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5日訊】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讀到第一本完整的個人回憶錄，而且這樣真實生動，把人帶到了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的那個瘋狂的年代。我原來曾想，文化大革命是無法如實描述的，因為那一切太離譜，太不正常了，真實的不正常有可能成為漫畫，使人感到荒誕。然而，讀了魯禮安的這本書，我改變了看法。也許因為我是過來人，而且曾參與過有關活動，所以讀時如同回到了當年，一切都重現眼前，感到真實而親切。這種真實感來自作者的真誠，他不加矯飾地把當年那種無限崇拜、無限忠誠照原樣再現出來了。說幼稚也好，說愚昧也好，或者乾脆說奴性也好，當年確實就是那樣──魯禮安給了我們一塊“文革”的活化石。

“十年文革”並不是一段統一完整的歷史，其間有許多矛盾和反覆。總的說來，那是一場奪權鬥爭，但上層與下層並不一致：上層是爭奪領導權，即特權；下層則是爭取生存權，即人權。一開始的近半年時間裡，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權的“紅五類”製造“紅色恐怖”的時期。中間不到兩年時間，是多年來受壓的□大弱勢群體為保護自己不受迫害，並進而起來爭取生存權的時期，也就是造反派起來造反的時期。這中間，毛澤東鼓動人們造反的目的與人們自身的訴求並不一致。 1969年以後，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層繼續進行權力鬥爭並聯手鎮壓造反派的時期。

說來可憐，造反派活動的時間不過兩年，而他們的頭頭和主要骨幹都受到了嚴厲懲處，且被後人說成是“文革”中所有暴行的製造者。這實在是冤枉，因為那些暴行和血案，主要發生在前後兩個階段，即一開始的“紅色恐怖”中和後來的“清隊”等有組織、有領導的鎮壓行動中。造反派當然也有暴行，但他們遠沒有保守派那樣有恃無恐，在軍隊和各級政權的支持下大膽地“採取革命行動”。魯禮安的獨特之處，在於他自始至終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號稱“敢死隊”，實際上他一直沉浸在邏輯和激情之中，所進行的是思想理論上的戰鬥。他那種理想主義傾向，他的辯才和勇氣，吸引了許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裡議論他，稱讚他，因為我們從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

在“文革”中，1957年的右派同情並支持造反派，這是普遍現象。我和我周圍的幾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發派一邊，其中知名人物有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詩人白樺、王採、秦敢，翻譯家章其，著名法學家韓德培，還有此間的著名記者趙□、劉若等等。這些人大都在運動一開始就受到了猛烈衝擊，是造反派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們才得以解脫，成為游離於鬥爭旋渦邊緣的“死老虎”。造反派對待我們這些人的態度也遠比保守派溫和。當時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成員的有些講話，如批判血統論，說十七年也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右派摘掉帽子也是群眾等等，這些說法都在我們心裡引起了一絲希望，以為中央可能會重新審視以往的運動。當然很快就發現，這是錯覺，是一廂情願。

事實上，當時我們都已成為俎上之肉，隨時隨地任人侮辱摧殘，是爭取生存權和對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動。最突出的是公開站出來造反的詩人白樺，因為他是現役軍人，保守派奈何他不得。1967年夏天，白樺常常出現在大字報欄前和一些群眾活動場所。在“百萬雄師”圍攻造反派的武鬥現場，他一個人面對大批暴徒，與之辯論，營救被圍困的造反派學生。他的組詩《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眾那種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的意願和激情。這些詩被抄成大字報貼遍武漢三鎮，傳頌一時，膾炙人口。這些詩印成小冊子以後，他親自在街上散發。一次我遇見他，向他索取，他答應過幾天給我。幾天以後，他到文聯大院來，把詩集送給我和徐遲、姚雪垠。徐遲對這些詩評價很高，他伸出拇指說：“全國文藝界頭一份！”

連老作家姚雪垠也並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隱蔽的方式表示對造反派的支持。1967年春天，造反派被鎮壓，軍區發布《三□二一通告》，取締工人造反組織，把學生從《長江日報》的紅旗大樓趕走。一時間，武漢三鎮一片沉寂。對此，姚雪垠懷著悲憤的心情，一連寫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詩，並加了一個小序，油印成小冊子，偷偷散發出去。小序稱：“三□二一”以後，紅旗大樓前人跡寥寥，大字報全被撕毀，紙屑飛揚，一片淒涼。他於無意間發現海關大樓旁有一組小字報，直行書寫，雖已殘破，尚可辨認，竟是一組七言律詩，而且格律謹嚴，對仗工穩，因而不忍任其湮沒，擇可識者抄下雲雲。記得第一首裡有一聯是“武漢關前月色冷，鐘聲寂奏東方紅”。中間有一首把這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稱為“新馬日”，就是把軍區鎮壓造反派比做1927年湖南長沙的“馬日事變”──軍閥何健鎮壓革命的工農群眾。於此可以看出我們這些人當時的思想感情□向。

像這樣暗地裡支持和幫助造反派的人很多，魯禮安提到的造反派小報《五千里狂瀾》，他稱讚的報頭五個氣勢磅礡的大字，也是右派寫的，此人就是武漢歌舞劇院的音樂家王同善。我自己也參加過一些活動，幫助他們辦過小報，還參加過“鋼工總文藝分團”的活動，這個組織的頭頭王振武和魯禮安有交往，思想觀點接近“北斗星學會”和“決派”。

當年有一種說法，說右派“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資本主義復辟。不知道這話是毛澤東還是康生說的，反正一樣，他們二人至死都是一致的。這話並沒有錯，他們所說的“資本主義復辟”無非是講民主、自由、人權，而這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所追求所夢想的。我和我的朋友們注意並讚賞魯禮安和他的《揚子江評論》、《北斗星學會宣言》等，是發現他們抓住了當代中國的兩個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正是 1957年“鳴放”中的關鍵問題，這就是實行民主和解放農民。

當年在武漢大學的大字報欄上就有這樣的醒目大標題：“爭民主，爭人權！”、“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魯禮安他們呼喚巴黎公社原則，關心農民的現實處境，把這兩個問題聯繫起來了。巴黎公社原則就是徹底改變政權性質，實行直接民主；在中國，最需要這種變革的，就是壓在最底層的最廣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當時對於他們的這些思想和主張，我和我的朋友們是讚賞和佩服的。但同時又為他們擔心，感到他們已闖入了禁區。他們不知道，我們當年就是在這些問題上犯禁而罹難的。因為這個問題是毛澤東所最忌諱的，作為幾億農民的皇帝，他不允許任何人代表農民說話，更不允許給農民以自由。

就像馬克思所說，他要保持農民那種“一袋馬玲薯”式的生存狀態；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過是把麻袋變大些罷了。他不許 “走資派”在農村搞“三自一包”，是擔心農民衝破麻袋在地上生根發展，變成社會公民，危及他的皇權。魯禮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只可以說說而不可以去做的，他的主張不但觸犯了皇帝，也為各級官員所不容。當時，姚雪垠就看出了這一點，說他的思想很危險，會吃大虧的，要我千萬不要介入他們的活動。當時，我們這些人既同情、讚賞魯禮安，又為他的命運擔心，如前所述，因為我們從他身上看到了我們當年的影子。

白樺的那本《迎著鐵矛散發的傳單》裡有一首詩，就是表現這種心情的，裡面有這樣的詩句：“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那時的戰友/就像今天的你們”。下面他描繪了在戰場上與國民黨軍隊拼殺的場景，但在我心裡、在我眼前，出現的卻是1957年“大鳴大放”中的情景。和別的右派說到這一點，都有同感。我沒有問過白樺，但確信他也會同我一樣，心裡想到的是1957年為民主而進行的鬥爭，筆下卻只能這樣寫。1957年的我們和1967年的魯禮安們，不是都像毛澤東所描繪的那樣，“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誰又曾料到後來的“風雲突變”呢？1971年林彪事件以前，我對毛澤東有懷疑、有不滿，但還沒有看清楚，是《571工程紀要》起到了啟蒙作用，好像對我猛擊一掌，使我突然清醒過來，開始認識毛澤東的真面目。

十幾年以後，當我再見到魯禮安的時候，，我已年過半百，他的青春也已逝去，成了中年人。那是在一次美學講座課的中途休息時間，他來聽課，並向我提出聖經與文學的關係問題。回來後，我向朋友們談到他的情況，都不盛感慨也非常同情。──可誰又想得到，歷史好像在兜圈子，幾年以後，我們和他們，魯禮安們，又同時在心裡產生了“我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的感喟！

那是1989年5月，在武漢召開全國首屆胡風思想學術討論會，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傳來了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絕食的消息。於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轉向了北京，聽廣播、看電視，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大家興奮激動，議論紛紛，有人擔心，有人懷疑，絕大多數人是歡欣鼓舞的，因為這是專制制度之下不可能發生而民主社會裡常見的正常社會現象──也許，中國社會從此將走上健康的民主發展的大道。正是出於這樣的心願，我和許多人都在文化界支持北京學生的聲明上籤了字。其中有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胡風分子，有像我這樣參加過四十年代末的學生運動的右派，也有“文革”中造過反的的中年人。面對電視畫面上那滾滾的民主浪潮，燃燒的青春火燄，那熱孰盪而又秩序井然的動人景象，自然都會在內心裡產生感應，聯想起過往的歲月──“我也有過這樣的青春”……

我不知道當時魯禮安在哪裡，處境如何，但我相信他也會有同感。因為發生在上世紀下半期的這三次重大歷史事件──1957年的“鳴放”、1967年的“造反”、1989年的“風波”，其間盡管有許多不同，但在反專制、反特權，爭民主、爭人權這一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是前後呼應的，或者說，這是三次被切斷了的民主運動。

1957年的“鳴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當時提出的問題既深且廣，遠超過以後的兩次。特別是儲安平的“黨天下”，真是一針見血，一語道破了中國現實的本質，揭示出中國社會各種痼疾的真正症結所在。三十年後的89民運，所提出的基本訴求雖然並未超過當年的“鳴放”，但目標明確集中，都是有可操作性的現實問題，更富有實踐意義，而且聲勢浩大，影響深遠。時至今日，這兩次民主運動的性質和意義已經為歷史所肯定，稍有良知的人也都明白了事實真相，“擴大化”、“動亂”之說也早已無人理會了。

現在的問題是，對於夾在這中間的“文革”中的造反運動，對於參加那場運動的魯禮安們，今天究竟應該怎麼看？我認為，“文革”中那場造反運動與前後兩次民主運動的不同是很明顯的，一是性質不同，二是思想資源不同。表面看來，“鳴放”與“造反”都是“響應號召”，都是中了毛澤東的“陽謀”。但二者有重要區別：右派是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和主張而為毛所不容，才“因勢利導，聚而殲之”的。造反派則不同，他們對毛無限崇拜、無限忠誠，是被愚弄、利用之後又被拋棄的犧牲品。1957年的那場鬥爭確實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在野的知識階級與掌了權的阿Q之間、五四新文化傳統與遊民造反傳統之間的鬥爭。1967–68年的造反運動則比較複雜，即是那次內訌中的一次反覆，又是受壓群眾的一次自發抗爭。

說到思想資源的不同，主要是歷史環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裡不僅有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觀念，這與他們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關。造反派就沒有這種精神資源，他們生長在嚴格封閉的單一思想文化環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種意識形態，就是“毛主席的教導”。不應該忘記那場轟轟烈烈的“學雷鋒運動”，那是一場造神運動，愚民運動。雷鋒精神的核心是什麼？就是林彪為《毛主席語錄》題詞時所書寫的那幾句雷鋒日記：“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就是聽話，效忠！而那本由空洞的豪言壯語拼湊而成的《雷鋒日記》，則是由中國作家協會書記郭小川精心修改加工出來的宣傳品。就這樣，一本語錄，一本日記，如同兩個輪子，人們就是踏著它們滑進那個瘋狂年代的。

魯禮安們的不幸和難能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們因受壓而反抗，而獨立思考，從而衝破思想禁錮，從毛澤東走向馬克思，反過來質疑現存制度，而且不顧偉大領袖的戰略布署，自己組織起來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他們當然沒有想到，這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這裡，他們遇上了1957年的右派，他們之間的思想觀點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這種相近、相通的東西一直延續到1989年。上面談到的右派對這兩次歷史事件的態度，就說明瞭這一點。可惜的是，這種相近、相通之處未能相互傳承，積累發展，並上溯到五四源頭，進行認真的研究總結。

如今，這一切都過去了，成為歷史了，但是有關造反派的真假是非問題並未弄清楚，人們還沒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與受害者（犧牲）區分開來，魯禮安的這本書有助於解決這一歷史公案。書裡有一個附錄，註明瞭有關人物的基本情況，那些曾經為武漢人所熟悉所關注的活躍人物，那些造反派頭頭，不是悲慘的死去，就是淪落到了底層。──前兩年我曾在街頭遇見當年和我一起辦報的那個“中學紅聯”的小劉，那個精明活潑的中學生，如今已是個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為下崗後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認出了我，我卻認不出他了。當時，我不由得聯想到魯迅筆下的潤土，心裡戚戚然無言以對……

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八九點鐘的太陽”，火樣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毀滅了，反轉來又要承擔沉重的歷史罪責，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當然，問題不僅僅在於此，歷史的發展總是要有人付出代價，作出犧牲的；問題在於，是用這沉重的代價掩蓋歷史真相，還是用以換取真正的歷史教訓？魯禮安的這本書既是不平之鳴，更是揭示歷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資料。至於反思、懺悔、評判，那是以後的事。

以上是我讀這本書時的一些想法。我已經年過古稀，魯禮安也已經年近花甲，我們都老了。人老了，去日無多而往昔的記憶甚多，回憶是老年人的特長和專利，所以常常向後看。由此，我又想到了那個養老經，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健康為中心，瀟洒一點，糊塗一點”以及“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等等。對此，我不敢非議，只想修改一下，是為“瀟洒一點，清醒一點，老有所思，老有所為”──獨立自主，無所顧忌，回憶我們曾經有過的青春，像魯禮安這樣，如實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

二00四年中秋之夜於武昌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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