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几天前，筆者在閱讀劉鶴守老人惠寄的《沙坪歲月——重慶南開校園回憶錄》時，收到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發來的郵件：《就“一塌糊塗”網站關站事致北大校長書》。於是便有了本文的標題。

現代教育的一座豐碑

重慶南開中學座落於重慶市近郊沙坪壩，始建於1936年，是天津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為應對日本侵略而作出的重大決策，由南開中學部主任喻傳鑒主持建校，初創時叫南渝中學，1938年9月天津本部大規模內遷后，定名為南開中學。與天津南開一樣，重慶南開是一所私立學校，它的建設得力於官方和民間的大力捐助。學校用地由開明士紳廉價出讓，科學館（芝琴館）、圖書館（忠恕圖書館）、女生樓（受彤樓）等校舍由富商捐助並命名。據資料記載，在建校之初，蔣介石面允張伯苓5萬元。抗日戰爭爆發後，天津南開被日軍炸毀，蔣介石又公開表態：“有中國即有南開。”私立南開大學能夠與國立北京大學和國立清華大學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與蔣介石主政的國民黨政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抗戰期間，私立重慶南開中學面向全國招生，來自全國各地的莘莘學子，以報考南開中學為首選，來自全國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任教南開中學為光榮。黃仰山在南開中學讀書時的名字叫黃庭柱，他在《一位戴墨晶眼鏡的老人》中回憶說：“民國29年初秋，我從香港取道海防，經昆明、貴陽，輾轉抵達重慶。我一心一意要投考南開中學。到達學校，教務處一位職員告訴我：‘秋季新生入學考試，已經在十天前舉行過了。’”在這種情況下，是“一位戴墨晶眼鏡的老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這位老人，就是年逾七旬的老校長張伯苓。在《從比較中認識南開》中，黃毅英回憶說：“我在重慶南開只上過高三一個年度（1946-1947）。對南開，我是從比較中來認識的。在此之前，我上過兩個中學，其中在江津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附中讀過四年。但一進南開，就感到正規、朝氣蓬勃和清新。……本來國立學校是靠政府撥款，公費吃飯，伙食標準就很低，再經管理人員甚至工友貪污就更糟糕了。……可在南開一年沒有傳聞過貪污的事，而是在一種清正廉潔的風氣中培養學生的公能精神。”“我因為窮，即使保送我也很難上大學，同學們知道了就主動陪同我到訓導主任關性天家反映困難，關答應在保送書上注明‘該生家境清寒，建議給予貸金。’有了這個前提我才上了大學。前些時我看到《通訊》中寫到：張伯苓校長從學生中瞭解到新聘任的教員中有不符為人師表的行為（受聘不久找學生借錢），就把該教員辭退了。而在女附中教師中有不良品德的，學校根本就不管。……南開學校就像一方淨土、一池清水。”

黃毅英所比較的是當年的國立與私立學校，拿當年的私立重慶南開中學與當下中國一党包辦的公私學校相比，就更是恍若隔世、不堪回首了。重慶南開中學從1936年至1952年共培養15屆畢業生，人數約2000人，另有肄業生約6000人。這8000人後來以從事理工專業和教育事業者居多，其中有25人成為院士。應該說，私立重慶南開中學與此前的私立天津南開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以及同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一樣，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1951年2月23日，75歲的張伯苓在天津逝世，半年後的1952年12月，私立重慶南開中學在社會主義改造中被充公更名為重慶第三中學。在抗日戰爭中都可以生存發展的一座豐碑，從此徹底淪陷。

私立中學的公民教育

私立重慶南開中學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老校長張伯苓對與“允公允能”的解釋是：“公，韓子說：‘背公為私’。南開學生應該為國家盡責，為大眾做事。能，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領。沒有能力和本領，怎麽去盡責、做事？允，含有應當、不能變的意思。擱在一塊兒，‘允公允能’就是：當為公能，奮鬥終生……”這種“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其實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民教育，老校長張伯苓本人，就是現代中國公民“允公允能”的一面旗幟。張伯苓1895年畢業於嚴複為總教習的北洋水師學堂，喪權辱國的甲午中日戰爭促使他選擇了教育救國的終生事業。1937年七七事變後，天津南開校園被毀，在國民黨當局召集的廬山會議上，張伯苓率先主戰。

張伯苓注重學生的群體活動。重慶南開中學的男女學生一律住校，在每天3時半至6時的課外活動期間，學生一律離開教室，不准留在教室裏讀死書，每位學生必須參加至少一項活動。“三點半見”成為同學之間相互聯絡的口頭禪。

校園中的課外活動包羅萬象，諸如球類、體操、話劇、京戲、歌詠、壁報、繪畫、攝影、音樂、勞作、無線電等等，不一而足。這其中以精彩紛呈的手抄壁報，最能凸現南開學子“允公允能”的公民意識和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據馬平《前塵似夢話〈健報〉》回憶：“校方為各社團設置的璧報欄，遙對校門，成一字形排列，佇立在一株株梧桐下，俯視運動場，背倚歌樂山，連接了忠恕圖書館與午晴堂，是從各教學樓到各生活區的必經之處。唯其不僅本身確有所長，並且‘天時地利人和’兼具，影響越出南開校園之外，甚至戰時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一些主要代表，每次出入南開，只要時間允許，往往會在璧報欄前停步。比如，在1946年4月8日重慶版《世界日報》的‘教育界’專欄，就留存了‘3月31日午後，周恩來夫婦悄然來校，在梧桐樹下觀閱各種璧報，見夫人指某報載延安跳舞盛會消息一則，二人相盼’的歷史鏡頭。”“1944年12月初，湘桂戰場潰退，日軍深入貴州，重慶風聲鶴唳，謠傳又要‘遷都’，這是抗戰以來重慶最最寒冷的一個冬天。就在驚聞獨山失守的時刻，針對身為軍政要員的學生家長准備舉家避居西昌、為其子女‘請假’的痛心現象，清晨，升旗式後，已是古稀老人的伯苓校長嚴正表態：‘退學可以，請假不准’；略作停頓之後又說：‘咱們南開已從天津退到重慶，現不能再退。敵人當真來，南開只能與大重慶同存同亡。’……袁澄與我恰恰是此時此地，萌發編輯一個璧報，並取‘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意，以‘健’為名，呼喚‘一切為了反攻’、‘一切為了勝利’。”

《健報》於1945年3月2日出第一期，成員都是初三二組和初三三組的“小毛頭”，年齡在15歲左右。這份手抄璧報以評說國事為主，發表過許多專業水準的“本報專訊”。譬如抨擊孔祥熙家族的《三億美金究竟誰人所有？》，報道巨奸周佛海由滬飛渝的《大漢奸！殺嘸？赦！》。馬平在《前塵似夢話〈健報〉》中，還專門提到學校的璧報審查制度：“當時負有審查璧報之責的訓育主任——綽號‘官腔’、南開大學政治系畢業、頗有口才的關性天先生，懷疑《健報》是否幕後有人‘捉刀’，在找我‘個別談話’之中，幾次要我‘謹防交友不慎’了。”“雖然當時《健報》夥伴，除了對中共黨報《新華日報》並無偏見、甚至還是長期訂戶之外，對與南開是否已有中共組織，也和教師之中誰是國民黨員一樣，同樣都還沒有興趣；對國共雙方都是力求保持一定距離。關某於1945年秋在一次‘時事報告’裏，以《健報》某期所載邵力子氏關於國共談話為例，斷言：‘只有小孩子才會相信，邵力子對他們說心裏話。’我們在題為《敬質關XX先生》的‘社評’裏，就在關XX姓氏之前，加上一個既不必要、且當時缺乏憑據的定語：‘國特分子’。與此同時，又把一篇本來題為《官話、洋話、家鄉話》的短文，改題為《官腔、洋腔、家鄉腔》，未經訓育處蓋章就張貼在璧報欄上。對此，這位訓育主任大人自然很難平靜。只是因為南開素有民主傳統，袁澄和我的家長又與伯苓校長相識，同時關某其人也還需要表現一些‘民主’風度，所以只好一面自嘲：‘小孩子不可理喻’，表示只要‘下不為例’，可以免予‘警告’處分；另一面就是此後每期《健報》編就，都由其本人審查，訓育處才能蓋章。自此每當《健報》送審，為了某則新聞不能用，某個標題該不該改，雙方經常是很不愉快。由於某期《健報》社評被他開了‘天窗’，又不允許在版面上留下‘天窗’——即必須以其他文字補上，否則此期《健報》不得公之於眾；為了抗議，為了揭露，《健報》夥伴就在被檢扣的‘社評’版面，趕寫《報壇苦話》短文，並配一幅似乎模擬‘上上一人’——蔣介石氏之‘標准像’、卻在此公嘴上加一把鎖的漫畫插圖，再以一篇不痛不癢的作文《言與行》虛掩其上。當訓育處蓋章通過，在璧報欄張貼之後，又在中午璧報讀者最多的‘黃金時間’，揭開一角，露出《報壇苦話》及其插圖。及至關某下午上班風聞此事，已經起到‘轟動效應’的此期《健報》，已被《健報》夥伴悄然取下收藏。為了存真，僅80字的《報壇苦話》全文照錄：‘德國人不准南斯拉夫人在報紙上留下空白，被扣新聞後，往往填入以火車時刻表，讀者凡讀到火車時刻表，便知有新聞被扣，唯如遇無火車時刻表可填入時，亦只得打開天窗說亮話也。’”在把國民黨時代的中國與德國法斯西占領下的南斯拉夫進行比較之後，馬平另有一番今昔對比：“‘反右’之年，我收存的全部《健報》，都取去‘供批判用’。至於《健報》殘頁所以幸存，主要因為當時被作為我這個‘年輕的老右派’，早在重慶南開上中學時，就有系統的（！）修正主義的（！）新聞觀點的‘歷史罪證’封存在我的檔案袋裏，才能物歸原主。使我懮患半生的‘罪證’之一，恰恰就是當年矛頭指向訓育主任關某的《報壇苦話》及其插圖，而關某後被證實確系‘國特分子’。一個既可笑也可悲的‘誤會’！”《健報》及《報壇苦話》的矛頭指向，並不僅僅是“還需要表現一些‘民主’風度”的關性天，而且還有當年的“上上一人”蔣介石。到了共產黨時代的“反右之年”，北京大學的右派女學生林昭，並沒有針對新一輪的“上上一人”毛澤東有所不敬，就被投入上海監獄直到拋屍街頭。到了史無前例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女黨員張志新僅僅對毛澤東的老婆江青有所不敬，就在遭受輪奸並割斷喉管後被拉上刑場。馬平先生把自己的“懮患半生”僅僅歸之於“一個既可笑也可悲的‘誤會’”，顯然是精神恐怖下的言不由衷。

重慶南開的璧報與北京大學的關網瞭解過重慶南開中學“允公允能”的璧報，再來看賀衛方教授的《就“一塌糊塗”網站關站事致北大校長書》，有許多事情不言自明。限於篇幅，本文只摘錄這篇記錄當下中國最高學府的精神扼殺和思想專制的極其生動的文獻資料的前半部分：

“許智宏校長，各位校領導：本月13日下午上課時，一位同學面色沈痛地告訴我，‘一塌糊塗’網站已經關站了。一時間，我真的難以相信。雖然近些時日，有關這個網站要被關掉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但是我總是以為不大可能，因為近期政府對網絡的治理似乎針對的是色情，現在色情泛濫的問題並沒有什麽好轉，怎麽會對‘一塌糊塗’這樣的嚴肅網站下手呢？但不幸的是，這次並非誤傳——下課後我上網，果然‘一塌糊塗’已無法登陸，她真的要永遠消失了麽？

“作為本校的一名法學教授，我認為此次關站是一起嚴重的事件。在過去的這些年中，‘一塌糊塗’已經成為包括我校師生在內的全球數以萬計網民的重要資訊源泉和言論媒介。在這裏，人們可以最迅速地獲取對於發生在各地的事件的報道和評論，可以看到被一些官方媒體故意遮蔽的事實真相，一些蒙受冤情而在通常渠道無法讓更廣泛的社會知曉的人們發現了一個申冤鳴屈的好途徑（試想，去年的孫志剛事件如果沒有包括‘一塌糊塗’在內的各種BBS風起雲湧的滔滔言論，怎能最終導致正義伸張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廢止？）。這裏還是我們這所大學與外部社會溝通的重要渠道。世界各地的網友在這裏看到了我校師生的風貌，一些關注我校的人們可以通過閱覽該網相關版面而獲得及時而豐富的資訊，甚至那些批評我校的言論也對於我們檢討自身、改進工作大有裨益。“此外，‘一塌糊塗’還是我們校內教室的擴大。以我個人的經驗為例。我在數年前就在這裏註冊的自己的id，有閑暇就願意在網上與同學們交流。自己的文章貼在這裏，很快就能夠聽到來自網友們的評論；學生們在學習中遇到一些問題，我也願意幫助出些建議。今年上半年，我曾經到我校深圳研究生院為那裏的同學們講課，課下就在‘一塌糊塗’的‘深圳研究生院’版上跟同學們展開對課堂上涉及到的一些問題的更深入討論。這種討論經常持續到深夜，也一直延伸到我回到北京之後。我自己帶的碩士博士生甚至在這裏開設了一個封閉的討論區‘法律的魅力’，大家在一起交流讀書心得，見到新書在這裏跟大家通報，不少同學把論文初稿貼在這裏，我和同門的同學們都可以坦率地提出批評和改進的意見，真正是一個其樂融融的交流場所。我們多麽感謝互聯網的發明者，讓我們有了這種虛擬卻又真實的學術空間！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因為一個我們根本見不到的關站令而破滅了。……”

時間已經過去一個星期，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就“一塌糊塗”關站之事還沒有任何表示，這在當年的重慶南開中學是絕對不可想像的。當年的張伯苓校長的官方職位是國民參政會副議長，校長辦公室常常是賓客盈門，張校長卻堅持把自己的校長辦公室與教務處、訓導處及其它各辦公室設在學生集中的地方，說是“校長辦公室怎能遠離學生？校長辦公室就是為學生、教師辦事的麽，沒有學生算什麽學校！”而當下的北京大學，早已是一黨專政的黨辦學校和衙門學校，區區正部級的北大校長許智宏，按照政治待遇所居住的是配備有專職秘書和保健醫生的戒備森嚴的部長樓。一位普通學生或教授要想見一見這位許校長，恐怕是和登天一樣難。更何況這位校長之上另有一位被叫做黨委書記的太上校長，全體師生之上另有一個比“國特分子”關性天陰險無數倍的機構龐大的保衛處！

當年的重慶南開中學的中學生，可以同時訂閱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以及民間私營的《大公報》。今天的北京大學學生，不僅網站被粗暴關閉，而且連明明是黨的喉舌的香港《鳳凰衛視》、《鳳凰周刊》，都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不能看也不准看。時間已經到了21世紀，半個多世紀前的重慶南開中學的公民教育所達到的民主自由的高境界和高水準，遠非今天的北京大學所能比肩，這絕對不是一座學校的小悲哀，而是一個民族乃至於整個人類的大悲哀！！

2004年9月21日(//www.dajiyuan.com)