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3日訊】文章有兩種，一種可以國內發表，另一種則只能在海外發表。這種奇特的文化現象，可能只是咱中國所獨有的。余杰將他這兩年發表在海外的文字彙成一編，並以《拒絕謊言》為題，說明他對這種文化現象的厭惡與決絕，不甘心屈服于這種文化現象背後的專制主義，公開向它挑戰，揭露它的醜陋、虛偽、怯弱與齷齪。

說謊恐怕每個民族都有，什麼時代也避免不了的。但像時下中國社會這樣，上下都在說謊，而以官場最普遍；到處充斥著謊言，而以媒體最突出，則是極為罕見的。

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市場經濟造成的——有人總是不假思索地把謊言的橫行歸於市場經濟，這是難於服人的。因為這種近乎全民的普遍說謊，並不是在有了市場經濟以後才有的。早在我們還把市場經濟當作洪水猛獸的歲月，說謊就已甚囂塵上，不過那時不叫謊言，而稱它為假話，假話就是諾言。只是那時人們大多還被禁錮在思想牢籠中而不自覺，因而把說假話當作了應付政治高壓的一種權變，人們日常言行還恪守著傳統的道德信條。當時官方利用各種方式，灌輸一種據說是新道德，這種道德本身就具有極大的虛偽性，甚而背離了人類最基本的普世原則。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不但意識不到講假話就是說謊，甚而自覺不自覺地自己也參與了說假話。這就像李卓吾批判道學統治的晚明社會：“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人何辨也。”因為以講假話為時尚，所以聽了假話反倒很高興；既然到處都講假話，想辨白也根本不可能。回想我們經歷過的“大躍進”和“文革”，不就是這樣的嗎？

改革以後市場經濟的勃興，衝破了原來道德信條的堤防，說假話就從政治生活中的權變策略，變為人們的處世原則，以致說假話成了普遍的社會風氣了。如果說當年說假話、謊話，大多是各級官員，它的效應也僅限於官場，那麼今天它則波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官場不用說，連一向以清純自許的學界也未能倖免。近年學界出現的一些醜聞，就讓我感到渾身發冷。和改革以前不一樣，那時人們似乎還信守道德的基本底線，說謊還被視為“不道德”；時下說謊卻成了“乖巧”、“機靈”、“識時務”，謊言成了權力的附生物，利益佔有的票證，所以它橫行無忌，連遮羞布也用不著，社會道德風尚也就完全敗壞了。作者用“動物莊園”和“優孟王國”作上下篇的題名，那意味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現在御用媒體動輒就說，我們有五千年文明歷史，有著優秀的傳統文化。每當我聽到這樣的說教時，心中總不免要納悶：老祖宗不是教誨，要和傳統徹底決裂嗎？怎麼突然轉向了呢？要是真的這樣，也是我們民族之幸，傳統之幸！其實根本不是這麼回事。現時張揚傳統的喧囂，無非是要給當權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塗上一層斑斕的油彩，最終還是為了欺世騙民。
那麼，孔老夫子不是抬進了文廟，又供上了冷豬肉了嗎？是的。但這只能叫尊孔，不能說是弘揚傳統。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經過這幾年的宣揚，孔子在人們心中的形象與其說是一位思想家，還不如說個政治宣傳的模特或江湖術士，對他的一些有益的格言，則很少有人問津。譬如孔子乃至儒家各派都特別強調誠信，所謂：“敬事而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說謊即所謂“巧言令色”，則完全是被鄙棄的。不能說中國人都恪守孔子的教誨，但誠信是我們民族傳統的美德，是可以肯定的，這也是人類通行的普世原則。不管對孔子怎麼評價，他強調誠信還是值得我們珍重與發揚的。但孔子是悲哀的，這種悲哀不是因為他講了許多錯話、無用的話，而是他思想中蘊含的那些具有普世原則的思想，始終沒有相應的制度保證而根本無法落實到實踐中去。歷史上如此，今天則更是如此。集權專制的社會制度，是無法實現人類通行的普世原則，根本不講什麼誠信的。
中國現代的集權專制代表的只是特權集團的利益，他們的道德態度是普遍的虛偽與自欺。他們總是把維護自己利益的要求，冒充為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這就註定了他們總是要說謊，只有說謊與維護他們的利益才是一致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理解餘傑公開提出“拒絕謊言”的意義。它不僅體現了一位現代知識份子的良知與理性，同時也是對特權集團道德虛偽的公開揭露，對他們奉行以言論封殺為特徵的思想專制最直接的抗爭。作者的這分道德勇氣，我是非常佩服的。

現在謊言的流布可謂無孔不入，國人大多泰然處之，似乎陷入了普遍的麻木。有人慨歎我們民族的素質的下滑。不過，讓人們最為憂慮的，還是知識界的普遍失語，那些有著教授、專家頭銜的學者們，都安坐在自己的書齋裏，一幀鄭板橋的題詞“難得糊塗”，成了許多人的座右銘。社會上各式各樣的醜惡現象，有人雖然也不滿，但只在朋友前嘀咕幾句，若是勸他說一說，他總是以“沒有用”來搪塞，以一種功利態度將知識份子的道德良心給消解了。至於少數不耐寂寞，不甘清貧，為爭職稱，爭博導，四處鑽營，不惜向“主旋律”趨奉，向惡勢力獻媚的，那連脊樑骨也軟化了，就更談不上什麼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和獨立人格了。

余杰的出現，正是知識界的普遍失語，知識份子的道德良心嚴重遮蔽的時刻。他對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批判，對文化弊病的針砭，展現的不只是余杰的才氣與銳氣，而且讓我們看到五四精神的新一代傳人，這可是中國的明天與希望所在。

2002年3月26日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