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這個命題是把共產主義當做一種文化來研究。所謂主義，就是主張。

「共產主義就是一種用霸佔（做為實現方法）建立起來的主張」。對這樣一個命題，人人都可以理諭，即使是胡錦濤、溫家寶，在關起門來只對老婆孩子說家常的場合下也不會有異議，只有到了政治局，或面對國民，胡錦濤才會板起面孔說：這是反共分子的破壞伎倆，而溫家寶則多般不會放聲。

我要說：對這一命題的普遍贊同是出於經驗—-即中國的社會事實就是如此。贊同不過就是看到嗎？贊同是對所見事實在狀況上的承認，評定，不過是說所看到的就是這樣一幅畫面。

只要你打開互聯網，到處都是霸佔：國家信訪辦的文件可以創造出「越級上訪」、「非法上訪」；許多地方的戒毒所可以把吸毒人送去賣淫；干了活多年討不到工資；說了實話反而成被告；每畝賣35萬的土地只給農戶500元；縣長書記住宮殿，農民住七十年代的救災棚；無緣無故把人拆磨成殘廢，打死……

共黨中央社會綜合治理委員會發佈的九月份全國示威統計為：有三百一十萬人參加，波及一百七余市，三百九十多個縣，所列原因為：

一、國企下崗、解散、合併職工得不到合理補嚐、安置；

二、群眾合理權益受到損害、剝奪、引發抗爭、訴求；

三、社會反對黨政、公安、司法部門的腐敗濫權行徑和活動；

四、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激起中下層抗掙；

五、政府和有關部門對社會關注事件處置不當，不公，引發反彈；

農村則是：一、地方政府有關部門損害、侵害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利益；

二、地方政府部門的雜稅，逼迫農民反抗；

三、剋扣拖欠農民工工資；

四、提高化肥、農具、種子價格；

五、強制農民無償修建工程，強征農田……

以上共產黨自己的文件所承認的又是甚麼？—-掠奪、霸佔。

可見，從蘇聯的共產教父們在中國豢養出共產黨以來，其基本持征從一開始就是侵略、攻擊、霸佔。共產黨在野時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它篡奪了國家則就蠻橫無理地霸佔。這些都是國人親經的現實—-直觀所得的經驗。

如果要從這些經驗中抽取出普遍的道理，那麼，我要說—-共產主義做為一種學說，它就是專門研究如何實施霸佔的主張。

是為侵略、霸佔尋找根據的學問。

共產主義的本質就是對人類自然而然形成的人文大倫的扭曲、破壞，否定，它用「階級」這個藉口製造仇恨，用鬥爭這個方法毀掉法理，把掠奪、霸佔推到極處。階級鬥爭的本質就是一切全靠武力，何須講理！以上是就現實上講的。

但我們提出這命題卻是一個判斷，判斷是思維的結論。思維是對著概念的，思維可以不必求助事實，只對「共產」做理性分析，就能發現「霸佔」原本就是共產所包含的一個成分、一定品質。

從而就能讓我們醒悟：共產主義實踐所犯的那些罪行，其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人屢犯錯誤，而是「共產主義」做為一個道理所含的機理就是霸佔—-除非不把共產當成社會目標，只要當成制度，對它的實踐就必是霸佔，決無倖免的例子。完成這一求證，我們就不會再把希望指望在那個人的明智上，而應堅決地樹立起掃蕩共產主義的信心，只有民主憲政的制度，只有普適價值才是社會公正的條件—-也就是被胡仔所抗拒的西方的政治制度。

不錯，只從字面上考證，好像不能從「共產」裡直接檢閱到「霸佔」這個品性，這裡的差錯出在：因為實踐要對理論做環節和步驟上的分解，在實踐家那裏，就只是從對事實（現象）的把握出發，比如：既然過去被證明是錯了，實踐家自然地考慮用新路線來予以糾正，並相信一定能夠糾正。鄧小平糾正毛澤東煽動仇恨，挑撥仇斗的路線，其決心不謂不堅，可他最後卻墮於比毛澤東更兇惡更慘忍的屠殺泥沼—-他自己又陷於自己決心要告別的那個罪惡之中，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問題需要的只能是法理上的澄清。

這是因為在我們對既往的檢討裡：那些注重理論探索的人，只對原有理論做機械探尋，看不到理論與實踐之間也有一個機制上的聯繫。他們只看到「共產」一詞的語義並不直接包含霸佔，卻看不到「共產」並不是事物的自在聯繫，不能自已形成。它的實際形成和維持都要求外力的支持，硬要把客觀上並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就只有通過攻擊、霸佔、迫害來完成，不看到理論與實踐之間還有一個機理，形成一個夾角，就完不成「共產」原則的法理求證。共產主義造成我中華近百年的禍亂，要求走出這片沼澤的心情太急迫，故而忽略了對理論與實踐之間那個夾角的考察。

承認共產主義實踐血跡斑斑，看到在共產黨的謊言下掩蓋的路線就是攻擊，掠奪，霸佔並不難，難的是揭示「共產主義」這個良好許願怎麼會必然地導致成攻擊、掠奪，最終導致霸佔。

這是因為：人們一旦將理論確定為實際目標之後，人就成為目標的奴隸，而不是它的主宰。目標是人所追隨的對象而不是被認識，被思維的對象，心目中的目標是不是可靠，這只能是思維認識的課題，而實踐所面對的卻只是任務。人之對於面臨的任務只有一個完成或完不成，達到或達不到，成功或是失敗，而對於失敗的追蹤只能導致出—-「障礙在哪裏」以及「排除障礙」。實踐並不能直接碰上「那障礙與最終目的（最高理念或制度）是甚麼關係？最終目標到底可靠不可靠？」這個求證問題。實踐家只對要達到的目標，要實現的任務負責，義無反顧地去剷除任何「障礙」，並不問障礙來自哪裏—-對於鄧小平來說，他的共產主義，他的四項原則碰上了挑戰，他並不問造成抗議的原因是共產主義，共產黨的領導違反法理所造成，還是抗議者故意挑戰，他要的只是排除抗議，他只要剷除障礙，結果就做出武力鎮壓的決定。

如果鄧小平真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話，那麼，他採取的屠城這個「實踐」所導致的是甚麼？他該看到—-那就是民族大倫的崩潰，全社會喪失了道德，動搖了秩序，共產黨一陷而不能再回頭—-不崩潰它不會反觀自身。

我們這段議論要說明的是：社會總目標或價值理念或制度的本身是一個合法不合法的問題，即是一個道理上的對不對的問題，但由於在實踐中它要被分解成步驟或環節，呈現出來的卻是任務，映入人的視野的就是困難障礙，而不是合法不合法—-明明是政治制度的法理不合法，卻表現為對實現當前任務的困難，實踐家當然站在排除困難的立場上。事實上就掩蓋了法理矛盾（制度非法性），把克服危機的時機推遲或葬送。共產黨所強調的「穩定壓倒一切」，「一切服從主旋律」，「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在中國行不通」……都是圍繞著不丟失政權這個任務（硬道理）而提出的戰略；可是，政權最終是不是要丟失卻是由政權本身在法理上可靠不可靠來決定（這是軟件）。中國社會最終走出困境必須建立在政權合法性上。只從任務出發就掩蓋了「共產就是如何霸佔」這個機理，障蔽了對它的非法性的認識，把矛盾後推，逼著社會走進自爆的解決方式。

因為實踐把目的、制度具有的性質分解為步驟和環節，步驟與環節只能轉換為具體任務，而實踐者只能對任務負責，並不能直接面對目標的可靠不可靠，共產主義做為社會的總目的它的不可靠性（非法性）在實踐上呈現為對任務實現的困難，困難只能迫使人們要求克服，並導致不到對總目的的法理求證上。鄧小平在文革中吃盡苦頭，喚發出要改變現狀的決心，可他能做的只是對已往事實的承認，做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卻並不是對「為甚麼會有這些問題」的理性揭示。這樣一種揭示需要的是反思，而周恩來、鄧小平、胡錦濤都是直觀型思維，解決不了「所以然」問題；那戈爾巴喬夫、哈維爾、趙紫陽才是反思型思維。只是因趙紫陽把興趣放在經濟活動上，沒有機會在思維上留下足跡。近期鮑彤先生介紹的一些片斷，張鋼先生回憶鄧小平南巡與趙的三次接觸；劉曉波先生對事件做的評論；所能證明出的都是—-趙紫陽這個人做事有數。

有數就是不憑相當然，不是單純的憑善良願望，也就是不靠直觀思維，而依靠求證。若抽像劉曉波對胡、趙二人的分析，得到的結果就是胡躍邦老的正直是他的個性，他的活動是他的個性的直接實現，他承認共產實踐中的種種罪行，卻並沒對共產主義這個概念做理性的反思，他沒準備動搖共產主義。但趙紫陽老的活動是建立在對共產反思上的，他要動搖共產這個道理。

因此說「共產黨的本質就是霸佔性」這個判斷必須通過反思才能獲得。

人類是一種感知世界又感知自身的東西，在經驗理性中無論感知甚麼，實際上都是把一個反映形式（概念）套在那被感知的對象上。直觀思維是對實際事實發生的，反思只是對自已思想的思想，是純粹的思，不包含「想」。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們只來解「共產」這個詞，就能發現它包含的攻擊、侵略和霸佔性。在上，我們已指出就是實踐和理論的夾角，現在再指出理論與實際的脫離：

所謂實際，是指客觀世界萬事萬物的獨立性，「共產」已經把「共」這種關係指向了具有客觀性狀的「產」，可是人的獨立性決定了財產的獨立性—-共產實際要完成的是個責任歸屬，可這個歸屬早被自然一勞永逸地完成了—-有關人類世界的一切，都只能圍繞著人的獨立性來旋轉，違背了這一點就陷於死胡同。馬克思提出把「共產」當做促成人類公平的總主張，只是在關係領域內的思考，他忽視了人在存在上的獨立性，那麼，共產主義所以陷於危機的要害就是—-共產主義這個空想損害或埋葬了人在存在上的獨立性—-共產不能像獨立性那樣靠自身的自在完成其存在，就只好呼喚外力來支持其存在—-在共產主義尚未成為事實的條件下，共產黨是對著國府爭奪天下，主要對象是蔣中正及其國民黨，國府外的任何力量都成不了它的妨礙，所以毛潤芝有允許梁漱冥反對階級鬥爭說的雅量，舌戰兩夜而不怒；但當共產主義成為政權的性質，韶山漢子就決不再雅量：他一鬆口，建立在幻相上的共產就如雪球之置於艷陽，不用打它自己就溶化了。

只有把共產只當做認識對像來考證，才能從根上發現它的反動性—-對人類獨立性的蔑視。

這樣我們就不只是根據實踐事實來承認「共產主義」造成的侵略、攻擊、霸佔，而且判定只要它的名義還在，它的在事實上的功能就只能是以攻擊、侵略、霸佔為方法。

我在這裡呼籲的就是不能走保留共產主義名義下的改革道路。

只能走推翻共產主義建立憲政共和的道路。

我希望我的求證能引起對共產制度的堅決拒絕，促成我們重新選擇。

政黨領袖，既處在政黨自身的機理之中，又處在社會、時代與政黨所構成的那個夾角機理之中，就只能受機理的支配卻不能醒悟自知，打著要救國救民的雷鳴閃電，做的卻是越陷越深的繩索，就像可憐的胡錦濤。

胡錦濤既不眼瞎也不耳聾，他當然知道當下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共產主義已處在崩折之中，共產黨已處在人民的普遍而強烈的聲討之中。

但他從這個現實裡滋生出來的卻是—-如何才能讓他的黨不亡？因而他提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建設」—-這個命題的直譯就是：如何保證共產黨不亡；原來胡錦濤是以共產黨不亡為任務發動活動，所以，首當其衝的就是要堵住「西方政治制度的」入侵。

同是自然界的生靈，同是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與胡錦濤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就因趙紫陽是從人的角度而不是黨的角度發生思考，他要對中華民族，對這塊土地，對億萬民眾而後才對黨負起責任。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紫陽老使用的是反思思維，而胡仔卻是經驗直觀。研究胡錦濤的言論不難發現：這位世兄從來未思想他的思想，而是碰上甚麼就思想甚麼。

他從來沒想到要考問「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徵是甚麼」，在此我就毫不猶豫地對他說，共產主義就是用霸佔為方法的主張。

不信可看，中國以外在世界各地，共產主義的實踐有哪一例不表現為霸佔的呢！

仔細想想這五十多年的歷史，共產黨和人民是一種甚麼關係呢？有哪個詞可以概括了這種聯繫的一切方面，又保證湯水不漏？

也只有—-「霸佔」這個詞。

在中國是這樣，朝鮮呢？越南、古巴呢？已經亡故了的蘇聯，東歐諸國呢，無一個例外。還有那短命的波爾布特柬共，更是瘋狂到如狠似虎的程度。

與共產主義的鬥爭，就是同侵略、攻擊和霸佔文化的鬥爭。

民主鬥爭的任務就是用制衡的憲政代替霸佔。

反共就是反霸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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