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節目：台北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頻道《放眼大陸》（主持：黃絹；受訪、整理：楊銀波）
黃：各位聽眾，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來自台灣的聲音。您現在收聽的是《放眼大陸》，我是節目主持人黃絹，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中國農民工調查》，今天是第十一集的播出。請聽楊銀波為我們帶來的新內容。
楊：祖國啊，我們曾經在一面旗幟下追求現代化。現在我實在想不通，沒有了小攤，城市就現代化了嗎？難道是我阻礙了現代化進程嗎？我有這樣大的罪惡嗎？所以才會有戴著大沿帽的人砸我的小攤，毀我的生計和我的尊嚴？！祖國啊，在我的心目中，大沿帽代表的是執法者。他們打我，就意味著我確實有罪。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在他們眼裡卻犯了如此的罪惡，需要用拳頭來懲罰我，需要將我打倒在地……（老蛋：《祖國啊，我只是擺個小攤》）
黃：在上星期的節目裡，楊銀波為我們總結了中國農民工所遇到的根本問題——成本問題，並且進一步提出了從教育和制度這兩方面來改善農民工的處境。在今天的節目裡，楊銀波繼續從如何加強交流，提供給農民工更多的資源，提出他的建議。
楊：這個交流呢，好比我楊銀波今天和你黃絹之間的這種交流。這是甚麼交流呢？我們這是藉助於一個媒體，藉助台北中央廣播電台，面向台灣、中國大陸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來發表我們的觀點，讓他們知道我們還在關注他們，讓他們在我們的觀點當中得到一定的啟發。那麼從他們的批評當中，我們也改進，從中反思另外一些更值得深思的問題。
黃：沒錯。
楊：這是交流的情況之一。那麼把這種交流放在中國農民工的更大範圍之內的交流，就更有意義了。如果說民間和政府這兩者之間能夠良性互動，那麼這種互動的交流就可能帶來改革。我這幾天在日記、筆記當中寫得最多的一款就是關於農民工的交流方面。我想就此提出五個建議。
首先，我希望中國的勞動局（即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能夠為農民工專門編印一些手冊。大概就二三十頁那麼厚，這樣的小冊子可以叫做《農民工進城務工指南》，也可以叫做《農民工務工實用手冊》。把這些小冊子免費發送到農民工手中，一個一個地送，要送到他們的手裡面，不能被誰扣留了。尤其是那些剛剛從打工地點回到家鄉的民工，那麼縣級或者縣級以上的勞動局的工作人員，我希望他們能夠下鄉送送這種小冊子，以這種方式給他們拜一下年。給他們一本小冊子，教會他們維權，讓他們懂得更多的生活、工作、法律知識。還有，我希望對政府起輔助作用的法律援助中心，能夠專門組織一些有司法經驗的人員，編寫《農民工維權手冊》。當然，這是政府方面在編撰、編寫、編印，那麼我還希望農民工自己呢，有空的時候去上一下書店。
在這裡我可以向大家推薦一些我曾經看過的關於農民工維權的手冊，希望農民工買上那麼兩三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外來工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金盾出版社出版的《民工守法維權100問》，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進城農民維權書》，廣州出版社出版的《打工者的護身符》，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的《外來務工人員必讀》，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農民工健康問題系列》、《農民工學校技術系列》等。其實花不了多少錢，也就那麼二、三十塊錢一本，買一本很有必要。我仔細看了這些書，這些書在編寫上其實也沒有甚麼突出之處，一般包括這樣一些方面：勞動權益保護，比如說就業、勞動合同、勞資關係、工時、休息休假、工資；社會保險權益維護；法律幫助途徑，有哪些呢？無外乎就是四種——勞動保障的監察、勞動爭議的仲裁、行政附議、法律訴訟。稍微學一點法律都應當是知道的。多學這樣的一些知識，多看這樣的一些書籍。我覺得在普法上，這個事情要做踏實，要具體下去。
我周圍的朋友也是老在「罵」我，他們問我：「楊銀波，你怎麼天天罵政府？現在這個政府不是已經很透明了嗎？」我說：「不對，光是透明還不行；何況透明到何種程度還得另說。」透明是門面上的事情，要怎麼樣才能夠不算門面呢？要具體深入。你光是擺個門面，我甚麼都是透明的，但是你沒有深入下去。就好比甚麼呢？就好比我今天在這裡「嘰嘰呱呱」的和你談一通，節目一播出來，「哎，這個人，談了一大堆，談了等於沒談，說了等於沒說」。那麼我覺得我自己也應該有這種反省，不能光是說，我還得去具體調查，還得和他們具體談，走進他們的家中，走進他們住的地方，和他們談。談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然後向社會呼籲，這是我自己的職責。那麼我希望政府也能做到這一點，光是透明那是沒有用的，或者叫做沒有多大的用，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具體深入到每一個具體的人。他叫甚麼名字？他遇到甚麼問題？應該怎麼辦？然後通過宣傳普及，通過各種活動，通過各種書籍、冊子、報刊、電視、廣播、網站，來形成一個比較良好的，比較文明的，成本又比較低的維權、保護、支持活動，讓全社會舖開。這樣就能杜絕更多人不知道該怎麼辦，拿起法律和社會資源的武器來。這就是我講的「交流」。
黃：談「交流」，還可以做甚麼樣的交流呢？楊銀波接著和我們提出了「百日維權運動」的構想。
楊：我希望勞動局每一年啟動一個運動，我稱之為「百日維權運動」。過去戊戌變法有個「百日維新」，我不過是改了個稱呼。其實「百日維權運動」在我的家鄉重慶搞過一次，收效還是可以的，但是要持之以恆，那就很難了。我希望每年都有這種有價值的運動，比如說在我們重慶非常著名的朝天門，在公共廣場上接受農民工的諮詢，當然也讓司法機關來幫助他們。談到司法機關，我也希望司法局能夠組織有司法經驗的工作人員，走上街頭，在農民工集中的地方開展法律諮詢。100天以內，集中起來解決這個農民工的大問題，我不要求你每天都在廣場上，只需要持續100天在廣場。每年各個市都這樣去做，這是很有成效的，它對於政府在民間的正面形象和民工與他們之間的交流都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
現在我們老是在感歎，就是「民眾找政府，難啊」，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你一去找，就說「不在」。然後問：「我甚麼時候再來？」對方就說：「這個事情不歸我們管！」又找另外一處，對方又推給別人。誰都不願意得罪一些廠方，怕得罪資本家，這成了一個「問題」。所以我希望這些人吶，讓民眾看一下，可以吧？握一下手，交談一下，商量、商議一下，只有當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時候，問題才有可能解決。大家都跑得遠遠的，我也找不到你，我怎麼辦呢？本來這個事情，你作為政府，你就有這個責任，我納了稅的，我向你交了錢，那麼你該為我服務，這是一個基本的常識。政府工作人員不要成天呆在辦公室，必須走出來！
黃：對。
楊：我再談第三個建議，我突發奇想啊，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和郵政局商量一下，開一個台。我們知道，在中國報警就打110,火警就打119,那麼民工有問題了，打哪個電話呢？我希望有這樣一個電話，比如185、189都可以，民工一有問題就打這個電話，然後附近的勞動部門或者勞動辦事處的人就過來了。這就好比有人在街上打了架，馬上報110,然後民警就過來了。一旦出現勞資糾紛，無法解決、無法協商的時候，直接打這個電話，勞動部門工作人員像民警處理現場一樣，希望能做到這麼及時。這個台開好之後，民工打電話的信息通過聯網電腦告訴給勞動局、工會，對方繼而快速答覆民工。
黃：這個就叫做諮詢專線。
楊：第四個建議，開會是個好東西。大家談出自己的觀點，並實踐交出來的共識，那是有成果的。比如國家生產安全監督管理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人大代表、媒體、工會、婦聯、企業、社科院、法學院，以及其它的一些基金會，我希望這些部門、團體、組織能夠開起會來。這些會議邀請誰來呢？邀請農民工來，讓農民工免費參加這樣的會議。每一種人，比如工會，他們可以說出自己的難處，可以說出他們最近的發展思路，可以向民眾公開宣傳他們自己的辦事程序。同樣，法院、人大代表、媒體等一系列的人，都可以公開交流起來。而且，讓這些農民工也現時現刻地說出自己的問題，可以交換材料，尋求幫助，建立雙方的聯繫溝通方式。這樣的會議開起來，是很了不起的。我希望這種會議90%以上都叫「農民工維權研討會」。
黃：除了開會，交流還有更多的形式。通過交流，我們可以打破固有的殭化模式，注入新血換新思想觀念，這就有必要引進國內外民間的力量。楊銀波繼續為我們提出他的建議——
楊：第五個建議，其實也是開會，只不過不大帶官方性質。光是官方啟動，這從社會職能來說，這是不全面的，甚至可以說是很局限、很狹隘的。那麼我希望會議能擴展到民間，希望非政府組織或者機構，關注打工者權益的報刊媒體等，專門舉辦農民工交流活動，而且邀請跨國公司、境外的慈善機構來參加。將來台灣的慈善組織，我不僅希望大陸政府多多邀請他們來參加政府會議，更希望大陸非政府力量多多邀請他們來參加非政府會議。我為甚麼特別強調非政府組織對這種會議的作用呢？因為我們現在面臨這樣一個大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在近幾年之內都很難解決，那就是外地人來到本地，不同地方的人之間有隔閡，在許多地方無法融合。這就需要打破心理、心靈上的歧視和排斥，需要交流。邀請跨國公司和境外慈善組織，是為了增強維權經驗，而且這個維權經驗具有國際意識。
黃：沒錯。
楊：民間意識和國際意識共同存在，不斷地換新思想觀念，不斷換新各種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綜合素養，這實際上是一個文化的活動！其實我自己也經歷了一個過程，不怕你笑啊。我剛剛到廣東來的時候，因為我是從一個窮的地方來到一個富的地方，最開始也沒有對廣東進行多大的調查，就對廣東人不滿起來了，我老是覺得廣東人在剝削外地人。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租房子，對方答應把房子租給我，可是到了晚上對方又說租給別人了，我說：「你這不是出爾反爾嗎？是不是欺負外地人啊？」那天我還發起脾氣了。之後經過一系列的調查才發現，其實這完全是基於我們自己內心這種過於強烈的潛意識的東西，這種意識本不應該存在。而要消除這種意識，在短期內還不能達成，這就需要交流。對於大多數民工而言，這種交流必須要有中間的機構、舉辦者、協商人。
黃：從教育、制度、交流三方面談過了如何幫助農民工，接下來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工會的作用。
楊：從我瞭解的角度來說，這已經不叫設想了，在部份的地方它已經成為現實，但是很小、很少。現在出現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工會，其中一種就叫農民工工會。工會有幾種建法，一種是建立在家鄉的村裡面。因為民工打工嘛，一會兒到廣州，一會兒到深圳，一會兒到上海，但是有一個地方不變，那就是他們的家鄉。這種在家鄉建立的工會，它的性質和目的只有兩個：一是維權，二是服務。我過去寫過一篇文章，叫《為申辦弱勢群體法律援助中心鼓與呼》，現在有的地方已經把我這篇文章變成現實了。
這裡有一個問題，工會在家鄉，民工在外地，如何維護權益呢？第一，工會要為出去打工的人建立檔案，整理他們的工作場所、聯繫方式的資料等。第二，工會要進行基本的普法教育。第三，工會要發放服務聯繫卡，在這上面打印一些工會、勞動局、人才市場、司法機構、公安部門的聯繫方式。第四，工會要和家鄉的勞動力人才市場建立密切的聯繫，使民工打工不至於跑那麼遠。據統計，目前中國跨省打工的人占35%，大多都在本省之內。本省的工資很低，但成本不高，也挺划算。第五，每年過節的時候，工會可以給外地民工寫信慰問，徵求他們的意見，我覺得這不光是一種鄉情，實際上在維權上它起到了緩衝的作用。這種工會叫原籍村工會。
第二種工會，是農民工在外地建立的獨立工會。我們過去對此談過許多次了，其實最早在90年代中期的深圳就曾出現過，但是沒有成功。2002年在浙江溫州出現過；從2003年7月開始，方纔陸續出現。這種工會有一項活動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民主選舉工會委員和工會領導，如果這種民主選舉真的在全國普遍舖開的話，這從社會角度來講，它有民主意義。這種工會面臨的問題是甚麼呢？是它的組織形式、運作方式、定位、目標、策略、經費來源，這些東西都需要探索。如果僅僅是過去那種官方工會的話，最大的問題是企業老闆可以控制官方工會，這種工會就是有等於無，既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又增加社會成本，加大農民工的負擔。
第三種工會，就是傳統的官方工會。我希望他們能夠發放一種卡——「進城務工人員維權卡」，在卡上標明法律援助中心、輸出地和輸入地工會的電話等等。維權有一點是相當重要的，那就是要形成一個體系，不是說你這個維權成功了，問題就徹底解決了。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它是個普遍現象，那麼面對這個普遍現象，就要建立一個相應的、普遍的、有針對性的維權體系。以上三種工會之間的關係，我希望不是對抗，而是互相協調，互相幫助，互相建立聯繫，互相進行合作。只有這樣，工會在維護中國農民工的權益上，才能又多出一條渠道來。
黃：聽眾朋友，《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從6月10號開播以來，到今天已經是第十一集的播出了。在下週第十二集播出之後，我們為您推出的《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就要正式地和你說再見了。在將近三個月的時間裏，也是來自於農村、也是出生於農民工家庭的大陸作家楊銀波先生從各方面和我們探討了大陸農民工的問題，他也試著提出了各種建議，希望能夠為解決當今農民工的困境找出路。我們但願這一系列的節目能夠激起您對中國農民工問題的思考和更多關注的熱情。
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意見，歡迎您來信到台灣台北市北安路55號中央廣播電台新聞部《放眼大陸》節目（收），或者是直接寫email到trhmc@cbs.org.tw。歡迎您來信和我們做進一步的交流。好的，節目進行到這裡已經到了尾聲了，謝謝您收聽今天的《放眼大陸》，我是主持人黃絹。在節目最後，我們要請聽眾朋友們和我們一起欣賞一首來自中國大陸的新歌——《不滅的理想》，這首歌的作曲和主唱者是盤古樂隊，作詞者就是我們《中國農民工調查》系列的主講人——楊銀波先生。在這裡，先和聽眾朋友們說再見了，祝福您週末愉快。拜拜。
附：《不滅的理想》音樂試聽//media.soundofhope.org/2004/8/20/bumiedelixiang_9m5s.mp3
（大紀元首發）
(//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