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日訊】黃仁宇寫過一本《萬曆十五年》，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提出了所謂的“大歷史”的觀點，重新解釋了中國的皇權制度歷史。隨著江澤民在十六屆四中全會辭去軍委主席一職，他被認爲已經交出了全部權力，按照中共更新換代的慣例，一個江澤民的舊時代結束，一個胡錦濤的新時代將要開始，那麽，江澤民佔據中南海舞臺中心十五年的中國大陸究竟是一個什麽時代呢？後人也許會寫一部《江澤民十五年》。
一，政治戲子的“戲子政治時代”
毫無疑問，過去十五年是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一個歷史時期，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冷戰結束、全球化和恐怖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中國在六四後堅守共産主義意識形態、資本主義血腥的原始積累導致了社會矛盾的空前加劇，執政黨以“三個代表”的名義抗拒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並企圖使其壓迫人民的集權專制“合法化”，事實上恰恰陷入了執政以來最大的合法性危機……
過去十五年，理應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但是江澤民的執政軌迹已經非常清晰的表明：他以其賣弄“開明”的拙劣表演，與國際社會的進步力量虛與逶蛇——以經濟上的繼續開放爲政治上的更加僵化尋找依讬——他是延續了中共的集權專制的統治，但大前提是逆整個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而動——一直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
以社會政治的角度來觀察，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中囯共產黨統治的人治本質並沒有改變。儘管江澤民沒有毛、鄧的才略，但暴戾天下、魚肉百姓之心卻是一點也不少的：無論是殘酷鎮壓法輪功弄得天怒人怨，還是一意孤行建國家大劇院爲千夫所指；無論是出讓大片疆土給俄羅斯坐實了千古罪人，還是文攻武嚇逼迫臺灣人民與大陸統一的目標漸行漸遠……
常言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儘管江澤民把自己的畫像與毛澤東、鄧小平的挂在一起，然而這並無助於他確立自己所期待的歷史地位。與同時代國際舞臺上的政治家比，顯然他不及俄羅斯的前總統葉利欽，及現任總統普金比，人家已經完成了轉型，領導國家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與同文同種的臺灣前總統李登輝和現任總統陳水扁比，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也不能相提並論，且一直被人家牽著鼻子走；與同爲上海發迹的前總理朱鎔基比，如果他也在十六大上早退兩年，豈不名利雙收，何苦現今要背一個“江郎才盡”惡名。無論是爲政還是爲人，江氏乃一俗不可耐的庸人也。
江澤民賣弄的個性非常突出，在中共高層列屆領導人中可算一個異數，吹拉彈唱、跳舞題字，其不顧場合的作秀嗜好：他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的鏡頭、他聲嘶力竭訓斥香港記者的畫面……在國內外政治舞臺上的醜態更是不勝枚舉，他爲此贏得了“戲子”的美名。而他在本質上沒有政治信念，得志倡狂、見風使舵、剛愎自用的執政風格，也活脫脫成了中南海的頭牌“政治戲子”。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講大話、講套話、講假話、講洋話的“四化幹部”大行其道。
江澤民當道這十五年，“無產階級先鋒隊”對資本家敞開大門、公有製成爲中共官僚特權階級“私有化”的囊中物……他把中共的政治荒謬發展到了一種極致，近乎回光返照，一切都被扭曲變形，將他的那個時代稱作“戲子政治”時代，也許是合適的。“戲子”在這裏既是世人對江澤民的蔑視，也是對中共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蔑視。由此，中共集權專制權威道貌岸然的神秘性，喪失殆盡，這架專政機器終於暴露出“大廈將傾”的本來面目，這一點江澤民確實功不可沒。
如果說過去十五年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候，有人把建立市場經濟、加入WTO，中國成爲新崛起的經濟強國等等，申辦奧運會成功等，都看作他對那個時代的貢獻，……那麽，請千萬不能忽略：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時期，中國的傳統文化、道德遭到破壞最嚴重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共統治權威陷入低谷的時期……這幾乎是一種將整個國家綁爲“人質”的毀滅性代價。
江澤民上臺之初，一些善於擡轎子的禦用文人曾經吹捧說：毛澤東是靠“指示”治國，鄧小平是靠“政策”治國，江澤民是要靠法律治國。甚至肉麻至極的頌揚所謂的“江澤民變法”。江澤民自己也恬不知恥地吹噓要“以德治國”。現在江澤民到了蓋棺定論的時候，普天之下恐怕沒有人會說過去十五年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德治”時代，也不是一個“法治時代”，而道德淪喪、世風頹敗的社會現實，倒更像是一個怨聲載道的“無德亂法”時代。
二，中共權力更替“機制”依然無序
儘管中共的宣傳機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把這次會議的焦點對準了“加強中囯共產黨執政能力的建設”，但是海內外的觀察評論卻始終聚焦在江澤民是否交出軍權的問題上。現在，會議結果已經證實：前一個中國官方營造的焦點是“虛擬”的，後一個民間關注的問題卻是實實在在的，套用一句中共的政治術語：這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國大陸社會目前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然而在現今的社會政治機制中，這些問題再大都大不過中南海最高權力的交接，而問題的有效解決需要進行根本的政治體制改革，唯有等待中南海當權者鞏固了自己的權位才有可能邁出這一步，但第四代領導人要確立“核心”地位的前提是江澤民交出軍權、徹底離開“太上皇”的寶座，……這裏面的前因後果和邏輯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這樣性命攸關的問題胡錦濤不可能不心知肚明，但是從事前並未見諸四中全會的議程的情況來看，對江澤民交軍權雖然胡錦濤是心向往之，但似乎還不具備足夠的實力和自信與江澤民貿然攤派，至少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他對江澤民交出軍權沒有決勝的把握，所以他不得不避實就虛，去高調加宣示強執政能力建設。
再從四中全會前夕上海幫在宏觀調控等一系列政策上公然與中央叫板，氣氛異常囂張，江澤民也赤膊上陣，從幕後跳到台前來“搶鏡頭”，在台海關係、香港事務和外交等重要策等方面異乎尋常的指手畫腳，奔走于大江南北。江澤民和上海幫當然清楚胡錦濤最想要什麽，他們擺出一幅全面挑戰的架勢，其實是“佯攻實守”，醉翁之意就是不情願讓胡錦濤心想事成，至少也要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這過程中，中共現有的權力架構中並沒有一種機制：可以保障其權力鬥爭在良性的程式軌道上進行，甚至可以引發出一種政治文明、社會進步的動力，全然沒有！文革後鄧小平雖然提出過廢除終身制，結果是葉公好龍，政治改革沒有跟進，使之缺少明確的法律保障，事實上的終身制和權力更替的無序化，一直在繼續爲害中南海的政局，他們更多的是在揣測對方的用意、在桌子底下使絆、背地裏做小動作，把自己的真實意圖“放料”給海外新聞媒體——這也是民間輿論關注的焦點更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一個重要因素。
儘管中共執政已經到第四代了，但是這種“宮廷政治文化”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其權力更替依然沒有程式章法，還是要靠政變和變相的“政變”來完成。鄧小平以批“兩個凡是”取代華國鋒是如此，江澤民在“六四”軍事政變中上臺更是如此。按中共正常的“程式”，江澤民理應在十六大全面交權，或者要做到到十七大任期屆滿，如今他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中途下馬”，而在中共中央的全會公報中，甚至連他辭去軍委主席的理由都沒有交代，可見中南海並沒有跳出這種惡性循環。
十六屆四中全會最大的意義是揭示了胡錦濤、江澤民權力鬥爭結果，從新舊更替的角度看，這對於延續中共執政當然有其重要意義，但如果就此得出結論：“中共權力交接制度化”或“中共高層權力交接制度得以確立和深化”，似乎缺少應有的事實依據，太過於一廂情願。這些說法如果能夠成立，這次最高權力交接將成爲一種制度模式，難道就意味著未來胡錦濤交班的時候，也可以仿效江澤民再多任兩年軍委主席？真要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對中共和中國都不見得是好消息。
有評論稱四中全會標誌著“自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最順利的權利過渡”，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達成這種“順利”過渡的主要因素不是中共的政治制度和所謂的“慣例”，恰恰是人的因素起了關鍵作用，一方面是胡錦濤謹小慎微、忍辱負重、以退爲進、委曲求全的那一套權術已經達致爐火純青的境界；另一方面是江澤民的政治權威和實力亦與前兩代中共強人不能同日而語。儘管這一“順利”過渡拖了兩年多的時間，其偶然性已是不爭的事實，它遠遠沒有上升至政治程式的制度建設，……當然中南海第四代領導人若能抓住這個契機，在政治改革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比如修訂法律：明確國家主席爲三軍統帥、明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任期限制、明確中南海最高權力更疊的程式，等等，自然又另當別論了。
三，江澤民之後的上海幫
江澤民在1989年入主中南海之前，是上海的“父母官”，即當過上海市長，也是在上海市委書記任上被選拔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江澤民對自己的語言天才自視甚高，他不僅能在國事活動中表演自如地講英語、俄語等多種外國語言，而且也能在出巡各地時講許多“三腳貓”中國地方方言，上海話可以說是他的常用語之一。
其實，江澤民並非出生在上海的上海本地人，他的出生在離上海不遠的揚州，雖然揚州是江南魚米之鄉，也是天下出美女的地方，但說來也怪，上海人對外地人的歧視和偏見，在揚州人身上表現得最爲突出，這可能因爲揚州人到上海灘跑碼頭，大多是以拉黃包車、澡堂、修鞋、碼頭搬運之類的苦力謀生，“揚州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社會底層的符號，即便當了上海父母官的江澤民也難倖免，尤其是他那口帶有揚州腔調的上海話，一直是上海人嘲諷的談資，而且因爲他姓名中前兩個字都是水字偏旁，所以他又有了兩個綽號：“三點水”和“十三點”，尤其是後一個綽號，這在上海人的罵人語言中，相當不雅，可以名列最高級了。
與上海老百姓不同，上海的地方官僚對江澤民要恭敬多了，尤其是江澤民進入中南海，朱鎔基也離開上海之後，黃菊、陳至立、陳良宇、龔學平等一衆貪官汙吏，便把江澤民奉若神明，公然結黨營私，文革後期夭折的以上海爲大本營的“四人幫”，儼然又死灰復燃，自稱不知中南海水之深淺的江澤民，在其心腹、也是自上海進京的曾慶紅的運籌帷幄之下，成了上海幫的總後台，從此打擊廣東幫、顛覆北京幫、挫敗楊家將，……江澤民與上海幫從互相利用，漸漸融爲一體，在有些方面江澤民甚至比上海人還要上海人。
上海也從江澤民這裏得到了可觀的回報，在江澤民當道這十多年，上海是出產中共高級官員最多的地方，不但是現今政治局和常委中講上海話的人比列激增（有一個政治笑話說，李鵬參加完政治局會議被老婆問及會議內容，李鵬說不知道，因爲人家講得都是上海話），而且在部委省市一級的大員中與上海有淵源的官員的比例前所未有的增加，難怪有人把江澤民上海幫當道的中國大陸，乾脆就叫做“上海人的天下”。
與此同時，以浦東開放爲由頭，過去十幾年中整個中國的經濟優惠政策一直向上海傾斜，上海集中消耗了全國的主要資源——事實上成爲了剝削全國其他地區資源和勞動力的大吸盤，上海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差別人爲的被擴大，在鄧小平“共同富裕”的目標成爲泡影的同時，上海出現了聚斂暴富的黃菊家族、陳良宇家族、江澤民家族、曾慶紅家族等史無前例的特權利益集團，歷史上國民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與之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了。
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既現代工業的搖籃、開放文化領導風氣的重鎮，也是中共誕生之地、出產四人幫和上海幫的地方，特別是在中共建政以後，或許由於計劃經濟及一元化政治影響，上海地方官員和來自上海的官員的“極左”表現，一代更比一代強，這在中共黨內外也是出了名的，從柯慶施、四人幫，到江澤民上海幫，都證明瞭這一點。這裏僅舉幾例：——林昭，這位反對中共集權專制的傑出自由戰士，是柯慶施任內被捕治罪、文革期間被秘密槍殺與上海的提籃橋監獄；——王申酉，這位反對四人幫的青年思想家，恰恰是在四人幫倒臺以後，被上海當局以“反革命”的罪名下令槍殺的；——鄭恩寵，這維護上海拆遷戶居民合法權益的民權律師，因爲揭露上海富豪周正毅與政府官員勾結徇私枉法，被判刑關進了監獄；周正毅的案子卻受到上海當局的保護被從輕發落……到北京上訪的民衆被送去強迫勞動教養……
“極左”的思維方式和行爲模式，在上海有堅實的基礎，或者講它就是上海幫的思維模式和行爲方式，江澤民的發迹也得益於此。如今，江澤民終於下臺謝幕了，上海幫失去了最大的保護傘，上海幫號令天下、叱吒風雲的日子也將隨之結束，上海肯定會有新的變化，但是既得利益者不會拱手相讓，他們甚至會狗急跳牆，四中全會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公然挑戰中南海的宏觀調控政策是表現之一；象當年槍殺王申酉那樣，則是另一種表現，上海的民運志士和自由知識份子，要十分警惕黎明前的黑暗。
江澤民雖然下臺了，但上海幫還沒有完蛋。前些年，黃菊、陳良宇就在上海爲江澤民修建了退休後使用的行宮，這對於江澤民之後的上海幫是一種什麽寓意呢？上海是他們苦心經營的“土圍子”，其本質決定了他們一定要作最後的掙紮，對民主人士的進行超常的迫害與鎮壓，對社會資源的超常掠奪，往往會成爲他們與新主子討價還價的方式，不過他們中也許有人已經意識到，要避免當年北京幫陳希同的下場，夾緊尾巴應該是一個現實的生存之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嗎！
上海幫在江澤民當道時期的不可一世的風光已經不再，甚至會出現樹倒猢猻散的效應，但是作爲一種政治力量它之被中南海新主子收編、乃至消解重組，還要有一個相當的過程，甚至也不能排除出現反復，或者在分崩離析的局面到來之際，宣佈“起義”。不要忘記，四人幫出事的時候，上海民兵就曾被發槍支彈藥，離正式起義就只差一步而已。
四，江澤民的政治“遺産”
與中共前任領導人相比較，江澤民沒有了毛澤東“天翻地覆”的氣概，沒有鄧小平三起三落的厲練，沒有華國鋒爲人的厚道純樸，沒有胡耀邦對人民的那種赤膽忠心，更沒有趙紫陽順應時代潮流的擔當。江澤民的經歷可以用平淡無奇來形容，生性平庸，好無政績，他當政以來，“活”到謝幕實屬僥倖，儘管他有著中國政治家最忌諱的毛病——輕浮的買弄做秀；但是他在政治上的保守僵硬和人權上的大開倒車，一直是“兩手硬”的，所以也被人稱作是以停滯聞名的“勃烈日涅夫時代”中國版。
常言道，雁過留毛，人過留名。江澤民也難免俗，雖然他每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但卻一直記挂著自己的聲名遠播和歷史地位，且不說他舞文弄墨到處題字，就看他一會兒提出一會兒要“三講”，一會兒又是“三個代表”，一會兒又是“以德治國”，一會兒又是“制度創新”……顯然都是處心積慮爲自己豎碑立傳的舉措，但是這些東西要想作爲政治遺産傳給後任，看來是難以如願的。
中國大陸社會上流行著一種說法：以毛澤東爲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是“開天闢地”，以鄧小平爲首的第二代領導人是“震天動地”，以江澤民爲“核心”的第三代領導只是“談天說地”。前些年他的交大同學在新年聚會時，曾向他諫言要“改天換地”——要進行政治改革！江聞言色變，謂你們不瞭解情況，中國絕不能實行西方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中國現在實行的政治制度是適合我們國情的最好的制度。同學者爲之愕然。有不少人往往容易被各種假像所迷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江澤民的這種本質，甚至在有人揭穿江澤民的虛假“開明”以後，也仍會有人替他開脫“圓場”，說江澤民是要想政治改革以法治國的，只是限於中國的具體國情，現在還無法“一步到位”，要給他時間……云云。實踐證明，此乃一廂情願！
難道江澤民“苦心經營”這十五年，竟然什麽政治遺産都沒有留下？這樣說也許冤枉了他。一九九九年七月，他在全國上下發動的“揭批法輪功”運動，不但使得中國大陸社會中人民與政府的矛盾更加對立，把整個執政黨和全國人民拖進了一場看不到盡頭的危機之中，而且也使得中共在國際上進一步名聲狼藉；就是在中南海統治集團內部，即便談不上衆叛親離，也已經種下了分裂的禍根。與法輪功的聖戰，已經使得整個中國再一次瀕臨文革浩劫的邊緣。
在中共政壇江澤民苦心經營了十五年，其遺毒亦非短時間內掃除乾淨的，更何況他人還在，上海幫也心不死，政治戲子江澤民的“戲子政治”恐怕不會就此銷聲匿迹。更危險的是，因爲他拒絕政治改革，固守集權專制的政治模式，中南海的行爲和中國的發展模式變得越來越像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了。這或許就是江澤民留下的政治遺産。
誠如一位大陸學者所言：毛澤東一生叱吒風雲，最後留下的政治遺産只是文革十年浩劫；鄧小平一世英明，留下的政治遺産僅是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六四事件”；江澤民下臺之後，可能別的什麽都沒有留下，只留下對法輪功瘋狂鎮壓的歷史包袱。以封殺《世界經濟導報》起家的江澤民，是在與法輪功的較量中走進歷史。如今，江澤民在中南海舞臺中心的位置雖然已經被別人取代了，但是他對中國和人類的禍害還沒有結束，是中共乃至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將爲此買單。
──轉自《北京之春》11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