特性：把生活中的負號變成正號，即在看到陰暗地獄的同時，也注視滿天明亮的星辰，堅信我們有能力與殘忍對抗。

從另一方面說，張純如悲劇性的自殺，也是對我們生者的一個警示：假如人類完全不能馴化野蠻，那麼，生命的意義就確實值得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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