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8日訊】中共自1949年奪取政權以來，而今已界五十五年整。從人的一生來講，也就是已過知天命的年齡，即將步入老年。假如你不幸生於1949年，那麼，你今年已經五十五歲週歲了。經過長達五十五年的專制統治，中國的老百姓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所謂「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中」其實並不是一件幸運的事，而最不幸的則是與共和國同齡的人。

中共統治中國五十五年來對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僅僅因政治運動而遭到迫害的民眾就達數百萬之眾。三反五反，反右運動，四清運動，文革浩劫，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清查五類人，鎮壓西單牆運動，六四鎮壓，鎮壓法輪功等，每此政治運動都造成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及其家人遭受迫害和牽連。而因政策失誤而造成的生命財產和國民經濟損失，以及對自然資源和傳統文化的破壞更是無法永遠彌補。筆者在此並不打算全面清算中共的罪行，那是史學家們的事情，或者更準確一點說是全體國民需要長期去做的事情，非一時半刻所能就。本文僅僅從中共過去五十五年來進行全面新聞封鎖和剝奪人民的知情權的角度來探討中共的罪行。

如果我們說中共是中國歷史上對言論管制最嚴厲的政權，大概不會有人反對。即便是秦始皇統治時期，也無法與中共相提並論。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秦始皇算甚麼，所謂焚書坑儒不過就是燒了幾本古書，殺了六百多儒生而億。我們要對反動的知識進行全面鎮壓，將所有舊文化的產物都摧毀，將所有的反動文人都要徹底鎮壓。他不僅是說說而已，而是實實在在這樣做了。經過中共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後，中國大地上幾乎再也找不到文明古國的痕跡，除了過去的皇帝居住地如今被中共領導人所佔的中南海等地外，其他古蹟幾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地破壞。而國民黨時代的所有民辦報紙，要麼被當局所控制，要麼被查封。眾所周知，在被中共稱為舊社會的中華民國時期，甚至清朝末年，民間就允許辦報。中華民國成立後，全國民辦報刊達五百餘家之多。即便是在國民黨清共後，中共的機關報等都能照樣公開發行。中華民國曾制定了新聞法，而且基本上是依法辦事的。可是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不僅所有的民間報刊遭到封殺了，連帶新聞法也給廢除了。按照中共前領導人陳雲的說法，國民黨因為有一部保障新聞自由的法律，所以常被我們鑽空子，結果他們的江山都丟了，我們要吸取他們的教訓，不能讓任何人利用新聞法做擋箭牌來對付我們，我們沒有新聞法，因此我們可以無法無天，我們想怎麼對付他們都可以。——這就是新聞法千呼萬呼不出台的根本原因。

中國不僅沒有用來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新聞法，而且壓根兒就不讓公民有任何公開發表言論的權利。任何文章的發表，都必須經過中宣部有關部門的審查。因此，我們讀到的文章都是經過過濾的與中共觀點永遠一致的言論，或者是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的歌功頌德式的文章。我們無論是打開電視還是翻開報紙，每天看到的國內新聞都是三大類：一是中央領導人會見外賓（文革時的電影記錄片都是這類東西，小時候還以為記錄片只能拍這類東西呢）；二是領導幹部召開各種會議，或傳達會議精神；三是各地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每天少不了會建成一坐橋樑或公路鐵路輸油管甚麼的；至於國際新聞方面，則不外乎是各地與中國的友好經貿往來，對中國的稱讚，及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民主國家發生遊行示威暴力衝突經濟危機，或權力鬥爭國會打架等，總之，世界一片黑暗，風景這邊獨好。而報紙的新聞報導也好，評論也好，其文風與用詞可以說是五十五年保持不變。任何文章都能聞到一古奇臭的黨八股味：高舉，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開創社會主義新局面，勝利召開，形勢一片大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與時俱進，繼往開來，發揚革命傳統，提高思想覺悟，進行思想教育，偉大、光榮、正確、爭取更大的勝利，偉大成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堅決擁護黨中央的領導，三講，五講，三要三不要，五要五不要，江八點，胡N點……。我們每天都到這些同樣內容的不知所云的陳詞濫調，被強行灌輸同樣的觀點，久而久之，我們的大腦就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放棄思考與疑問，成為標準的被洗腦的人。因為思考也是徒勞，思考就等於政治立場不堅定或思想反動，更有甚者還可能給自己招來殺身之禍（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等都是因思考而招致殺身之禍）。久而久之，全中國十幾億人就像在用一個大腦思考問題，所有的人只有一種思想，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論述及胡錦濤XX（還有待中共給胡錦濤的東西起個名字，不過不會太容易，因為好的名字都快用完了）。於光遠曾說，當代中國出不了哲學家，真是一針見血。在缺乏思想自由與學術自由的中國，不僅出不了思想家，就連科學家也只能永遠是二流貨色。所謂二流就是永遠只能學人家，而缺乏創造性。無怪乎中國到現在還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現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好像中國人只有離開中國才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更準確地說，是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的悲哀。

最可怕的是，由於不允許民間辦報和不同聲音的存在，民眾習慣了聽同一個聲音，因此對於不同的聲音反而會感到害怕與不安，甚至自覺不自覺地予以牴觸。比如，當我們批評政府的某些作法或某項政策時，有些人就會作出這樣的反映：他們認為我們這樣跟政府唱反調不利於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這些人完全不明白，正是因為太少的人跟政府唱反調，才導致中共在過去五十五年裡犯下了無數擁有新聞自由的國度裡不可能發生的錯誤，如文革，大躍進，六四大屠殺，鎮壓法輪功和其他氣功修煉團體等。他們不知道，公共辯論與多元化言論正是一個社會趨向理性化的最根本保障。

如果說過去五十五年來中共僅僅封鎖了新聞和剝奪了人民的知情權，問題還不至於嚴重到今天這樣的地步。中共在輿論控制方面犯下的最嚴重的罪行是常常肆意歪曲事實真相，有意誤到民眾，讓民眾處於一種狂熱非理性的狀態。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做法就是，中共無數次將歷史照片通過技術處理加以篡改。比如，當年毛澤東為了發動全國人民批判他的對手劉少奇而製造了大量莫須有的罪名，同時，劉少奇的照片一夜之間就從所有的媒體上消失了。經過文革的朋友大概都還記得那張周恩來訪問蘇聯歸來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前往機場迎接的照片。最初的照片中是有劉少奇的，可是我們從小看到的照片卻只有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三人。再比如，明明是使用最和平的手段的八九民運，到最後硬被說成是反革命暴亂，而參與組織這場運動的學生與市民就被描繪成了青面獠牙的暴徒。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我小時候，中國少年報有一個我最喜歡的欄目，叫「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糟」。裡面每天刊登一個歌頌社會主義好的故事和一個揭露資本主義糟的故事。這個欄目我每天必讀，因此我從小就認為我國人民是世界上生活最幸福的，我們的社會是最美好的。我深深同情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的不幸。可是突然有一天，我發現只要有條件的，都想法設法投向資本主義懷抱。一時間出國成了最令人羨慕的事，而這些人恰恰是當時國內生活得最好得一群人。他們中的多數要麼是高干子弟，要麼是大城市的居民，要麼是名牌大學的學生。對此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件事對我的衝擊太大了，從此以後我不再相信政府的說辭，甚至開始蔑視這個政權。我相信，所有的中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衝擊和彷徨。

中共這種有意彎曲事實真相，誤導民眾的行徑，說輕一點是誤人子弟，說重一點簡直是禍國殃民。對人民隱瞞真相，誤導民眾，就是對人民的犯罪。這樣的事情只要有一件發生在有新聞自由的民主國家，這個政府的信譽就會蕩然無存，而且當事人一定會受到追究。可是，在我們國家，這樣的事情無時不刻不在發生。從大躍進時的畝產三十萬斤，到六四鎮壓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無一不是公然撒謊；從唐山大地震的死亡數字到中越戰爭的死亡人數，無一不是刻意隱瞞；國人竟遭到如此愚弄長達半個世紀，乃我民族之大不幸也。

中共在輿論宣傳方面犯下的另一個嚴重罪行是對人民進行洗腦。這種洗腦的結果，一方面使人的心智無法正常發展，從而失去對日常事務最基本的判斷力；另一方面使人的本性遭到扭曲，最終放棄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這也是今天整個社會道德水準全面下墜，民眾普遍缺乏社會責任感和愛心的根源所在。比如，中共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都將仁愛等傳統美德說成是封建思想或小資產階級思想，將行俠仗義主持公道說成是個人英雄主義，將信守諾言說成是江湖義氣，將知識說成反動等，也就是說將一切白的說成黑的；如今則是每天製造仇外情緒，將美國日本等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現代文明國家製造成中國人民的敵人（美國占中國外資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國的稅收有五分之一來自外資），號召全面共討之；同時，將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罪惡纍纍的仇視美國的暴君如薩達姆、米羅克維奇、金正日、卡斯諾等說成是民族英雄，正義化身。我每每看到我們的青年同胞對美國和日本展開口誅筆伐時，心裏就很難過；因為他們仇恨的現代文明價值，最後受傷害的只會是自己。那些整天在媒體散步仇恨評論的知識份子，不僅有愧於他們所學到的知識，而且還扮演了誤人子弟的罪人。要想恢復國人的道德意識，唯有從開放輿論和保障言論自由入手，讓國人逐級從封閉與偏見中解放出來。否則，中共因為對人民進行洗腦而造成的危害，將禍及子孫萬代。

能否公開發表見解和行駛言論自由權，是反映一個社會保護和尊重所有其他人權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令人十分遺憾的是，我國是世界上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更為糟糕的是，我國的法院在開庭審判這些記者時，常常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外界的旁聽和監督，完全處於一種黑箱作業的狀態，整個司法過程毫無公正公開可言。基於以上的原因，過去幾年我國都被保護記者協會和記者無疆界組織同時列為新聞自由度最低的國家之一。

我們知道，所有地區和國家，無論實行何種制度，都可能發生侵犯言論自由權的行為。但是，民主機構雖然不能防止隨時會發生的侵犯言論自由權的行為，卻可以為保護這一權利提供保障，並為行使這一權利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言論自由權不僅受益於民主環境，而且還有助於甚至促成有效民主制度的產生和存在。要想拯救中國於重重危機之中，要想盡早結束中國一黨專制的落後局面，早日實現民主化，當務之急是發起一場衝破新聞封鎖，要求新聞自由的全民運動。等到那一天，我們不再需要爬上某個等級才能看到像大參考一類相對比較真實的新聞，等到那一天，所有的出版物不再分成內部發行與公開發行等，等到有一天，我們的手裡有了自己的發言工具並能真正自由地發出我們的心聲時，我們的事業才有希望，我們的國家才有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開放和民主的社會。

（轉載自《公民議政》；www.chinesecitizen.org）(//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