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杜導斌的「獄中札記」(2)
【大紀元10月30日訊】杜導斌在12月4日被公安帶走的當天,孝感市公安局的國安人員和應城市公安就對他的家裏展開了地毯式的搜查,杜導斌家裏的角角落落都搜查到了,每一張紙片都進行檢查鑒定後,認爲是“有問題”的都集中在一起,與電腦、手稿、來往信件、及部分書籍、海外匯款單存根一起搜走了。
在36號室裏,“落實問題”花了近半個月時間,孝感市公安局國安人員從海外網站及《關天茶社》下載了一大撂文章,將其中二十六篇“有問題”的文章要杜導斌一一核對,每一篇都做詢問筆錄,詢問是什麽時間寫的,什麽地點寫的,什麽時間寄出去的,用哪一個電子郵件信箱寄出去的,對方的編輯是哪一個,發表於什麽時間。哪些網站轉載了等等,杜導斌對所寫的文章供認不諱,竹筒子倒豆子直來直去。二十六篇文章,每一篇都由杜導斌核對後,在上面簽上“這是我發於XX網路、XX雜誌社的文章、杜導斌,X年X月X日。”然後蓋上手印。
杜導斌的電腦文存裏,有他的導師郭羅基、洪哲勝及世界各地友人的三四百封信件,杜導斌有一個愛好,多數他認爲很重要的電子郵件信件,他都下載後收藏在電腦裏,另外,他在網上下載了郭羅基、劉曉波、餘傑、東海一嫋、王怡等人的數百篇文章,國安人員都從他的電腦裏複製下來,都一一進行了盤查,三四百封信件,要求杜導斌一一交待來信人的地址、年齡、工作單位、認識經過。這次杜導斌長了個心眼,他對國外友人的信件就如實的介紹情況,因爲國安人員對國外的“煸動顛覆分子”管不了,鞭長莫及。但對於國內友人的信件,他採取了“保護措施”,含含糊糊地說一說他們的情況,對他們的住址、工作單位都回答“不知道”。因此,國安人員曾惱羞成怒地指責他“不合作”、“不老實。”
要求杜導斌“認錯”一直是國安部門的目的,但杜導斌始終不肯認錯,在當初幾個月落實材料的過程中,國安人員一直要改變杜導斌的思想觀點,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杜導斌堅持自己文章中的觀點是正確的,這可能是杜導斌關了長達七個半月時間的真正原因。
負責杜導斌案的是孝感市國家安全局的王培紅、劉祥先、余國平、宋衛、魏友山等一大幫人,將“證據”都落實後,就開始盤問杜導斌的“思想動機”,“作案目的”,要求杜導斌“認罪”,說的好,免罰,出去洗澡,與家人團聚。杜導斌說,這是邏輯推理錯誤,我要認的什麽罪?國安人員說,這樣的態度就不好說了,杜導斌一直不肯認罪,國安人員就採取“誘供”的方式進行詢問,比方說:“你是否認爲,因爲中共政權太腐敗,已喪失了執政黨的能力,所以,你要寫文章進行煸動、以達到推翻的目的?”杜導斌知道其用心,要圍繞他們的問話進行記錄,自然不會承認這種“假設”,在回答問題時,杜導斌不停地糾正,不停地抗議對方問話有圈套,所以,一直堅持不圍繞他們的問話回答問題,問話結束後,要求杜導斌簽上“記錄屬實”,杜導斌看過詢問筆錄後,發現自己回答的一些問題也被篡改了意思,於是簽上“複雜問語,”和簽上“問的不是我的本意,回答的基本是我答的。”這引起國安人及大的不滿,認爲杜導斌“不配合工作。”
杜導斌對國安人員的險惡用心掌握後,已明白他們的意圖,心裏難受之極,隨著新年的臨近,他對兒子及家人的思念與日俱增,難受地吃不下飯,管理人員將這一情況告訴國安人員後,王培紅等人進行了勸慰,杜導斌沒理他們,仍然不吃飯,王培紅等人大發雷霆,大罵他是“狗日的”、“王八日的”,杜導斌不予理睬,一直到自己心情好後,才開始吃飯。
進入中國陰曆的臘月後,36號監室裏在杜導斌前後進來的人該出去的都出去了,該判的都判了,不知是國安人員的有意安排還是看守所的無意安排,將36號室裏送進來四個少年犯,年齡都只有十五六歲,最小的只有十三歲,那些孩子有的是缺少父愛,有的是缺少母愛而走上打架、搶竊等等犯罪道路,這令杜導斌難受之極,因爲他的兒子杜紅玉也只有十二歲,他想:要是自己判刑坐牢了的話,兒子怎麽得到父愛?由誰來管教?但是,國安人員要我認罪,我錯在哪里?我能爲了兒子而不要人格和尊嚴嗎?杜導斌忍受著內心痛苦的煎熬。
王培紅等人也加緊了“攻勢”,在提審時軟硬兼施,設置各種圈套要杜導斌承認“有罪”,只要按他們的詢問意圖回答問題,就可得到“寬大處理”,就可以儘快的出去“過新年”,與家人團聚,杜導斌初衷不改,沒有承認“有罪”的說法。
2003年11月10日,是一個陰沈沈的天氣,看守所的管理人員又將杜導斌從號子裏叫了出來,走進看守所的審訊室,杜導斌只見審訊室坐著五六個人,除了王培紅、劉祥雲外,另外幾個人杜導斌不認識,一個個對他笑臉相迎,但杜導斌感到一種不祥之兆,他從他們的笑臉後面看出一種陰謀。果然,幾個人的笑臉一下子收斂了,王培紅打開文件包,從包裏拿出一張公文紙遞給杜導斌的手裏,並討好地說:“你態度不好,我們也沒法挽救你了,……你簽字吧”。杜導斌接過來一看,見是逮捕令,他頭腦一陣昏眩,心裏一陣不安,他知道,下達逮捕令,意味著自己的案件進一步升級了,雖然他早有這個思想準備,但突然降臨的這一刻,他百感焦急,思緒成千,爲了說幾句真話,他不僅不能出去與孩子、妻子過新年,而且斷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在他猶豫的這一刻,公安人員問:“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這句話提醒了杜導斌,是呵,自己還有什麽要說呢?一百五十萬字的數百篇文章,不是已經說了很多嗎?我跟他們有什麽說的呢?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他們只是執行者,是強權制度下的一條狗而已。想到這裏,他慎重的說:“我沒有什麽要說的。”說完,他在逮捕令的簽字欄裏,龍飛鳳舞地簽上了“杜導斌”三個大大的字。
2004年10月17日星期日于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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