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日訊】1990年以來，自由派知識份子被打散，知識份子中的機會主義者趁機實現了與新政權的聯合，通過獲取幕僚身份而實現了“謀道，不謀食”的致富之道。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成爲企業的會計和政府政策的詮釋者，而更多社會學理論者成爲政府的幫兇。

在90年代初期，朱江進行“宏觀調控”和進行中央集權時，一批學者極力捉刀；而在法輪功案件中，何作庥、司馬南、方舟子、甚至有著自由派色彩的於光遠、魏明倫等人同時站在江一邊爲鎮壓提供“理論支援”。當然，不能說於光遠等人也是在幫閒，反對法輪功是他一直堅持的立場。然而問題是，從人權的角度，在別人流血的時候發表贊同政府的主張，這是有違知識份子的人道主義立場的。方舟子等“科學主義者”站在別人的屍體上大出風頭尤其令人震驚，他是漢語文化圈對科學一知半解、對宗教完全無知的那種傲慢力量的代表。此外，在台海危機中，一些知識份子從國家主義立場上爲江的軍事動員幫閒。總之，知識份子與江澤民主義的聯合，是整個時代最可恥的醜聞之一。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王紹光胡鞍鋼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是90年代初理論界抛出的一本代表作，該書對“朱鎔基主義”作出了理論上的投靠。胡鞍鋼等人在書中提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建議，他們的主要論點是這樣的：“國家(其代表爲中央政府)是經濟發展，政治變革社會轉型和國際關係的主要指導和驅動者，提高國家能力，就是提高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的能力，推進改革與開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能力。”

該書的基本立論就成問題。第一、“國家能力”不等於中央政府控制宏觀經濟的能力；它也可能是國家的鎮壓能力和揮霍能力。第二、國家“應該”“是經濟發展，政治變革社會轉型和國際關係的主要指導和驅動者者”，也就是說，國家不必然是或實際是“經濟發展，政治變革社會轉型和國際關係的主要指導和驅動者者”，那只是一種可能性，在傳統社會裏，由於“國家”不受監督，“國家”更多是自己利益的捍衛者，從而更多是經濟發展的障礙者；至少，國家不是第一個推動者，也更不是唯一的驅動者；第三、“經濟發展，政治變革社會轉型和國際關係的主要指導和驅動”未必導向社會進步和公民自由，它可能導向法西斯主義的“社會轉型”和“國際關係”。第四、這樣，強化“國家”能力就可能等於強化一種監護能力和障隘個人自由和社會現代化的能力；第五、民間的和社會的財富才是國力的真正來源與國家能力的最終實現形式。而只有實現個人自治和地方自治才能使社會生産效率接近“生産可能性邊界”，確保這種真正的國家能力的實現。而這種國家能力僅僅爲了個人能力發展而存在，它自身不是任何現代政治的目標。

奏摺派學者在本質上是機會主義者，未必是真正的國家主義者。胡溫上臺以後，胡鞍鋼先生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間接上了一份的“諫書”，謹慎地建議當局儘快推動制度轉型，以主動避免危機，創建政治合法性。胡鞍鋼先生的“新思維”也許沒有什麽新奇之處，即使是在黨內，他提出的這些“制度創新”目標在80年代就已經是黨內開明派的共識了。而對於自由派知識份子來說，他只是在談論“乞丐式民主”的可能性問題，而這一問題儘管是可疑的，但談比不談好。不過稍有記憶力的人不會忘記，胡鞍鋼先生在“新政府”到任不久所上的第一份奏摺：《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在那本急功近利的“報告”中，他所表現的的強烈反立憲主義情緒和反經濟學常識的“學術理性”給人印象同樣深刻。因此，人們不清楚一個如此熱衷於中央集權政治的人如何改弦更張開始熱衷於道格拉斯-諾斯的事業來了。當然我們不好作“誅心”之論，但胡鞍鋼先生幾年來“思想的進步”或“變化”使我們懷疑：“更新的政府”在産生之前一方面壓制言論自由，另一方面感到了理論的貧困和急需援助。還有，感到理論貧困並需要援助的也包括黨內知識份子本身。

當下中國處於一個非常微妙的“過度時期”。由於面臨權力移交，政治控制和新的政治分配努力同時存在。這一方面導致了控制在體制外投入過多，而另一方面，體制內因新的分配努力而出現裂痕。胡鞍鋼先生的“改革言論”當然比黨八股更值得肯定，但它所傳遞出來的資訊主要不是學術性的，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方向上的，而是“政治”在一次政治結算之前的不安、燥動、投資與期待。它顯示黨內知識份子掌握了某些的政治資訊，也顯示了無法確認更多資訊的那種無奈和冒險。權力系統內部出現了“搭便車”和“制度創新”的多重變局。無獨有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先生最近也談起了政治民主。高尚全先生在海南省召開的“經濟轉軌制度安排比較國際研討會”上，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歸納爲五個方面（《經濟參考報》10月８日）。這五個方面是：以民爲本、市場經濟、共同富裕、中華文化、民主政治。這顯然也不能理解爲一次學術演講，而是商業演講。不能說他是對“三個代表”的修正，但完全可以理解他是對“三個代表”、以及“後三個代表”那種政治力量的揣摩。

90年代以來，中國黨內知識份子喪失了80年代“幕僚型”的政治合法性，權術型的知識份子取而代之。但這批知識份子越來越發現：隨著機會主義權力合法性的危機的到來，他們也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困境：一方面要幫助權力合法化，另一方面，由於思想的民間化使他們感到與時代距離太遠了，因此必須“迎頭趕上”。他們迫切需要轉換陳腐的政治語言，以便在新的競爭中不被淘汰。他們發現，不僅要討好權力，也要討好市場或民衆。

黨內知識份子不打算被扔進水塘裏。因此他必須扮演幫助權力合法化和批評權力的雙重角色。顯然，這兩種角色是衝突的，他們哪個角色都無法勝任。至少到目前爲止，我認爲這種悲劇命運是注定的。這種悲劇惟以“奉祿”和暫時象徵性榮譽來安慰。不過遺憾也值得慶倖的是，他們被迫意識到，這種“謀食之道”越來越是一種羞辱。爲此他們應該感謝90年代後期思想的民間化——民間思想恢復常識的努力使一切體制內語言表演都成了笑料。這種理性自覺能讓體制內知識份子走多遠，可能主要不取決於他們的理論水平和道德水平，而更取決於中國政治反邏輯的隨機性變動。最近進行這種政治表演的是康曉光，這位清華學者一反近年的權威主義面孔，通過大量剽竊網友文章，寫出了關於李思怡慘案的長文。一些不瞭解情況的讀者當然不明白，李思怡慘案之所以成爲公共事件，與這位“學者”沒有任何關係，但康通過此文把自己打扮成李思怡案件的代言人，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良心。此後康進一步將自己的剽竊成果編輯成書，創造了把“編著”變成“著作”的又一典範。因此餘傑憤怒地對國際媒體說，康曉光的剽竊和化裝幾乎是不能接受的。不過不瞭解李思怡慘案的人們可能多少瞭解康曉光的歷來觀點。劉曉波於2004年3月20日在“康曉光的狂妄和陰招”一文中，曾向人們介紹了這位“學者”的“基本思想”。劉曉波說，近兩年，清華學者康曉光先生以赤裸裸的權威主義立場而聲名鵲起，他提出的“國家合作主義”，引來其他學人的質疑、商榷和批評。3月16日，康發表了《對王思睿“合作主義與國民意識形態”的回應》的長文，不僅有失學術風範，表現出一種“知識狂妄”，而且頗有利用政治打壓學術爭論之嫌。那麽，康曉光的基本觀點是什麽呢？“在市場席捲全球的時代，如果說十三億中國人真有什麽‘共同底線’的話，那麽這‘共同底線’就是‘合作主義國家’！”

從邏輯上任何人都可能質疑：康曉光是怎麽知道十三億中國人的想法的呢？這種思維的確與“三個代表”如出一轍。康文指出：“從秦暉到王思睿都不是在討論學術問題，而是在討論政治策略。更準確地說，是打著學術的幌子傳播政治鬥爭策略。‘分派’和建立‘共同底線’都是爲了建立‘同盟’，其根本目的是團結各派社會力量與權威主義政府作鬥爭。”劉曉波揭露說，康借刀殺人的計謀可與吳征楊瀾夫婦相提並論。曹長青是揭露吳、楊夫婦文憑造假案最有力的“打假英雄”，結果吳楊夫婦在《南方周末》的訪談中，公開指責曹先生爲“反共分子”或“反華勢力”；並出示曹的多篇“反動文章”作爲證據。

“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康曉光研究員”在2003年第5期《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了他的代表作：“論合作主義國家。”康首先批判“把國家看作是社會的衍生物”這一“當代主流意識形態”，然後把黑格爾被批駁得體無完膚的國家主義觀點“創作”成自己的觀點。當然，他“發展了”黑格爾的思想，坦承威廉一世就代表國家：“國家也不是抽象的，它由一些特定的人——統治集團——掌管”，“它或是統治集團牟利的工具”，這又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觀點上去了。康通過曲解自由主義的基本觀點批判自由主義之後，開始提出他的“合作主義國家設想”：合作主義國家的“四項基本原則”是“自治”、“合作”、“制衡”與“共用”——“合作主義國家的首要原則是權力、資本、知識、勞動都實行自治。所謂“權力自治”就是實行權威主義政治”。

“統治集團不是任何階級的代理人，它淩駕於一切階級之上，主觀上只對自己的利益負責，客觀上對全民和國家負責”——“黨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康文在邏輯上最大問題是，在堅持“權威主義”或“權力自治”的前提下，合作如何可能。事實上80年代的新權威主義就因此倍受指責，康似乎缺乏基本的歷史感。如果在事實上無法實現“威權統治”向“合作統治”的過渡，那麽在事實上，該理論僅僅是支援了威權統治（它是既定事實），而幫助這一既定利益職責人權抵抗破壞了“合作”。康事實上也表達了這種觀點：“在市場社會中，最危險的專制力量不是政府，而是資本或資產階級。”——他忘記自己剛剛認定的：政府實際上是最大的“資本或資產階級”。因此，關鍵不在於“如何制約資本的勢力”，而在於制約軍隊和黨的勢力。康曉光的“合作主義國家”拼盤中，“權威主義政治”是唯一的既定事實，並且是“自由市場經濟”、“法團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最大敵人。康曉光最後“代表大陸的知識份子”稱：“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與權威主義政治達成了妥協。”這話可能只在這一問題上是真實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康曉光與權威主義政治達成了妥協”。事實上這一判斷同樣是不真實的，因爲康曉光還沒有資格與“權威主義”在談判基礎上達成妥協，因此更真實的判斷應該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康曉光渴望權威主義政治使用”。康曉光代表了災民社會的知識份子在權力面前跳脫衣舞傳統的當代形式。恐懼和利欲熏心是他“妥協”的真正根源，這種妥協在後江時代已經開始尋找新的出路，康正打算用李思怡抹去“合作主義”的“歷史污點”，以便同“胡溫新政”與時俱進。隨著江澤民的退出，我們已經看到，中國體制內的知識份子正在從上海灘悄悄遷移，站在中南海新主人不遠處賣弄風騷。希望李思怡案真能拯救這些機會主義的靈魂。

──轉自《北京之春》11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